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冉

引言

張元濟(1867—1959)，字菊生，號筱齋，浙江海鹽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張氏在動蕩的時局中克服重重困難，選取國内外公私藏書之精粹，影印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對我國文化、出版、藏書等事業所作出的貢獻足以垂範千秋。出於古籍影印出版業務的需要，爲了尋訪散佚海外的中華典籍，1928年10月15日至同年12月2日，張元濟以中華學藝社名譽社員的身份赴日本進行了爲期一個半月的訪書活動。張元濟的此次日本訪書及其後續産生的廣泛影響，在近代中日書籍交流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日本游歷過程中，張元濟一行得到了衆多日本學者、友人以及相關機構和組織的歡迎與協助。訪日途中及歸國後，張元濟以贈書的形式向有關各方表達了自己真誠的謝意。這方面的具體情况可見諸現存的張元濟往來書札。前些年，筆者因一次偶然的機緣在日本購得1930年張元濟致日本某會的一紙信函。書信内容正與張氏1928年的訪書活動有關，尚未被全集收録，現就此資料作一簡要介紹。

一

如圖一所示，該信紙爲十六行朱絲欄牋紙。展開平放，紙高27.5厘米，寬30.8厘米；邊欄高20.7厘米，寬25.7厘米。紙上現存清晰摺痕，顯示信紙曾經整齊地收叠於信封之中。按摺痕復原，摺叠後的信紙高17.7厘米，寬7.7厘米，如圖二所示。

　　

　　圖一

　　

　　圖二

　　此信全文用工整的館閣體楷書書寫而成。格式謹嚴，頗爲鄭重。張元濟早年出身前清翰林，對於科舉中必須使用的館閣體書法自然是駕輕就熟。然而末尾落款爲“民國十九年六月十五日”，1930年的張元濟已是64嵗，且平日古籍整理等事務繁多，綜合各方面因素來看，初步判斷這封書信可能并不是由張氏本人親筆謄寫的。以下略施標點，抄録全文。

　　敬啟者： 前歲東游貴國，仰荷德隣盛意，開會歡迎。雖未能遍揖英賢，實已引爲榮幸，至今感佩。元濟夙有輯印敝邦舊本正史之願。蒐集十餘年，先後得宋元佳槧。今始校訂蕆事，定名曰“百衲本二十四史”，已付商務印書館影印。一切義例具詳叙言。特奉上見本一册，伏希鑒納。想貴會人才淵藪，愛重同文，必有以教正而導揚之也。如蒙賜復，請即用貴國文字，通函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鄭貞文君手收。鄭君精習貴國文字，至便迻譯。合併陳明，專此敬頌。

　　

　　鄭君貞文附筆問訊

　　信中所説的“見本一册”，即《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出版于1930年3月。全書包括《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緣起》《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樣張》《優惠定户簡章》《定單》《重價徵募薛居正〈舊五代史〉原書》《訪求宋元舊刊諸史闕卷》等内容。所謂“一切義例具詳叙言”中的“叙言”當指由張元濟親自撰寫的《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緣起》。

　　檢《張元濟年譜長編》1930年諸條可知，《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一經問世，張元濟隨即便把此書寄給胡適(1891—1962)、劉承幹(1881—1963)、汪榮寶(1878—1933)、汪兆鏞(1861—1939)等國内同好。5月29日，他又托人將該書轉呈德富蘇峰(1863—1957)。現從《年譜長編》中摘録其中幾封涉及樣本贈送的張元濟書札如下：

　　4月10日 致劉承幹書

　　弟夙懷輯印舊本正史之願。經營幾及廿載。(中略)先後集得宋元舊槧逾二十種。頻年校閲，足以訂正殿本訛誤者，指不勝屈。兹由商務印書館景印發行，謹呈樣本一册，伏乞俯賜披覽。

　　4月22日 復汪榮寶書

　　積十餘年之心願；訪求古本，除《明史》外，餘皆得有宋、元舊槧，均足補殿本全史闕誤。陸續校訂，今始告成。名曰“百衲本二十四史”，由商務書館影印發行。(中略)謹呈樣本一分，伏乞教正爲幸。

　　5月29日 致德富蘇峰書

　　前年東游貴國，歸後曾於上年三月初肅寄寸函。(中略)曩者有搜印舊本正史之願，訪求積十餘年，先後得宋元佳槧甚多。今已校訂蕆事，付商務印書館分期影印。謹呈見本一册，義例具詳叙言，乞賜覽觀，加以指教。

　　不難看出，以上三例與此次介紹的6月15日函在行文表述等方面多有雷同。這一點正説明上述信函大致産生於同一時期，都是《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付梓之後，張元濟向海内外同道及相關機構贈書時吐露的心聲。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提到《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時，投遞國内的信函或云“樣本一册”，或云“樣本一分”，都説的是“樣本”；而在寄往日本的書信中張元濟用的却是“見本”這個詞。“見本”(みほん)一詞在日語中正是樣本之意。或許是考慮到倘若直言“樣本”，對方有可能不甚明瞭，故而在這裏特意使用了一個更符合日語表達習慣的詞吧。一字之差，亦可見張元濟盡量爲他人著想的細心之處。

