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紹香

一、 譯 介

郭沫若的詩歌，作爲中國新文學作品，先於魯迅的小説，最早走出國門，被引入日本。1922年，日本翻譯發表了郭沫若的《三個泛神論者》、《地球，我的母親！》、《司健康的女神》等7首(載大西齋、共田浩編譯《文學革命與白話新詩》)。而蘇聯對郭沫若的譯介則較晚，始於20世紀40年代初。

　　1940年7月28日，蘇聯《文學報》譯載了郭沫若撰的《兩種文學關係》，從此拉開了俄譯郭著序幕。

　　1941年，蘇聯《國際文學》第1期，發表了郭沫若的《來自中國的信》。

　　1943年，《國際文學》第1期，翻譯發表了由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中國作家署名的《致蘇聯作家協會函——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5周年》。

　　1948年，蘇聯《外貝加爾人》發表了П.科馬羅夫翻譯的《中國詩選》作爲《文學藝術作品選集》第2集，選譯了郭沫若、艾青、田間等中國詩人的詩歌作品。

　　1951年，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著《屈原》(話劇)，費德林(Н.Федоренко)翻譯並作領銜論文，向讀者介紹和評論這部劇作，在俄蘇社會産生了强烈反響。

　　1953年，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文藝作品選集》俄譯本，由費德林主編并撰領銜文章《郭沫若生平與創作》(第3—16頁)，郭沫若爲選集撰寫的序言(第17—19頁)。内容包括： 詩歌(第2—86頁)，短篇小説、劇作(第87—308頁·短篇小説——Н.帕霍莫夫譯，劇作《孿生兄弟》——В.彼特羅夫譯、《屈原》——費德林譯)，論文(第309—347頁。Г.蒙澤列爾譯)。

　　同年，同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中國作家短篇小説集》，費德林主編并撰序言，選譯了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

　　同年，莫斯科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國詩人詩集》，費德林主編並作序言，В.彼特羅夫撰《作者簡明傳記資料》，其中選譯了郭沫若的五四新詩。

　　1955年，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選集》俄譯本，費德林、郭沫若主編，費德林撰領銜文，В.彼特羅夫注釋，А.基托維奇、Ю.阿列克桑德羅夫、В.魯德曼、Б.穆德羅夫、Н.帕霍莫夫、П.林、В.彼特羅夫、費德林、Г.蒙澤列爾等翻譯。

　　同年，同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中國作家短篇小説集》，費德林主編並撰前言，其中也收入了郭沫若的作品。

　　1958年，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費德林主編的俄譯本《郭沫若文集》Ⅰ—Ⅲ卷。

　　1959年，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費德林主編的《中國新詩集》(1919—1958)俄譯本，譯者有Л.艾德林、Л.切爾卡斯基、А.基托維奇、Г.亞羅斯拉夫采夫、А.艾弗隆等35位翻譯家。其中選譯了郭沫若的新詩。

