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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研究: 兼論與中國文學思想的關聯*

时间:2023/11/9 作者: 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热度: 16417
勾艷軍

  小説觀念是小説家和評論者對於小説主題傾向、審美理念、虚實比例、社會功用、寫作技法等方面的見解。具體到日本的近世時期,小説觀念大都處於不成體系的朦朧狀態,或是通過作品流露出的某種創作態度,或是通過序跋、書信等表達的零星見解,亟待研究者的提煉與解讀。中國文學思想尤其是明清小説理論對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産生了重要的指導性影響,瞿佑、謝肇淛、金聖歎、毛宗崗等評論家的言論,成爲日本小説家創作和評論時重要的理論支撑。當然,由於理論研究先天的薄弱以及“二流文藝”“戲作”的尷尬定位,日本近世小説觀念一直在較低的水準徘徊,再加上小説類型繁雜而衆多,因此相關研究一直未能充分展開。本文擬從不同角度提煉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典型特徵,並從文學與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對其加以綜合把握。

一、 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研究現狀

探究日本古代小説觀念的中國文學思想淵源,是東方比較詩學領域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較之於日本的漢詩漢文以及和歌理論研究,日本古代小説觀念的研究還相對滯後與薄弱。其中,近世是日本古代小説最爲繁榮的時期,近世小説觀念也更爲顯著地接受了中國文學思想的影響,但是圍繞兩者的比較文學及文化研究尚未系統而充分地展開。當然,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學理論的啟示下,一些日本學者圍繞近世小説觀念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久松潛一(1894—1976)在《日本文學評論史 近世 近代篇》中,將日本近世小説觀歸結爲對立統一的“勸善懲惡”和“慰藉娱樂”。他指出,小説往往被視爲遜色於正統文學的遊戲之作、二流文學,而小説家和評論家則試圖借助“勸善懲惡”等教化論調,將被視爲鄙俗甚至罪惡的小説提升到經史子集的地位,這正是“勸善懲惡”和“慰藉娱樂”的對立統一之處。近世中後期的戲曲小説一直延續着這一模式,只是灑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標榜的勸善懲惡大多流於形式。像這樣,久松潛一準確概括了近世小説觀念對立統一的基本特徵,成爲評價近世小説觀的基調。

  原田芳起(1906—1991)的《日本小説評論史序説》是日本第一部較爲系統的小説評論著作,共分三個階段,對日本小説評論的發展史進行了梳理。首先,追溯了日本古代物語意識的萌芽,并具體分析了《源氏物語》的批評精神;接下來,對中世的物語評論書《無名草子》進行考察,指出《伊勢物語》的“諷喻”特質,并分析了歌學和國學研究對於物語批評的滲透。最後,在近世階段,原田芳起延續了久松潛一的觀點,準確指出近世小説觀念“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交錯的典型特徵。他一方面認識到明清小説批評對日本小説作者的深刻影響,一方面也指出日本古典中的“狂言綺語論”“義理人情説”以及戲作精神等,在近世小説評論中依然保有着活力。

  近世小説批評中已經有小説本質論、小説價值論,甚至出現了曲亭馬琴那樣理論和主張體系幾乎已成形的優秀批評家。他的批評觀消化了中國小説批評的知識,以此對中國小説和我朝小説稗史進行評論。另外,近世也出現了完整的紮根於古典研究的文學批評論。從這些近世批評中嘗試抽離出“娱樂慰藉”和“勸善懲惡”理念、“義理”和“人情”理念,可以看出近世批評的兩個側面是相互交織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糾葛以近世特有的風格鋪陳開來。

  《日本小説評論史序説》是日本難得一見的關於小説評論史的專著,作者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既突出對重點作品的深入解析,又由點及面,兼顧對整個時代思潮的把握。可以説,在理論研究相對而言較爲薄弱的日本文學研究界,這是一次非常有價值的嘗試。

