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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喆《漂海録》版本比較研究*

时间:2023/11/9 作者: 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热度: 16341
鐵 徽

一、 引 言

韓國漢文小説寫本集中在朝鮮時代,其數量之巨、内容之多,爲後世語言學、寫本學、文字學等諸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然而,由於書寫者的隨意性,傳抄過程中的衍、誤、脱等狀况的存在,使得後世學者在研究寫本時,不得不先對其版本進行校勘。

  以“燕行”和“漂海”爲題的文學作品是韓國漢文小説寫本中的一個重要類别。明清時期朝鮮文人墨客記録其在中國行程及與人交往的著述,主要有“燕行録”和“漂海録”兩種。談到朝鮮半島的“漂海”文學,國内較爲熟悉的當屬朝鮮前期崔溥的《漂海録》。近來有學者指出,崔溥的《漂海録》雖爲朝鮮半島漂流文學的發軔之作,但“主要記述的是在陸上(在海上前後僅十六日)中國境内的行程見聞”,因此“現也將其視爲‘燕行録’”。實際上,朝鮮耽羅(今韓國濟州島)人張漢喆所著《漂海録》,記述了濟州島書生在上京趕考途中漂流的始末,詳細叙述其一行人在海上的曲折經歷,全書鮮少提及陸路行程,堪稱朝鮮半島漂海文學的典範之作。張漢喆的漂海經歷,在朝鮮史料中亦有跡可循。據《承政院日記》記載,朝鮮正祖曾召時任祥雲察訪的張漢喆覲見,詢問有關其漂海經歷:

  祥雲察訪張漢喆進伏。上曰: 都政時,此人爲郎廳矣。命善曰: 此人居在濟州,能善文,而見其《漂海録》,則頗有可觀矣。上曰: 漂到何處乎? 漢喆曰: 漂至安南國。而其中有大明遺民子孫,聞朝鮮人來到,皆欣迎矣。上曰: 爾道年事,何如? 漢喆曰: 舉値歉歲,而或有淺深之别,至於襄陽、江陵,頗勝矣。上曰: 市價何如? 漢喆曰: 幾至五兩錢矣。(《承政院日記》,第81册,正祖五年(1781)十一月五日)

  可見,張漢喆撰寫的《漂海録》不僅具有文學研究價值,也具有史料價值。同時書中張氏同其他國家、地區人物交流時所使用的筆談對話内容,也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對於張漢喆《漂海録》的研究僅見姚大勇的文學内容述介(2013)和周玳的俗字研究(2014),其它方面的研究暫未獲知。

二、 版本述介

張漢喆(1744—?),號鹿潭居士,朝鮮後期文士。本是儒學出身,博覽群書,屢中鄉試,但因家貧路遠無上路之資,故放棄上京科考機會。朝鮮英祖四十六年(1770)十月,張漢喆中鄉試解元,在鄉人勸説和官方資助下,決定離開漢城奔赴京城趕考。不料海上行程先順後逆,遭遇諸多挫折,歷盡天災人禍,於次年三月到達京城。却不想天意弄人,落第而歸。回鄉後,張漢喆將海上所見所聞整理成文,即《漂海録》。至英祖五十一年(1775),張漢喆廷試文科及第完成夙願,“命弘文提學李潭科次濟州道科試券,依甲申例,取姜鳳瑞、張漢喆、金慶會等三人並賜第”(見於《英祖實録卷百二十四》),此後官階漸升,歷任假注書、成均館學諭、祥雲察訪等。

  張漢喆《漂海録》主要有漢文版、韓文版和日文版三種。漢文版分爲筆寫本和鉛印本兩種,筆寫本有韓國濟州博物館藏本(以下簡稱“濟州本”)、韓國國立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國圖本”);鉛印本爲張氏後人謄抄本。謄抄本是張氏後人張應善抄録之作。1959年8月4日首爾大學鄭炳昱、張德順等學者作爲濟州島綜合學術調查團成員至濟州島調查。濟州島涯月商業高等學校校長張應善請鄭炳昱等人幫助辨認其先祖遺留下來的文獻,即張漢喆《漂海録》手稿。鄭炳昱等人希望可以拍照保存手稿,然而因文獻是張氏家寶,故這一要求被張應善拒絶。鄭炳昱返回首爾,多次寫信聯繫求見書稿,最後收到了張應善在病中抄録的《漂海録》,即謄抄本。鄭炳昱據此撰寫了題解,並將全文公開發表于《延世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61年第6輯),首次向學界公開了濟州張漢喆《漂海録》。令人遺憾的是,雖然該版本是韓國學界最早發表的濟州本,但因鄭炳昱未見手稿原文,僅由張氏後人轉抄書稿,其中有不少訛誤未及勘正,如作者名稱寫爲“張韓喆”,而非“張漢喆”等。1976年鄭炳昱以張氏謄抄本爲底本,將張漢喆《漂海録》譯爲韓文,由汎友文庫出版社出版發行。至20世紀80年代學界僅以張應善轉寫本和鄭氏譯本爲研究底本。