　　1978年莫斯科出版了Л.切爾卡斯基譯、作序及注釋的《40位詩人： 20—40年代中國抒情詩》，其中收録了郭沫若新詩若干。

　　1990年，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費德林主編的《郭沫若文集(詩、劇、小説)》

　　俄譯本，全書624頁，煌煌巨著，内容包含詩歌、劇本和中短篇小説，十分豐富。

　　從1940年至1990年的半個世紀間，如果不計蘇聯《文學報》、《國際文學》、《外貝加爾人》、《真理報》等報刊雜誌和選譯多人作品的《中國文學集》、《中國詩選》、《中國作家短篇小説集》等零星譯載的郭沫若的詩歌、散文、劇作和小説的話，俄蘇至少翻譯出版了郭沫若單行本和專著如《屈原》(話劇)、《郭沫若文藝作品選集》、《郭沫若選集》、《郭沫若文集》Ⅰ—Ⅲ卷和《郭沫若文集(詩、劇、小説)》等7部大部頭著作。除《屈原》外，每部都是五六百頁的煌煌巨著，十分壯觀。如最後這部譯著《郭沫若文集(詩、劇、小説)》，共624頁。其中選譯詩集《女神》的12首： 《序詩》、《鳳凰涅槃》、《心燈》、《爐中煤》、《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地球，我的母親！》、《夜》、《鷺鶿》、《晴朝》、《天狗》、《晨興》等；詩集《星空》的13首： 《星空》、《洪水時代》、《月下的“司芬克斯”——贈陶晶孫》、《苦味之杯》、《新月》、《雨後》、《黄海中的哀歌》、《江灣即景》、《燈臺》、《夕暮》、《暗夜》、《地震》、《兩個大星》；詩集《瓶》的《獻詩》等19首；詩集《前茅》的詩8首： 《序詩》、《留别日本》、《上海的清晨》、《力的追求者》、《朋友們愴聚在囚車裏》、《歌笑在富兒們的園裏》、《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暴虎辭》；詩集《恢復》的13首： 《恢復》、《抒懷》、《黑夜和我對話》、《歸來》、《詩的宣言》、《對月》、《傳聞》、《如火如荼的恐怖》、《巫峽的回憶》、《金錢的魔力》、《血的幻影》等；詩集《戰聲》詩11首： 《們》、《詩歌國防》、《瘋狗禮贊》、《紀念高爾基》、《前奏曲》、《中國婦女抗敵歌》、《民族復興的喜炮》、《戰聲》、《血肉的長城》、《所應當關心的》、《題廖仲愷先生遺容》；詩集《蜩螗集》詩13首： 《罪惡的金字塔》、《頌蘇聯紅軍》、《祭陶行知先生》、《中國人的母親》、《紀念李公朴和聞一多》、《“十月”感懷詩》、《歌唱老漁工》等；詩集《歌頌新中國》，其中詩作3首，未編入詩集的詩11首，選自《重返日本》集中的詩2首，關於埃及的詩5首。另外翻譯歷史悲劇3部： 《孿生兄弟》、《屈原》、《虎符》；中短篇小説有《漂流三部曲》、《落葉》、《月蝕》、《紅瓜》、《函谷關》、《陽春别》、《喀爾美蘿姑娘》、《孔夫子吃飯》、《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將死》、《楚霸王自殺》、《司馬遷發憤》、《賈長沙痛哭》、《雞雛》等17篇/部。本著共譯載詩歌110首，劇本3部，中短篇小説17部。加之其他6部巨著所譯載的郭氏著作，可以説，郭沫若的文藝和學術的代表作品基本都已譯成俄文在俄蘇出版。俄蘇漢學家們對弘揚中華文化和加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值得敬佩！

二、 研 究

俄蘇對郭沫若的研究是與譯介同步進行的。

　　1940年，蘇聯作家羅可托夫致郭沫若函，表示對郭沫若的尊重和敬意。載同年12月20日《新華日報》。

　　1941年，蘇聯Р.巴甫連珂致郭沫若的一封信，載同年11月2日《新華日報》。同年，蘇聯友人祝賀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載同年11月16日《新華日報》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另外，同期還收到蘇聯米克拉舍夫斯基、凱緬諾夫、潘友新分别發來的慶賀郭沫若創作二十五周年的賀柬(載1941年11月16日《新華日報》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這些賀柬都給郭沫若的創作以高度評價。

　　1942年，蘇聯作家卡爾曼給郭沫若的信，載同年12月30日《新華日報》。

　　1944年，費德林發表《論郭沫若之〈屈原〉》，載同年6月《文藝創作》第3卷第2期。全面論述了郭沫若及其《屈原》創作的重大成就。

　　1945年，郭沫若赴蘇，受到蘇聯各界的熱烈歡迎。柳亞子爲此賦詩一首《送郭沫若先生赴蘇》，載1945年7月30日《新華日報》；同年，言行出版社，也出版了《郭沫若歸國秘記》(殷塵著)。

　　1946年3月18日《新華日報》發表了《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致郭沫若的信》，高度評價了郭沫若對中蘇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貢獻。

　　1953年，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文藝作品選集》。出版後，蘇聯報刊連續發表了9篇評論文章：