  中村幸彦(1911—1998)是日本近世文藝思潮領域的權威學者,在小説觀念方面,其《近世文藝思潮考》《近世小説史》等專著爲相關研究奠定了扎實的文獻和理論基礎。中村幸彦十分肯定中國小説評點對日本的重要影響,特别關注到金聖歎“性格”論的重要啟示:“在中國的小説評論家,特别是金聖歎評點《水滸傳》的《讀第五才子書法》中,經常使用‘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等等‘性格’的用語,耗費最多的筆墨對李逵等人物進行評點。”中村指出,金聖歎的性格論促使上田秋成、曲亭馬琴等小説家領悟到性格描寫的重要性,例如“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語》《春雨物語》,通過作家内省的頭腦情感,賦予了出場人物接近於近代小説的性格。雖然身兼國學者的上田秋成,其作品中仍然殘留着古代説話的形態和寓意,但與中世作品有很大不同的是,寓意并不是覆蓋於故事情節之上,而是藴含於人物的性格和行動中”。

  中村幸彦對近世小説大家曲亭馬琴的小説觀進行了全面考察,很多結論都頗具啟示意義。他指出,在讀本創作的初期(寬政八年至文化三年),曲亭馬琴的小説觀可以歸納爲三點:“一是講述虚誕的故事,二是以通俗的語言來表現,三是具有勸懲的目的。”但這些見解還大都只是對明清小説理論的照搬和模仿,欠缺獨到之處。從文化三年創作《椿説弓張月》開始,曲亭馬琴進入了讀本創作的第二個階段,并參照《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明清小説,確立起“演義體”的寫作方針,且將演義體小説特徵歸納爲“歷史小説”“長篇”“雅俗折衷文體”。在第三個階段,曲亭馬琴一直在虚構怪誕特徵與勸懲教化功效之間搖擺,并嘗試以“寓言”論來合理地解釋藴含勸懲之意的虚誕物語。到了較爲成熟的第四個階段,在天保六年的《八犬傳》第九輯中帙附言中,提出以小説技法論爲主的“稗史七法則”(主客、伏綫、襯染、照應、反對、省筆、隱微)。

  中村幸彦是日本近世文學研究的大家,在漢詩漢文、和歌等諸多領域都有豐碩成果,既紮根於嚴密的實證研究,又有理論的探索與昇華,同時研究視野非常開闊。在《近世小説史的研究》(楓櫻社,1961年)、《戲作論》(角川書店,1966年)、《近世文藝思潮考》(岩波書店,1975年)、《中村幸彦著述集》(全15卷,中央公論社,1984—1989年)等系列專著中,中村幸彦將近世文藝作爲一個整體加以把握,對於小説觀的考察也是在整個時代思潮的大框架内進行的,因此其研究結論非常客觀且具有説服力。在中日文學的比較研究方面,中村幸彦是一位開拓型的學者,具體到小説領域,他十分注重對來自中國文學的素材與理念的追根溯源,同時也致力於對日本小説家獨創性的開掘,爲中日古代小説觀念的比較研究作出了很多奠基意義的工作。

  當然,上述日本學者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有待繼續完善之處。例如,側重於對小説家零散言論的搜集整理、側重於細緻綿密的出典考證,較少做理論上的提煉與歸納,較少結合歷史及文化背景進行宏觀解析;受傳統文學觀念的影響,對戲作小説(特别是滑稽本、灑落本等)研究不够深入,較難客觀地展現日本近世小説觀的全貌;對某些小説觀念的中國文學思想淵源及異同較少做深入的對比分析,較少做進一步的民俗學和文化學考察。其中,被奉爲近世小説評論家鼻祖的曲亭馬琴,其小説評點作品如《水滸後傳批評·半閑窗談》(1831年)、《續西遊記國字評》(1833年)、《讀本朝水滸傳并批評》(1898年)等,都還没有得到翻譯、整理和研究,這爲後來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探索空間。

  在我國的日本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界,圍繞日本近世小説理論的研究也早已展開,以下,筆者將按照代表性專著的出版順序進行介紹。