  李鐘憲以韓國國立圖書館藏《漂海録》爲底本,以懸解堂爲筆名出版了《想念的青山島》(2001)。書中對“國圖本”《漂海録》做了詳細地校勘與整理工作,爲研究張漢喆《漂海録》的版本異同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學界正式公開出版發行“濟州本”張漢喆《漂海録》的學者是韓國慶尚大學的金志宏教授。2009年,金志宏將濟州本張漢喆《漂海録》譯成韓文,漢文手稿原文以附録的形式附於書後。

  儘管如此,韓國學界對張漢喆《漂海録》手稿的出版時間較日本學者晚了近二十年。1990年,宋昌彬因一偶然機會,見到了張漢喆《漂海録》手稿原文,遂將其影印,帶回日本, 譯成日文公開出版發行,書後附有濟州博物館藏原文影印本。應該説,濟州本張漢喆《漂海録》最早是由日本學界公開的。

  (一) 濟州本《漂海録》

  

  韓國濟州博物館所藏張漢喆《漂海録》封面、正文

  

  韓國濟州博物館所藏張漢喆《漂海録》封底

  濟州本《漂海録》除封面外,共有37頁,爲14.5 cm×24.5 cm的綫裝本,半頁十行,每行約24—35字左右,爲筆寫本。書中頂端可見批註字樣。正文多爲端雅的楷書體和行書體,偶見草書和行書混用。封底左上端居中寫有“漂海録”。無序言,正文結尾處標有“歲舍辛卯之仲夏下澣鹿譚居士識”。儘管濟州博物館所藏版本是學界公認的張漢喆《漂海録》的祖本,但從《漂海録》内容來看,其實早在張氏一行人漂至虎山之時,張漢喆便已草就初稿,豈料途中船沉物失:

  升沉存没,物亦有數也。即拆而視之,其中所藏,若紙貨文字之屬,被水翻蕩,皆成泥滓。在虎山時,草漂海日録藏於此,揀出見之,殘缺懷漏,多不可考。然而,意致而臆溯,則可得其領略,亦幸是稿之不泯也。…… 問答文字淹失於青山之海,追記。領略不能記取者多可歎。

  因此這部書稿應是張氏在返回濟州後,根據回憶整理完成的作品。從書中頭注的内容來看,似爲張漢喆後來所作補注。不過在書中張氏等人遇風浪希望避走琉球島部分的頭注“可見學識淵博”,頭注又似爲他人所注。正因如此,學界關于濟州本是否爲張漢喆本人寫就尚存争議。

  (二) 國圖本《漂海録》

  國圖本《漂海録》共一册,118頁,27.2 cm×21 cm。無界,半頁12行,每行約20—22字左右,無魚尾。正文書寫字體爲楷書體。正文頂端無頭注。缺失内容以“○”爲標記,部分行文後有句讀。正文除張漢喆《漂海録》(第1—85頁),還有一些抄録的文學作品,如《祭十二郎文》(第86—90頁)、《對禹問》(第90—92頁)、《上巳日燕太學詩序》(第92—93頁)、《毛穎傳》(第93—96頁)、《殿中少監馬君墓銘》(第96—97頁)、《送孟東野序》(第97—100頁)、《送文暢序》(第100—102頁)、《諱辯》(第102—104頁)、《獲獜解》(第105頁)、《應料目時與人書》(第105—107頁)、《答陳商書》(第107—108頁)、《風月崖主人説》(第108—110頁)、《富甯張進文與仙槎宗人書》(第110—112頁)、《九思翁祭葛嚴文》(第112頁)、《安東士林通文》(第112—115頁)、《東君序》(第116頁)及封底(第117頁),文末標有“漂海録 古文抄 會賢亭”字樣。可以説,國圖本《漂海録》實爲濟州《漂海録》别本與其他抄録書籍的合本。

  