　　1. Е.茹科夫《偉大人民的代言人》，《莫斯科真理報》，1953年4月30日。

　　2. Б.利西查《中國人民的優秀作家》，《晚間列寧格勒》，1953年6月17日。

　　3. И.謝爾格耶夫《偉大民族的詩人》，《蘇聯文化》，1953年7月11日。

　　4. Е.謝列勃里亞科夫《愛國作家的聲音》，《列寧格勒真理報》，1953年7月4日。

　　5. К.西蒙諾夫的評論，《文學報》，1953年4月18日。

　　6. Н.季洪諾夫的評論，《真理報》，1953年6月29日。

　　7. В.托克馬科夫： 《俄語譯品中的郭沫若》，《西伯利亞之火》，1953年。

　　8. Б.尤林的評論，《接班人》，1953年第13期。

　　9. Р.伊茨評《郭沫若文藝作品選集》，《十月》雜誌，1954年第7期。

　　1954年，波蘭科學院舉行年會，授予郭沫若榮譽院士，載1954年5月13日《人民日報》。

　　1955年，費德林發表了《郭沫若——〈郭沫若選集〉俄譯本序言》。

　　1956年，費德林出版漢學專著《中國文學》(亦譯作《中國文學史綱》)，其中第十章至第十五章，分别以專章論述了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趙樹理、艾青，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8年，費德林發表《郭沫若的創作——〈郭沫若文集〉俄譯本第一卷序言》。

　　同年，Л.С.瓦西里耶夫發表《郭沫若關於中國古代奴隸社會的研究》(載《蘇聯中國學》1958年第2期)。

　　同年，費德林爲俄譯本《郭沫若選集》第1卷撰寫了《前言》，全面、系統地評論了郭沫若的文學創作。

　　1959年，費德林的《〈中國新詩集〉(1919—1958)俄譯本前言》突出評論了郭沫若對中國新詩發展的貢獻。

　　1960年，Л.艾德林發表《新中國文學發展概述》，兼論郭沫若。

　　同年，В.Ф.索羅金發表《中國話劇藝術發展的基本階段》(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革命問題》)，也强調了郭沫若對中國新劇發展的貢獻。

　　1961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了С.Д.馬爾科娃的研究專著《郭沫若的詩歌創作》，全面深入地研究郭沫若的新詩創作，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

　　1962年，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了В.索羅金、Л.艾德林專著《中國文學簡論》，在五四時期和抗戰時期的有關章節都對郭沫若進行了充分的論述。

　　1967年，Л.Е.切爾卡斯基發表了《論五四詩歌中的人道主義問題》(載《東方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思想文集》)，對郭沫若的新詩給予了積極肯定和恰當的評析。

　　1969年，Ю.М.加魯申茨爲《1919年五四運動在中國： 檔案資料》撰寫了《序言》，也涉及不少郭沫若的新詩資料。同年，Л.Е.切爾卡斯基發表了《論中國新詩的分期》(載《遠東文學理論問題》論文集)，較多評析了郭沫若的新詩。

　　1971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了В.С.阿德日馬穆多娃著《郁達夫和創造社》，也涉及并評析了郭沫若的詩歌創作活動和社會學術活動。同年，Л.Е.切爾卡斯基發表了《五四時期的詩歌》，載《五四新詩與西方文學》，《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重點評析了郭沫若的新詩。

　　1972年，Л.Е.切爾卡斯基著《中國20—30年代的新詩》，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郭沫若仍是被重點研究的詩人之一。

　　1973年，費德林發表了《革命的10年： 1920—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載蘇聯《外國文學》1973年第9期)，也對郭沫若詩歌創作進行了仔細研究和細緻的分析；同年，蘇聯科學院爲祝賀通訊院士費德林60周歲誕辰，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在蘇聯》(東方文學主編，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該著也對郭沫若著作進行了學理的研究和科學的分析。同年，費德林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問題》，其中《中國革命文學20年》一節，也多處評析了郭沫若的創作成就；同年，А.Г.什普林欽著《論20—30年代蘇聯出版的漢語文學》，載《中國文學研究在蘇聯》，也充分評析了郭沫若的新詩創作。

　　1975年，Л.Е.切爾卡斯基發表《〈五更天——二三十年代中國抒情詩集〉俄譯本序言》，也深入研究了郭沫若的新詩創作。

　　1986年和1987年，費德林分别發表了《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在蘇聯》Ⅰ和Ⅱ(前者載蘇聯《遠東問題》1986年第4期，後者載《遠東問題》1987年第1期)。這兩篇論文重點介紹了В.彼特羅夫、Л.切爾卡斯基和С.馬爾科娃對中國新詩的研究和成果，自然也包括對郭沫若新詩的研究成果。