  嚴紹璗的《中日古代文學關係史稿》(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一書,分兩章考察了日本古代小説的産生與中國文學的關聯,以及明清俗語文學東漸對江户時代小説繁榮的推進作用,并從“複合形態的變異體文學”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古代小説對中國文化由接受到抗衡再到變異的受容軌跡。

  王曉平在《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一書中,對明清小説與日本前近代小説的關聯、明清小説批評對讀本作者都賀庭鐘、上田秋成、曲亭馬琴的影響作出了深入而明晰的考察,并揭示出兩種小説觀匯通與碰撞的歷史事實,很多研究視角與研究結論都具有開創性意義。其《中日文學經典的傳播與翻譯》(中華書局,2014年)一書,對中國古典小説的日本傳播史進行了細緻準確的描述,并重點分析了曲亭馬琴《水滸傳》翻譯和翻案的文化嫁接與傳播考量。

  葉渭渠在《日本文學思潮史》(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中,對古代小説領域内的“浪漫的物哀文學思潮”“性愛主義文學思潮”“勸善懲惡主義文學思潮”進行了梳理與概括。葉渭渠先生考察了“物哀”与日本傳統文學理念的渊源及与儒佛的關聯,并探討了近世本居宣長將其理論化的必然性;以井原西鶴、近松門左卫門爲中心,探討了“粹”“色好み”等审美理念的歷史源流;探討了勸善惩恶理念形成的新儒學文化背景,在深入分析从安藤爲章到曲亭馬琴的劝惩文學論後,對劝惩文學观展开了近現代意义上的批判和反思。

  王向遠近年來在《日本古代詩學匯譯》(上下卷,昆侖出版社,2014年)、《日本古典文論選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日本物哀》(本居宣長著、王向遠譯,吉林出版社,2016年)等著作和譯作中,對日本古典文論如“物哀”“人情”“理”等進行了全面譯介和深入解讀,爲日本文論和比較詩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資料,其中的很多研究視角和研究結論都頗具啟示意義。

  只是,迄今爲止還没有一部專著從中日比較文學、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對日本近世小説觀念及其與中國文學理論的關聯進行全面而系統地考察,已有的學術著作及學術論文由於篇幅所限或研究重點的不同,往往只能涉及近世小説觀念的某些專題,還無法展現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全貌,而這也正成爲本研究的切入點。

二、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主要表現:兼論與中國文學思想的關聯

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發生與發展大都得益於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潛移默化的滋養。日本近世小説家及評論家有選擇地吸取着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精髓,并融合本人、本時代、本民族的文化審美需求,逐漸賦予了日本近世小説觀念更多特殊的内涵與外延。筆者從八大方面提煉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基本特徵,并深入考證其形成過程中的中國文學思想淵源。同時,結合近世學者的明清小説評論和中日小説比較論,力求在探明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指導性影響的同時,發現一些對中國文學理念的取捨、側重乃至偏離,并進一步探究其歷史及文化根源。

  (一) “勸善懲惡”小説觀的主流地位與文化成因

  日本近世即江户時代是儒學的全盛時期,德川幕府推行文以載道、勸善懲惡等實用主義文學觀,小説家迫於幕府壓力也大都通過序跋標榜作品的勸懲教化功效,瞿佑、李漁、馮夢龍、金聖歎等明清小説理論家的勸懲主張成爲其直接的理論來源。勸善懲惡小説觀在完善日本小説叙事、糾正庸俗豔情傾向、滿足民衆樸素願望等方面起到了的積極作用。但很多作品過分强調道德教化而忽視藝術審美,情節怪誕荒謬、人物生硬且類型化,因此勸懲小説觀自誕生起也一直在遭遇抗衡。例如,本居宣長“物哀”論將批判的標靶直指儒佛的勸懲教化,坪内逍遥“人情”説的提出也預示着勸善懲惡小説觀逐漸走向衰落。