三、 内容比較

爲進一步考察濟州本《漂海録》與國圖本《漂海録》是否爲同源,現就部分内容進行比對,擬探尋二者之異同。二者共性比較明顯,總體叙述内容基本一致,但部分内容相去甚遠。

  首先,國圖本封面序言中交代了張漢喆赴京趕考的背景:

  耽羅之漢拏山,即前劫之瀛洲也。磅礴奇環,髙出世外。上挹星漢,下壓蒼溟。《禹貢》之所未奠,秦煙之所未通。如無三姓之開國。豈有一葦之通?世在亂時,則逃世避兵者之所盤旋;在治世,則涉滄波千里。路走九百有餘里,以求可宦於京師,而往往有漂於海,殣於道而不返者。是固亂時之樂土,治世之惡地也。余於治平聖代,不幸而生於兹,不能與賢豪之士伏以不出者,酣嬉顛倒於魚樵之間。竊慕吴季子之聞韶上國者,厥惟久矣。

  國家特軫遠人複試之難,設陞補初試於島中,如開城府之例,餘於庚寅冬魁是試。

  

  其次,正文内容叙述差異,下文兩例叙述差異較大:

  ① A濟州本

  

  B國圖本

  余於庚寅冬魁是試,鄉之父老,助余盤纏之資,勸余赴試於京師。余之從前屢中初試,不得赴試於京者,以其路隔千里之遠,家乏甔石之貯,無以贏裹遠遊也。今幸有鄉貢焉,有盤纏焉,非所謂以時則可者乎?於是乎,余之京行定焉。有善書者金瑞一,每於試場,從余同硯,而曾被選初試者也。余謂瑞一曰:“吾輩生在絶一域,每聞京都之繁華,而一遭遊覽,難於上天。幸今槐黄之行在即,覌國之願將伸,子盍與我歌鹿鳴而登鵬路,甘作蹩躠之守堂乎?金生欣然諾之曰:“《詩》‘云惠而好我,携手同歸’,非此之謂耶?”時則庚寅之季冬也。

  

  當然,國圖本中也修改了濟州本中的語謬。濟州本中寫道“覌國之願將仲”,此處“仲”應爲“伸”的訛誤,國圖本改爲“覌國之願將伸”。

  ② A濟州本本船沙工李昌成,格軍俞昌道、金順起、金次傑、高得成、鄭寶來、柳一春、李星彬、金夀起、李福日,商人姜才裕、金才完、梁允夏、李道元、朴恒元、金福三、李得春、高福泰、梁允得、李反成、李春三、李大才、金必才、金順泰、張元起,陸商白士廉、金七白,並余與金瑞一,共二十九人,同乘一船。B國圖本

  本船沙工李昌成,格軍俞昌道、金順起、金次傑、高得成、鄭寶成、柳一春、李成彬、金夀起、李福日,商人姜才裕、金才完、梁允夏、李道元、金順泰、張元已,陸商白士廉、金七白,並余與金瑞一,共二十九人。

  上述兩段文字對比可見,國圖本在記述張漢喆同船的其他人名上有較大出入,雖然都寫了“共二十九人”,但實際上國圖本中只有二十人,且將“鄭寶來”誤記爲“鄭寶成”,將“李星彬”誤記爲“李成彬”,朴恒元等九人的名字則被忽略。由於後文中,每次遇險都有關於遇難或失蹤人的名字,因此,此處人名的出現也是必要的,而非可有可無,國圖本的處理有欠妥當。

  金志宏(2009)曾認爲國圖本極有可能爲張漢喆執筆參與的濟州本的修訂本,但是從上述兩例内容比較來看,我們認爲,張漢喆參與修訂的可能性並不大。根據《漂海録》記載可以推算出,張漢喆於1772年左右完成書稿,至1781年正祖傳召張漢喆時,傳召之士對正祖説:“此人居在濟州,能善文而見其《漂海録》,則頗有可觀矣。”可見,《漂海録》自1772年成書至1781年,十年間流布甚廣,民間或有讀者傳抄亦不足爲奇。

  正是由於《漂海録》的流布甚廣,在朝鮮後世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相似的故事情節: 1864年編纂的《青邱野談》卷六《棲碧外史·海外蒐佚本》題爲“赴南省張生漂大洋”;1869年編纂的《東野匯輯》卷七記載“漂萬里十人全還”。故事内容與張漢喆《漂海録》如出一轍。張漢喆在生死的岔路口,似夢非夢之間遇到了一個漂亮的女人,九死一生中活了過來。接下來在現實世界中馬上就遇到了夢中的女子,兩人締結一夜情緣的故事,這是韓國浪漫主義叙事方式的典型代表。關於張漢喆與趙氏女子雲雨後辭别場面,《青邱野談》《東野匯輯》分别採用了不同的表現手法:

  郎如不棄,可因南風時惠德音也,妾當以五年爲限而待之。郎若過限不來,則始可委質他們矣。已而水村雞唱,東天向曙,握手相别,哽咽不能語矣。《漂海録》

  水村雞鳴,東天向曙,握手相别,哽咽不能語矣。

  翌日,舟子告順風,可以利涉。張生乃登舟趋程,二日到康津,入都下,戰藝南省,飲墨歸鄉。以昨年仲冬乘船,於翌年五月始還,漂流得還者七人,死人已化一人卧病云。

  伊後幾年,張生登科,至高城郡守云云。《青邱野談》

  少焉,水村雞喔,握手相别,留以後約。

  翌日,舟子告以順風可利涉。張生乃登舟趕程,二日到康津,入京中,戰藝墨而歸,挈妻趙女作妾。

  後幾年,登科,官至高城郡守。《東野匯輯》

  通過上述文字的比較我們不難厘出源流之序。張氏《漂海録》原文爲1771年漂流歸國後一年内完成,並未描寫一夜浪漫之緣的最終結局,因此給後世文學作品帶來了無限的遐想空間。《青邱野談》以張生和女子惜惜相别作爲結局,也未交代二人的後續情緣。而《東野匯輯》則以多年後張生履約、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浪漫手法爲終。《青邱野談》《東野匯輯》二書結尾處均出現的“官至高城郡守”字樣,不難看出,這是張氏《漂海録》流行後經他人改寫而流傳下來的。從叙事方式角度看,《青邱野談》與《東野匯輯》均未使用日記體,而是以他者(第三人稱)角度叙事。

四、 用字比較

張漢喆《漂海録》在朝鮮時代的盛行及廣泛傳抄,使得筆寫本的源流變得錯綜復發,不過抽絲剥繭仍能發現,濟州本《漂海録》實爲各版本之祖本,國圖本《漂海録》可以説是各流傳本中最接近原著的一個版本。我們選擇幾組具有代表性的詞語修訂,以期探尋寫本漢字及漢字詞的甄選原則及特徵。

  1. 火脱與大脱(濟州本)自火脱距北陸又幾里也。(國圖本)自大脱距北陸又幾里也。

  2. 顰蹙與嚬蹙(濟州本)沙工顰蹙曰:“今日天氣,有風雨之徴,而蜃浮鯨出,亦皆風雨之徴。”(國圖本)沙工嚬蹙曰:“今日天氣,有風雨之徴,而蜃浮鯨出,亦皆風雨之徴。”“顰蹙”,亦作“顰顣”。語出《顔氏家訓·治家》:“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爲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意爲皺著眉頭,形容憂愁。《論衡·自然》中有“薄酒酸苦,賓主嚬蹙”。《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李善注:“嚬蹙,憂貌。”二者詞義相同。“顰”爲“嚬”的異體字。

  3. 厨與廚

  (濟州本)則今夜比炊食于琉球之厨。

  (國圖本)則今夜比炊食于琉球之廚。

  “廚”爲“厨”的增筆俗字。朝鮮寫本文獻中,在原有字形上增添點筆是形成異體字的一個主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濟州本中使用了正體“厨”字,而在後來轉寫的國圖本中使用了異體字“廚”。國圖本中亦有改“岩”爲“巖”、改“怪”爲“恠”等。由此可知,朝鮮時代寫本的正字與異體字的使用是交互上昇的狀態。

  國圖本中也有將異體字還原爲正字的用例,如皈與歸:

  (濟州本)今者日已暮而冥禽始皈。

  (國圖本)今者日已暮而冥禽始歸。

  類似的用法有: 改“跡”为“迹”等。

  濟州張漢喆《漂海録》作爲韓國海洋文學的典範之作,尚有頗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部分。本文僅以濟州本與國圖本兩個版本爲例,簡要總結二者之異同,我們窺探出漢字在朝鮮海洋文學寫本中的傳播與變異情况。

  張漢喆《漂海録》在朝鮮時代的盛行及廣泛傳抄,使得筆寫本的源流變得錯綜復發,不過抽絲剥繭仍能發現,濟州本《漂海録》實爲各版本之祖本,國圖本《漂海録》可以説是各流傳本中最接近原著的一個版本。兩個版本的存在,爲我們窺探漢字在朝鮮海洋文學寫本中的傳播與變異情况,以及圍繞筆寫本展開的校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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