二

想來，張元濟身邊能够爲他在日語表述方面提供建議的人物，當首推其時供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鄭貞文(1890—1969)。鄭氏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曾任中華學藝社總幹事。1928年10月中華學藝社第五次學術視察團赴日出席日本學術協會第四届大會，張元濟正是以學藝社名譽社員的身份隨團東渡。在日訪書期間，也是全程由鄭貞文陪同考察。

　　6月15日函末尾云：“如蒙賜復，請即用貴國文字，通函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鄭貞文君手收。鄭君精習貴國文字，至便迻譯。”這段話一方面再次體現了張元濟對日方的體諒及關照，另一方面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訪書歸國後鄭貞文對後續相關事宜的持續參與。信件落款後，張元濟還不忘囑咐：“鄭君貞文附筆問訊。”由此可見，彼時與張氏的這封書信一并裝入信封同時寄出的應該還另有一封鄭貞文執筆的書函。而且既然“精習貴國文字”，鄭氏所附信件很可能是用日文寫就的。令人遺憾的是，筆者案頭現僅存張元濟的這一紙書札，既不見“鄭君貞文附筆問訊”的部分，也無緣知曉信封的原始面貌。

　　之所以覺得遺憾，主要是因爲周邊信息的缺失導致該信函的解讀尚存一點重大的疑難。那就是張元濟的這封信是寄給誰的？張氏在信中所稱的“貴會”到底是日本的什麽會？以下，結合信件的具體内容試分析收信者所要具備的兩個條件。

　　(1) 1928年張元濟赴日訪書途中，該會曾特意組織歡迎會。(“前歲東游貴國，仰荷德隣盛意，開會歡迎。”)

　　(2) 該會人才濟濟，且非常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未能遍揖英賢”，“貴會人才淵藪，愛重同文。”)

　　再檢《張元濟年譜長編》可知，東渡訪書期間，張氏多次出席日本漢學家組織的歡迎會、座談會。此類活動多以個人名義召集。以協會名義組織，且最符合上述兩項條件的事例，當屬1928年11月18日，張元濟參加由日本斯文會舉辦的歡迎晚宴。

　　事情的緣起是當年11月12日，日本斯文會服部宇之吉(1867—1939)、宇野哲人(1875—1974)、鹽谷温(1878—1962)聯署致書張元濟，約請18日下午5時30分於日本橋區檜物町25號香蘭亭出席歡迎會。18日晚，張氏應邀赴宴。當日，張元濟與鹽谷温之間互有詩文酬和。

　　日本斯文會的前身是成立于1880年的斯文學會。1918年，由斯文學會發展成爲公益財團法人斯文會。斯文會是東京孔廟“湯島聖堂”的日常管理機構。該會每年負責祭孔典禮的組織、漢學講座的舉辦以及學術雜志《斯文》的發行。如前所述，在張元濟訪日的上世紀二十年代，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鹽谷温等日本著名的漢學家都是斯文會的會員。

　　綜合以上諸條綫索來看，圖一所示1930年6月15日張元濟書簡的投遞對象很可能就是“人才淵藪，愛重同文”，且於1928年11月18日晚間專門“開會歡迎”張元濟到訪的日本斯文會。當然，若要進一步夯實目前的推論尚需要其它材料的佐證。相關問題似可留待後考，本文暫且還是把此次收集到的資料命名爲“張元濟致日本某會信函”。

結語

1928年東游途中所得到的各方關照，令菊生老人“感佩”良久。反過來説，短短一個半月的日本訪書之所以能取得豐碩的成果，一定程度上也歸功於張元濟本人的人格魅力。諸橋轍次(1883—1982)曾在日記中稱贊：“張氏是品性高尚的學者。”1929年1月，當時執掌静嘉堂文庫的諸橋轍次爲了方便張元濟派來的攝影師拍攝館藏古籍，主動把自己的文庫長辦公室讓出來作攝影室使用。張元濟聞訊後甚爲不安，寫信指示東京的聯絡員設法另造一板房以完成拍照。兩位學問大家彼此惺惺相惜，一段跨越國境的知己之交至今堪稱美談。

　　以小可見大，見微可知著。透過書札上的隻言片語，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歷史人物的個性與爲人。在解讀“張元濟致日本某會信函”的過程中，筆者同樣感受到張氏講禮數、重情義的行事原則，感受到這位温文長者性格上的謙和與細膩。由此不禁讓人聯想到1930年11月胡適離開上海時對張元濟的評價：“菊生先生太拘禮，每見客必送出大門，故我怕常去擾他，但他的功力之勤、任事之忠，皆足爲後生的模範。能常親近夢旦、菊生兩公，是我一生的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