  (二) “浮世小説”的世情寫實與批判意藴

  井原西鶴的好色類浮世小説主要表現出町人階級對愛欲的追求與讚美,充滿了濃厚的世俗氣息和輕鬆戲謔的情趣,并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出對束縛人性與自由的封建道德的反抗、對“金錢萬能”社會法則的嘲諷、對“色好み”的質疑和反思。以經濟生活爲主體的“町人物”是浮世小説的另一主要類型,講述了依靠勤勞智慧而發家致富的經驗、總結了因奢侈遊樂而傾家蕩産的教訓,對中下層町人的貧困表現出深切同情,對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也有了一定的認知,并由最初對金錢萬能的熱情歌頌,發展到矛盾迷茫,最終加以調侃和質疑。儘管其質疑并未上升到有意識的理論層次,但仍爲我們理解那段歷史提供了重要啟示。

  (三) “物哀審美”在近世的延續及庶民化特徵

  “物哀”經近世國學者本居宣長的提煉而成爲一種普遍的文學理念,同以往注重就《源氏物語》進行解讀的研究方法不同,課題在評析《源氏物語》物哀表現及形成根源的基礎上,將研究重點將擴展到近世,并指出本居宣長的“知物哀”論其實是在對中國“發憤著書”説的借鑒、與諷喻教誡説的抗衡中逐漸成型的,與中國文學思想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呼唤物語向“知物哀”的審美傳統回歸,在近世偏重勸懲教誡、多滑稽怪誕情節的文藝氛圍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對於道德及社會屬性的完全排斥及對悲美物哀的過度强調,則出自其抵禦來自中國的儒佛外來文化的偏狹心理。

  物哀審美在近世表現出濃郁的庶民化特徵,往往同“義理”與“人情”的博弈相伴而生。近世前期和中期,義理較之於人情佔據顯著優勢,爲忠義主動赴死、受義理桎梏而無奈殉情的例子俯拾皆是,滲透着無常色彩的物哀之情油然而生。到了近世後期,義理的影響力漸趨弱化,義理與人情的衝突不再激烈到難以調和,物哀心緒變得纏綿而幽豔。從物哀審美在近世的演變軌跡可以看出,源自生命本真需求的人情,在與以儒家思想爲代表的封建義理的抗衡中,逐漸取得了優勢地位。

  (四) “發憤著書”思想在日本近世的傳播與變形

  日本近世小説家深刻接受了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發憤著書”思想,但又紮根於本國文學傳統而有所側重和變形。上田秋成在國學思想中“真”“誠”等理念的浸潤以及古典物語的薰陶下,注重抒發人性之哀與恨,過濾掉了家國情懷及道德教誡等因素。曲亭馬琴受到陳忱等明清小説理論家“洩憤”“雪冤”主張的深刻啟示,常通過改寫歷史以發散鬱結,這既是勸懲與果報觀念的體現,也是對古代物語鎮魂傳統的繼承。德川末期儒家權威的衰落和戲作的鄙俗化趨勢,也使得曲亭馬琴心有憤激而寄情於史傳小説。

  (五) “怪奇趣味”的歷史文化溯源及本土化特徵

  對於怪奇文學的特殊嗜好,可以追溯到日本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審美心理,即神道教與佛教影響下對於怪異叙事的熱衷,自平安時代以來愈發興盛的“物怪”信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具體題材方面,奈良平安時代對於六朝至唐宋的志怪傳奇的攝取,爲後世人接受此類作品奠定了文化土壤。到了江户時代,《剪燈新話》以及“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説的東傳,則直接引發了怪異小説流行的熱潮。

