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婧宸

　　

一、 《文心雕龍劄記》的記録者和聽課人

　　

　　

二、 《文心雕龍劄記》與章太炎1909年的國學講授

稿本乙種有授課進度表，作“三月十一日，一至八；三月十八日，九至十八；三月廿五日，十九至廿九；四月初一，三十至卅八；四月初八，卅九至五十。每週一次，五周而畢其事。”其中有月份而無具體年份。根據這份筆記聽課者錢玄同、朱希祖、沈兼士，以及稿紙用日本紙，時賢推定其爲章太炎在日本期間的授課筆記。朱希祖1908年日記今存，記載了當年在日本聽章太炎講授《説文解字》《爾雅義疏》《廣雅疏證》《莊子》《楚辭》，而未提及《文心雕龍》，因此學界對稿本的具體講課年代未有定論。據錢玄同1909年3月日記：

　　3月11日： 講《文心雕龍》八篇，講畢即歸。

　　3月18日： 是日《文心雕龍》講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處午餐。

　　3月22日： 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龍》札記，艸録一通。

　　3月25日： 《文心雕龍》今日講至廿九篇。

　　4月7日： 午後札《文心雕龍》藁弍紙。

　　4月8日，上午去上《文心雕龍》課，今日恰好講完了。

　　由此可知，章太炎從1909年3月11日起，於每週四上午講授《文心雕龍》，至4月8日共講授五次，完整地講完了五十篇《文心雕龍》，故有些學者推測的“未全部講授”，與實際情况不合。講課的地點，3月18日日記有“在炎處午餐”，3月25日有“是晚宿師處”，4月8日有“午後在太炎師處”，知課程開設的地点，均在章太炎的寓所，即民報社處。

　　在日本留學期間的日記表明，錢玄同有借閲同學筆記並加以整理的習慣。今存的錢玄同《説文解字》聽課筆記有兩套，均爲1908年4月至7月間章太炎同一次授課内容的笔記，其中第一套是在錢玄同、朱希祖、朱宗萊、龔寶銓、張敬銘五人的筆記基礎上整理的，第二套則據朱希祖第一次筆記校過。《文心雕龍劄記》稿本乙種和甲種的情况，與錢玄同整理《説文》筆記的情况類似。其中，乙種稿本前八篇與甲種稿本内容基本相同而較爲簡略，至第十八篇而止，是原始的前兩次講課的聽課筆記。甲種稿本至第八篇止，内容較爲詳細，題“藍本五人 錢東潛、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張卓身”，與錢玄同3月22日日記中的“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龍》札記，艸録一通”大體相合，知甲種稿本並不是原始的聽課記録，而是錢玄同借得朱希祖、沈兼士、張卓身等人第一次聽課筆記後加以匯録的産物。其中，稿本的朱宗萊(蓬仙)與日記中的龔寶銓(未生)不一致，當有一誤。遺憾的是，錢氏日記中，僅3月22日、4月7日有整理《文心雕龍》筆記的記録，後來未見整理《文心雕龍》筆記的情况，這也當爲今存稿本至卷十八便戛然而止的原因。

　　甲種稿本封面所題的“文心雕龍劄記”，與傳統意義的“劄記”(亦作“札記”)不同。“札”本來指短木片，後來有讀書筆記之義。自明清以來，“札記”常指考訂類的讀書筆記，但錢氏題“《文心雕龍劄記》”，日記又作“札《文心雕龍》稿二紙”，這並非自己撰寫札記，而是指記録筆記、整理筆記。這份講稿的主講人，毫無疑問，就是章太炎。

　　這份《文心雕龍劄記》揭示了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國學講習會的相關情况。稿本乙種《原道》下有筆記：“文學定誼，詳《國學講習會略説》。”此即日本秀光社1906年刊行的章太炎《國學講習會略説》中的《論文學》。《文心雕龍劄記》中的這份記載也説明，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上，曾印行講義並用於課堂講授。

　　據許壽裳回憶，魯迅曾在課堂與章太炎討論“文學的定義”——“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説：‘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有分别的。’”根據《文心雕龍劄記》看，章太炎曾在3月11日第一次授課時討論過文學定義，《國學講習會略説》也提及“文之爲名，包舉一切著於竹帛者而言之，故有成句讀之文，有不成句讀之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則魯迅和許壽裳也應當聽過《文心雕龍》課程。

　　另據錢玄同日記記録，章太炎在1909年講授的科目，除了《文心雕龍》外，還有《漢書》《毛詩》《文史通義》等。《漢書》《文史通義》是史部著作，在周作人、許壽裳等章門弟子的回憶中，鮮見提及。由這樣的授課方案，也可以窺見章太炎以小學爲基礎，貫通文學、史學、諸子的學術器局。

三、 《文心雕龍劄記》與章太炎《國故論衡》的撰述

《文心雕龍》是劉勰闡述文學定義、探討不同文體流變的文學理論著作。章太炎在講授中，結合《文心雕龍》的文字考證、内容串講，闡發了他獨到的文學見解及對相關文體源流優劣的判斷。雖然稿本今僅存十八篇，但將章太炎的講授内容与章太炎同期的學術著作进行比较，不難發現，《文心雕龍劄記》的文學觀，上承《國學講習會略説》，下啟《國故論衡》的《文學總略》，並與章太炎《國故論衡》中的《論式》《辨詩》《正齎送》等篇的撰作密切有關。