　　1990年，莫斯科出版了郭沫若文集俄譯本《〈郭沫若文集——詩、劇、小説〉》，費德林爲其撰寫了《俄譯本序言》，全面、系統地對郭沫若其人、其作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縱觀俄蘇郭沫若研究史跡，不難發現，著名漢學家費德林、С.Д.馬爾科娃、Л.Е.切爾卡斯基、В.Ф.索羅金、Л.З.艾德林、В.С.阿德日馬穆多娃、Л.С.瓦西里耶夫、В.托克馬科夫、Е.謝列勃里亞科夫、Е.茹科夫、Б.利西查、И.謝爾格耶夫等，都對郭沫若著作的譯介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就專著而言，成就最大者，當屬費德林和馬爾科娃。

三、 評 價

郭沫若是世界級的大詩人、大作家、大學者，俄蘇讀者、作家、漢學家大都對他非常敬重，對其詩歌、劇本創作和學術著述評價很高。尤其資深漢學家費德林，“屈原”情結將他們緊緊地連在一起。郭沫若對《詩經》，對《楚辭》、對屈原都有精深的研究；而費德林從年輕時就非常喜歡《詩經》、《楚辭》和屈原，並希望將來能翻譯和研究他們。所以1940年代初，他就選擇了《屈原的生平與創作》作爲自己的主攻方向和博士論文課題。最終在郭沫若的“指點”和幫助下，費德林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所以，他稱郭老爲其“恩師”。真誠的學術交往，加深了他們的友誼，加强了他對郭氏其人、其作的理解和研究。他參與翻譯《郭沫若選集》、《郭沫若文集》(Ⅰ—Ⅲ卷)、《屈原》等，撰寫了專著《郭沫若》(1952)和多篇郭氏著作俄譯本《序言》等，對郭沫若給予了高度評價。費德林對郭沫若的評論比較全面、深邃、到位。他大約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郭沫若的創作成果和學術成就。

　　第一，郭沫若具有深厚的中國古典學術根基，具有充分的文學創作準備。郭沫若生於1892年，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在童年時期就愛上了中國古典詩詞，六七歲時就能背誦《唐詩三百首》和《千家詩》中的很多詩篇，題司空圖撰的《二十四詩品》尤其使他着迷。費氏認爲，“司空圖的詩論，對郭沫若的整個創作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他6歲入私塾學習中國古籍和現代算數，8歲(1900)還在村塾讀書時“就開始了自己初期詩歌的創作”；15歲(1907)時就迷戀於閲讀林譯外國文學作品，他拜讀了泰戈爾、惠特曼、海涅、雪萊的詩歌，潛心研究屠格涅夫、契訶夫、高爾基的作品；還很年輕時就以極大的興趣攻讀了中國歷史文學司馬遷(前145—前86)的《史記》和曹雪芹(1722—1763)的《紅樓夢》及其他古典名著。這一切都爲未來偉大詩人和學人奠定了創作與治學的堅實基礎。

　　第二，在1924年郭沫若就確立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翻譯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加强了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習和研究，以嶄新的觀點觀察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促進了其革命活動、創作和學術工作。所以費德林認爲，“作爲社會活動家和作家的郭沫若的形成，是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新時期的開端，與之相關聯的革命鬥争的新方式同步發生的”，“郭沫若是最早公開宣告文藝創作應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鬥争緊密聯繫的文藝家之一”。

　　第三，從郭沫若的學術研究中去反觀郭沫若的文學創作活動。他説郭沫若在日本期間，加緊從事中國歷史和古代社會的研究，寫出了一系列極有學術價值的專著： 《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古代火之研究》、《先秦天道觀之進展》、《屈原研究》等。所以，他認爲郭沫若屬於那一派中國文學藝術家，他們最早懂得中國封建社會分化爲兩極： 一極是占絶大多數的被壓迫者世界；另一極是占極少數人的壓迫者世界。所以，郭沫若在其早期的創作活動中就在努力“去探求反抗極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力量”，他是中國作家中“最早一個闡明了文學與社會生活之間、藝術家的創作與人民争取解放的鬥争之間、文學與革命之間的密切關係的作家”。