  (六) “戲作心態”的盛行與中後期的庸俗化趨勢

  日本戲作在形成之初受到中國“以文爲戲”思想、唐宋年間的戲作詩的深刻影響。戲作栩栩如生地反映出新興市民階級的真實性情,戲作者往往借助玩世不恭的詼諧、嘲笑、反語、挖苦等形式,在類似喜劇的氛圍中達到揭露愚蠢、譴責邪惡的諷刺效果,對壓抑人性的封建幕府進行着消極的反抗。但是,由於充斥着無聊的戲謔玩笑和對情欲的過多渲染,戲作的文學價值經常遭到近現代學者的蔑視乃至遺棄。這主要是因爲身爲四民之末的町人階級作者缺乏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早期戲作中較爲健康的諷刺精神、反禮教傳統漸漸削弱,而消遣娱樂性却呈現出畸形的、瘋狂的增長態勢,戲作者自身也常懷有一種既驕矜又自卑的雙重心態。

  (七) “虚實理念”對明清小説理論的傳承與再發展

  近世初期的假名草子等怪異小説,受到《剪燈新話》等中國志怪傳奇及明清小説的直接啟示,且多與百物語等民俗活動相結合、并時常融入日本傳統的生魂作祟情節。讀本、合卷等史傳類小説在謝肇淛“虚實相半”理論的啟示下,逐漸擺脱“史餘”問題的纏繞,領悟到只有通過藝術虚構才能抵達“遊戲三昧”之境。浮世小説和戲作小説中流露出較强的“寫實”傾向,在情愛糾葛、金錢追逐、滑稽戲謔的紛繁表象之外,還揭示出金錢社會人性的複雜與悲哀、義理與人情的衝突與妥協。

  綜上所述,日本近世小説觀念在整體上注重娱樂性,例如,沉迷志怪趣味、熱衷浮世豔情、重視物哀審美、追求滑稽諷刺等,是新興市民階級娱樂需求在文學領域的典型反映。但在形式上,近世小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佛勸善懲惡、因果報應等理念的束縛,既是對明清小説寫作模式的效仿,也是近世“戲作者”爲避免遭受幕府打壓而採取的韜晦之策。

三、 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整體特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小説觀念并不是涇渭分明各自獨立的,而是交織融匯,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狀態,共同勾勒出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全貌,并在整體上呈現出如下三大基本特徵。

  (一) 現世主義與理想主義: 對立與融合

  總體而言,日本近世小説貫穿着兩種看似截然對立、實則交叉融合的文學思潮,一是紮根於儒家思想及武士道精神的理想主義思潮,一是紮根於新興庶民生活的現世娱樂主義思潮。

  理想主義思潮主要體現爲對“勸善懲惡”理念的標榜與實踐。同中國一樣,在儒家思想居於意識形態領域主流的時代氛圍中,勸懲教化成爲日本小説家經常標榜的創作宗旨。這類小説的主體是内容和形式都嚴格遵循儒家道德準則的讀本,還包括一些借助序跋標榜勸懲以免責或自保的灑落本、滑稽本等。在這些小説中,善惡有報的大團圓結局是作者傾力追求的目標,佛教式的“因果報應”觀念成爲重要的叙事方法,虚誕怪異情節則是吸引讀者興趣的常用手段。

  現世主義的娱樂思潮是日本近世小説的普遍特徵。例如,熱衷浮世豔情、青睞志怪趣味、追求滑稽諷刺等、沉迷哀感纏綿等,這是新興市民階級的娱樂需求和審美趣味在文藝領域的投影。近世初期井原西鶴的浮世小説在栩栩如生描摹市井百態的同時,融入了對現實的困惑與質疑,但繼起的八文字屋本則日漸庸俗化且欠缺新意。到了近世中後期,灑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因過分渲染滑稽豔情而漸趨鄙俗化,這是在義理在於人情的博弈中漸處劣勢在文藝領域的投影,也是新興市民既深受壓抑又找不到理想出路的身份困境使然。

  (二) 縱向延續與橫向攝取: 文學思想的融合與再發展

  日本近世小説延續了古代和中世以來的傳奇色彩、物哀審美、無常史觀等文學傳統。例如,浮世草子借鑒了《源氏物語》以情愛和人性爲主題的叙述模式,人情本繼承了古典物語“物哀”的審美情趣,假名草紙和讀本繼續了古代物語對生魂作祟等怪異情節的熱衷,史傳類讀本則延續歷史物語、軍記物語的無常史觀和實録精神等。總之,日本古代小説觀念發展到近世階段後,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特徵,并在明清小説理論的啟示下漸漸孕育出一些成熟的理念,并且對近現代的小説創作産生了很多的啟示,可以説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