　　就文學的定義而言，稿本乙種的《原道》下及稿本甲種的“總説”，均是對章太炎文學觀的陳述，在對於“古者凡字皆曰文”的觀點上，直接承襲章氏《國學講習會略説》中的《論文學》。《論文學》最初爲章太炎1906年的講稿，經過修訂後曾以《文學論略》爲題，刊載於《國粹學報》丙午年(1906)第九至十一號。在1910年秀光舍《國故論衡》初版付印前，章太炎又將該文大幅修訂，改題《文學總略》，重新刊載在《國粹學報》庚戌年(1910)第五號並收入《國故論衡》。《文心雕龍劄記》中，討論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流變、從總集到别集的變化、文筆之分等問題，其觀點亦與《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前後一貫。

　　就相關文體的討論而言，《文心雕龍劄記》在《諸子》《論説》篇下的笔記，涉及章太炎對論説類文體的發展、優劣的評價，與《國故論衡·論式》篇多同。如乙種《諸子》下筆記“‘雖標論名，歸乎諸子。’古人論皆成書，非如後世之單篇論説”，與《論式》“前世著論在諸子，未有率爾持辯者也。九流之言，擬儀以成變化者，皆論之儕”的觀點一致，章太炎指出，論之源流，原先昉自諸子，後來才發展爲單篇論説。又乙種《論説》下筆記：“論説以釋例、議禮爲最難(指駢文文言)，釋例若輔嗣之《易略例》則得矣，議禮若魏晉間議《喪服》諸文，雖以汪中之能文，亦不能爲其後世也。”推崇王弼《易例》、尊尚魏晉議禮文章，與《論式》中的文學評論，也前後呼應。

　　《文心雕龍劄記》在《辨騷》《明詩》《樂府》《詮賦》下的筆記，涉及章太炎對賦、騷、詩、樂府等韻文文體的認識，與《國故論衡·辨詩》觀點一致。《劄記》乙種在《詮賦》下記載“通言詩賦同，别言則賦爲詩之一體”，《樂府》下記“樂府本於頌，二者皆多無韻”，説明詩、賦的區别，以及樂府與頌的源流，與《辨詩》觀點一致。而就具體作品的優劣而言，《文心雕龍劄記》中尊崇荀卿之賦、屈原之騷，標舉韋孟的四言詩，這些相關表述，也見於《國故論衡·辨詩》篇中。

　　《文心雕龍劄記》對《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等篇筆記，涉及章太炎對頌、贊、銘、碑、頌、誄、碑等文體的辨析，這與《國故論衡·正齎送》也頗有一致之處。如《誄碑》下筆記説：“‘叙事如傳’爲誄之正體，古言誄，今言行狀，唯有韻與無韻之别耳。”章太炎認爲，誄文最初是記述個人生平的一種文體，隨後則演變爲行狀、别傳，這與《正齎送》中“自誄出者，後有行狀”等觀點均一致。

　　1910年，章太炎將他關於小學、文學、諸子的單篇文章，結集爲《國故論衡》三卷，在日本秀光舍以國學講習會名義印行。《國故論衡》初版的篇目，大多經過了從國學講習會課堂講授、期刊發表到編入《國故論衡》的過程，故章太炎主筆的《教育今語雜誌》在爲《國故論衡》作廣告時云：“(本書)用講義體裁，解説簡明，學理湛深，誠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值得關注的是，與《國故論衡》上卷小學、下卷諸子多曾在《國粹學報》發表不同，《國故論衡》中卷文學討論“有句讀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爲五篇”的文章，除《原經》外，均是首次結集刊入《國故論衡》。《國故論衡》中卷是如何最録成帙的？考察《文心雕龍劄記》與《國故論衡》中卷文學篇的源流關係，可以看出《文心雕龍》講授的内容，與《國故論衡》中篇《辨詩》《論式》《正齎送》三篇撰述的關係最爲密切。另一方面，《國故論衡》中卷的《原經》《明解故》對經和解故的探討，未見於《文心雕龍》筆記。這是因爲，雖然“《文心雕龍》於凡有字者，皆謂之文，故經傳子史，以至諧隱皆稱謂文”(甲種總説)，但《文心雕龍》的《宗經》《正緯》所述，並没有涉及經和訓詁類文獻的流變，故章太炎未在《文心雕龍》的講授中展開，而是另外單獨撰寫了《原經》《明解故》，討論訓詁、小學、故事、典故與其他文體的創作之間的相互推動，這體現出章太炎以他深厚的小學功底和敏鋭的洞察力。在課堂講授《文心雕龍》之後，章太炎還曾開設過幾次文學史課程，最後，他將與文學有關的篇目整理寫定後，撰成《國故論衡》中卷的單篇文章。

　　綜上而言，上海圖書館著録作“朱逷先撰《文心雕龍劄記》”的兩套筆記，爲章太炎1909年3月至4月在東京爲國學講習會講授《文心雕龍》的寶貴記録。根據錢玄同日記、《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等史料可以確定，這份筆記的記録者爲錢玄同而非朱希祖，其中稿本乙種是原始的聽課記録，較爲簡略，記録内容自《文心雕龍》卷一至卷十八，爲章太炎兩次授課的内容。稿本甲種是錢玄同1909年3月22日前後整理的聽課筆記，記録内容自卷一至卷八，較爲詳盡，是匯集朱希祖、沈兼士、張傳琨等人的筆記後整理而成。章太炎的《文心雕龍》講課，講授了章太炎的文學定義，闡明了章太炎對相關文體的認識，吸引了錢玄同、朱希祖、朱宗萊、張傳坤、魯迅、許壽裳等人前去聽課，并産生了深遠的學術影響。就《文心雕龍劄記》的學術價值來看，這份筆記反映了章太炎在東京講學的情况，也與《國故論衡》中卷的撰述有著密切的關係，其史料價值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