　　鑒於以上三點，筆者認爲，費德林認識、理解和評價郭沫若是抓住了問題的“牛鼻子”。捉住了這三點，或者説從這三點入手，去認識、理解和研究郭沫若，就不難理解郭沫若早期浪漫主義的《女神》和中年成熟期《屈原》的藝術價值和歷史與現實意義了。費德林認爲，郭沫若的早期詩歌受惠特曼的影響很大，是浪漫主義的；抗戰時期創作的歷史悲劇《屈原》有其“特殊的意義”，它的問世，“是當年中國文學生活中最大的事件，是詩人、作家、劇作家的毫無疑義的巨大創作成就之一”。因此，費德林總結道： 如果説在其早期作品中郭沫若往往以浪漫主義情調歌者的面目出現，那麽在其後的作品中他便“作爲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成熟的現實主義大師出現在讀者面前”。“郭沫若的異乎尋常的多才博學、完全創新的科研活動、積極主動的社會政治工作以及直接參與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這一切便決定了郭沫若作品的開闊、精深、博學。郭沫若不僅是一位詩人，而且同時還是一位散文作家、劇作家、批評家、文藝理論家以及直接反映當代重要事件的優秀的政論家。”

　　著名漢學家В.索羅金和Л.艾德林合寫了一部專著《中國文學簡論》(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М.1962)。書中多次論述了郭沫若。在論及魯迅文學的現實主義時，著者指出，魯迅文學的現實主義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它號召作家爲勞動人民的幸福投入到消滅壓迫者的鬥争中來。他們認爲，郭沫若將這一優點發展爲五四詩歌的“戰鬥傳統”，在郭沫若1919年至1927年的創作中最能考察得出來。著者指出，郭沫若的第一部詩集《女神》於1921年出版，詩人獨具反抗精神的浪漫主義的詩歌寫得非常抽象，其中十分明顯地令人感到象徵主義的影響，但是“由於其内心充滿了樂觀主義的内驅力，其詩歌仍然唱出了創造新世界的莊嚴之歌”。在其詩歌中，詩人詛咒令人感到痛苦和悲慘的監獄；歌唱“地球母親”的榮光；不停地思慮着自己的祖國。在其詩歌中，詩人將希臘神話同中國傳説中的人物形象結合起來。這全然是創新的，過去未曾有過的新詩，很少像郭沫若之前的那些離開中國古詩而嘗試“創作”的“新詩”。郭沫若的新詩令人感受到惠特曼的偉大精神(後來郭沫若自己也談到過)，不僅在詩歌的情調方面，而且在内容充實、富有節律的各種自由詩的詩體形式方面，都會使人有所感悟；但是，由於中國節律散文的悠久傳統，這些詩歌非常習慣生長在這塊“中國土壤”裏。

　　著者還指出，郭沫若的詩歌是平民性同感知世界的抒情性相結合，同專注於大自然及其所生成的寧静相結合，就像爲了回答鳥兒，心中在静静歌唱。詩人從來没有離開過這種抒情，但是，在詩集《女神》之後的詩集中，便稍微真實地表露出了其詩歌的階級性，變得似乎痛恨那種大自然，當它阿諛奉承富人並成爲其“無恥奴才”之時，詩人堅信，“黎明時刻即將來臨”，在“我們流過血”的柏油馬路上，即將噴出火山的熔岩，他知道，他要與“人民戰士站在一起”。爲參加1924—1927年的大革命，他要與人民大衆站在一起。索羅金與艾德林指出，中國詩歌形式多少世紀以來幾乎没有什麽變化，而在郭沫若的新詩中，革命内容找到了表現自己的最佳民族形式，所以，他們稱“郭沫若的詩對中國詩歌産生了重大影響，成爲中國新詩的開端”。

　　1937年，郭沫若從日本回到祖國。1938年，他與茅盾、田漢、老舍一起主持在漢口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抗敵協會工作，團結國統區的進步作家。郭沫若與這些作家生活在艱苦環境中，當然，他們的創作也就打上這一時代的“烙印”。索羅金與艾德林指出，這一時期，郭沫若反映遠古時代人生活的優秀悲劇，毫無疑問，都與中國的現實生活有關。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槍殺了新四軍的9000名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愛國戰士。他們認爲，郭沫若創作的優秀劇目《屈原》，描寫了偉大詩人屈原爲争取人民的幸福，在與統治者的殊死鬥争中英勇獻身的故事，這就向國民黨反動派的猖狂行徑，發出了最强烈的抗議。當時的屈原與戰鬥的人民群衆站在一邊，以自己的聲望和榜樣鼓勵人民奮起投入戰鬥。著者認爲，郭沫若也正是這樣，他以其卓越的才華，給古代的事件注入了生動的人文精神，致使觀衆幾乎忘記了這一切都發生在2000年以前，他們的思維都情不自禁地轉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同叛徒蔣介石所搞的“勾當”上來，激發了他們的愛國之心。所以，索羅金等認爲，“在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年代，中國劇作家把屈原塑造爲愛國者的一面旗幟，正直人的不朽的代言人”，這正是該劇的最大成功。