  日本近世小説觀念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還得益於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滋養。日本近世小説家及評論家汲取着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精髓,并融合本人、本時代、本民族的文化審美需求,逐漸賦予了日本近世小説觀念更多特殊的内涵與外延。例如,近世小説家在“虚實相半”“遊戲三昧”理念的啟示下,開始擺脱史餘思想的桎梏;借鑒了“寓言”的思維方式,常常借助怪異虚實來寄寓勸懲内涵;受到“發憤著書”理念的的深刻啟示,或者重在抒發人性之哀、無常之恨,或者在爲悲劇人物洩憤、雪冤、鎮魂;戲作攝取了“以文爲戲”及寓言諷喻的思想,但在創作中日趨向滑稽戲謔傾斜。

  (三) 隱性與顯性: 中國文學思想的雙重浸潤

  日本古代小説自誕生起一直受到中國文學思想的浸潤,很多文學理念已經融入日本文學的血液裏,成爲其重要的文化基因。例如,神話傳説、志怪傳奇對日本小説家“虚構”意識的啟示;“詩可以怨”等文學主張以及白居易的感傷詩系列,促使日本古典物語更加傾向於“物哀”審美;漢譯佛教及佛教故事的傳播,使得無常哀感、虚誕情節與果報理念等深入人心;“以文爲戲”的創走心態引發了日本戲作小説家的强烈共鳴。追溯日本近世小説理念的中國文學思想淵源時,既可以看到措辭、情節等方面的顯性影響,也會發現上述潛移默化的浸潤痕跡,這亦可稱爲隱性影響。

  (四) 浄土、無常、果報: 日本古代小説的佛學色彩與内在意藴

  日本古代小説大都具有濃郁的佛學色彩,浄土、無常、果報是最典型的三個側面。1. 浄土思想是日本佛教的主流且具有明顯的現世特徵: 平安物語的浄土信仰成爲救贖宫廷貴族脱離苦難的精神支柱;中世戰記物語的浄土信仰多與死亡緊密相連,成爲對戰亂中人們渴求來世幸福的終極關懷。2. 無常是日本小説尤其是中世物語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無常既是對人間永無常住的感性歎息,也是對盛者必衰社會法則的理論解釋,更成爲武家社會切身感受的“生死觀”。3. 因果報應思想貫穿日本小説史的始終,它與宿世、輪回、轉生等觀念互爲表裏,成爲藴育日本怪異小説流行的土壤之一,并在近世表現出與儒家勸懲觀念相結合的世俗化趨勢。

結語

日本近世小説觀念還與漢詩文、和歌、歌舞伎、浄琉璃、俳諧等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其發生與發展不能割裂於文學傳統以及當時的文藝思潮,很多小説家也涉足於漢詩及俳諧等諸多領域。例如,浄琉璃的“虚實皮膜論”“義理人情”等戲劇觀、俳諧領域的滑稽戲謔趣味、國學者提倡的真、誠、物哀等理念,都與小説觀念存在着相互滲透的關係。因此,結合其他文藝領域以及整體的文藝思潮,將會更加有助於深化對近世小説觀念的理解。

  日本近世小説絶大部分尚未翻譯成中文,特别是一些專門的小説評論文字、書信序跋等,幾乎都處於原始寫本的狀態,即使在日本也未得到充分的發掘整理。通過對散見於作品、序跋、書信的小説觀念進行系統梳理和理論概括,對於明確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指導性影響意義重大,特别是以曲亭馬琴爲代表的一些專門的小説評論文章,集中體現出中日小説觀念交流與碰撞的痕跡,堪稱寶庫。對這些尚在沉睡的資料進行細緻的翻譯與整理,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這也是本課題今後將繼續完成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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