　　С.Д.馬爾科娃也是研究中國新文學的著名漢學家，她潛心研究中國新詩： 1957年爲《誰是最可愛的人》俄譯本撰寫了《序言》；1958年出版了專著《中國民族解放戰争時期的詩歌(1937—1945)》(東方文學出版社)；1961年出版了專著《郭沫若的詩歌創作》(東方文學出版社)。在該研究著作中，馬爾科娃指出，《女神》詩集出版後，郭沫若很快就躋入了中國著名詩人的行列，並不突然。早在五四運動初期他就已經堅信文學藝術必將成爲中國革命鬥争的有力武器。1921年8月15日詩集《女神》問世後，在全國引起了强烈的反響。中國批評家們一致認爲，郭沫若詩集《女神》的問世，是中國文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國在郭沫若之前，從未有過這樣的詩人，以如此高超的藝術水準確立了新詩在生活中的地位。正如魯迅以自己的短篇小説奠定了中國現代散文的基礎一樣，郭沫若也以自己熱烈的、激情奔放的、富有反抗精神的詩歌，爲中國現代詩歌開闢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女神》以其强烈的反抗精神、狂放的自由精神和最新的詩歌形式，震撼了中國年輕讀者的心。馬爾科娃一心想探明的是，“在郭沫若的詩歌中，究竟是什麽對其同胞産生了如此之大的影響？”

　　通過對文本認真地梳理和分析，馬爾科娃認爲原因有三： 其一，獨具反抗精神的《女神》的問世，恰逢其時： 年輕詩人的早期詩歌是在“五四”運動的最高潮期創作的，此時革命的浪潮席捲了全國所有有思想的民衆。此時的年輕人迷戀於革命鬥争，幻想改造社會。郭沫若的浪漫詩張揚反抗精神，拉近了與成千上萬同胞的距離。其二，天才的力量使年輕詩人能在自己的詩歌作品中很好地體現出時代的最佳思潮和美好的理想；其三，受西方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運用其令人振奮的詩歌形式，展現出詩人的這些理想，即浪漫主義最好地適應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在郭沫若的詩歌作品中，憤怒反抗現存的社會制度、愛國主義的激情、愛好自由的情調，同傳統詩歌的脆弱結構、同詩歌書寫的最新形式結合在了一起。郭沫若的詩賦有激越的激情和堅定的革命性，充滿了對舊社會制度的否定之音，對同時代的中國人産生了重大影響。

　　至於據説郭沫若的詩歌創作深受包括惠特曼詩歌在内的西方文學的影響，馬爾科娃强調指出，郭沫若的詩歌中没有任何模仿的痕跡： 他在走着自己的創作道路，他的創新緊密結合中華民族詩歌自古以來所固有的藝術表現方法；而惠特曼則相反，他完全抛棄其先輩作家創造的一切文學傳統：“從最初，我就憤怒拒絶過去時代所遺留下的一切形式、題材、形象。”(參見《草葉集》第61頁，См. Уолт Уитман Листья стр.61)那麽，在郭沫若的詩歌創作中，究竟怎樣反映中國詩歌的傳統呢？馬爾科娃認爲首先表現在其詩歌的本質方面： 它具有熱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强烈的反抗非正義的精神，歌頌爲真理而鬥争的性格——這一切都是從屈原開始的中國古典詩歌的最優秀的代表作所具有的特徵，郭沫若很喜歡這些詩歌並認真地研究它們。但是，在郭沫若的詩歌中，傳統的平民基調並不抽象，也不合轍押韻，詩人是運用中國古典詩歌所慣用的形象體現作家的思想。他精心考慮的是貼近每個中國人的具體對象。

　　以上四位權威漢學家對郭沫若的評價，可以説，是能代表俄蘇漢學界的一般觀點的。爲此，我們殊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