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7 年12 月14 日，周作人致江紹原的信中説:
我近來殊不做工作，就只編了兩部“文存”以騙錢，此外應了北新半月刊之邀譯了一篇小文，乃是Miss 哈利孫著希臘神話中論Mountain-Mother 者，這實在可以説是道士“爬過砧板去替厨司做菜”，一定更不爲人所歡迎，我也是專以自己之趣味爲主，故亦不管了。近日只讀了一小本“希臘羅馬Folklore”……(引按，下略)
按，“兩部‘文存’，即《談龍集》《談虎集》”;“文存”二字，似由《胡適文存》各集書名而來，似乎兼有嘲諷和自嘲之意。
這樣的編、譯工作，已經不少了，何以説“近來殊不做工作”?原因就在于讀、寫俱廢。正如錢理群所説，“對于周作人，這是再嚴重不過的事:周作人不僅看書成癖，而且以寫作作爲生命存在方式，停筆不寫，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着思想，以至生命的停滯”。這顯然是因爲北新京局被查封、《語絲》在北京停刊、周作人也不得不避難别處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刻的思想原因則如其1928 年1 月所説:“我在去年年底便已省悟，生在此刻現在的中國最好還是如《官場現形記》裏所説的‘多磕頭少説話’，至多也須‘莫談國事’，不然就容易被人家指爲赤化或歐化，一樣地都不大穩當，所以我决心不再談時事”;“從今年起改爲隱逸，食粟而已，不問國旗，恐怕不能寫什麽文章”。雖然一時還做不到，行動上文章還是寫了的，思想上還有《偉大的捕風》那樣豪邁、慷慨的言説，但據實而言，從1927 年底開始，周作人的思想確實轉變了，用他《兩個鬼》的説法，“紳士鬼”逐漸占了上風，“流氓鬼”逐漸隱伏起來了，也就是這裏所謂的“改爲隱逸”了。不是“不做工作”，而是工作的性質有了變化。
在此後的周作人與江紹原的通信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理出周作人這種思想變化的軌迹。此亦周作人與江紹原通信的重要性。
1929 年1 月13 日，周作人致江紹原的信中説:
以前的小文擬結集爲一小册，以後當閉户讀書，偶寫文章已以亂談外行話(文學之類)爲限，而不再來談時事矣。
“以前的小文擬結集爲一小册”，即1929 年5 月出版的《永日集》。周作人之所以這樣説，既是向江紹原表明自己思想的變化和以後工作的方向，也是在自述編輯《永日集》的心得。《〈桃園〉跋》《〈燕知草〉跋》《〈雜拌兒〉跋》和《閉户讀書論》等著名的文章均在其中。《〈桃園〉跋》《〈燕知草〉跋》《〈雜拌兒〉跋》中評點廢名、俞平伯作品，向讀者揭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特徵，也是師生之間交流“隱逸”、“言志”的心得，相互明志。《〈桃園〉跋》云:
廢名君小説中的人物，不論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這一種空氣中行動，好像是在黄昏天氣，這時候朦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無生物都消失在裏面，都覺得互相親近，互相和解。在這一點上廢名君的隱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勢力。
這是指明廢名創作已經“與著者平常的作品有點不同”，這個“不同”就是有了“隱逸性”。《〈燕知草〉跋》指明“平伯的文章”的“雅致”，“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接着便發揮説:
不過我們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引按，引略)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
這裏的“隱遁”説，即《〈桃園〉跋》中的“隱逸”説，意思完全一樣，只是增加了所謂的“晚明”、“公安派”，預示着即將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正式提出的“載道”、“言志”理論。可見他在這封信中自述的心志，已經在《永日集》開始踐行了。
1929 年2 月7 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的信中説:
我覺得現在各事無可批評，有理説不清，我們只可‘閉户讀書’，做一點學藝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國十八年的新覺悟也。
這是針對江紹原1 月27 日來信而言的。江在來信中説:“目前各處都在舉行破除迷信的運動，搗毁廟宇偶像，時有所聞。大概所毁掉或燒掉的東西中，很有一些是應該保存下來備人研究的。先生若肯出來説一句話，必有好效果。”江紹原不免書生氣(“研究”)，而且天真(“效果”)，但是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社會批判、文化批判，不正是周作人在《語絲》之北京時代所做的大量工作嗎?很顯然周作人在此前的通信中所謂的以後“不再來談時事”，江紹原並没有真正領會，或者説没有當真。所以周作人在這封信中重申“閉户讀書”之“新覺悟”後，並且進一步申説道:
我覺得現在世界上是反動時代的起頭，低文化的各國多趨于專制，中國恐亦難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志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度爲宜。
“世界上”、“中國”如何如何，如此“宏大敍事”，是否觀察、判斷切實，姑且不論，關鍵是周作人因此也就爲自己的“隱逸”説找到了不僅國内而且國際的現實依據。此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之謂歟?
1929 年4 月19 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的信中則説:
年來經驗日多，世故漸深，頗有進步，對于世事絶不妄評，唯甚有興趣旁觀，只可惜因此亦遂缺少執筆之興，即别的文章也不大做耳。
“世故”、“進步”之説，殆乎自嘲，似不可當真;“對于世事絶不妄評”以下，所説事實，有文集、年譜可證。然而，“世故”二字，極其重要，不可忽視:雖玩笑却近真，未必不是事實之夫子自道;周作人無意中用來自嘲的這“世故”二字，未必不可以當作他更津津樂道的“隱逸”或“閑適”二字的另説。“隱逸”乎“世故”乎?“閑適”者“世故”也?
“世故”二字絶不是周作人偶爾不慎失口(筆)。第二年，1930 年2 月1 日，周作人在致胡適的信中説:
近六、七年在北京，覺得世故漸深，將成“明哲”，一九二九年幾乎全不把筆，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氣，偶爾重閲，不禁憮然，却亦覺得仍有道理，——另封附呈《永日集》一册，其中閉户讀書論(引按，即《閉户讀書論》)請讀之以供一笑。
仍然是玩笑口吻以自嘲，但一樣是“世故漸深”四字連用，可見此念之深。特意“請讀”《閉户讀書》，在于它是“世故”之思想表現也，震驚于“世”變而有“閉户讀書”之“論”之“故”也;“以前所作”，“却亦覺得仍有道理”，正在于“世故”之“漸深”也。
周作人和江紹原是亦師亦友的特殊關係，私交甚深，通信中的話是可以當真的，老朋友不打誑語，表明心迹，無須刻意文飾;1930 年的周作人和胡適，因爲有1929 年那一次情真意切的通信，也和好如初了，自然也是聰明人面前不打誑語。所以，通信中的私言私語，“世故”不妨就是“世故”，不必如公開文章修辭以“隱逸”、“閑適”等古語、雅言。
這樣，我們也就在周作人和江紹原的通信中，看到一個真實的故事:周作人在20 年代中後期，在巨大而險惡的世變之中，思想的轉變和人生的轉折。
五
1928 年3 月2 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的信中説:
近頗想讀明人小品文，並選一册，作爲自己教書之用，唯所要之文集大抵不易得，故進行頗遲遲也。
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材料，周作人與晚明小品文的關係之最初事實，他的“晚明小品文”理論的形成，這些問題可以因此作更清楚、準確的論述;到目前爲止的這個問題的研究，完全是依據周作人公開發表的文章，尤其是忽略了周作人和江紹原的通信，因而敍事和論述並不確切。
“明人小品文”，即晚明小品文。“選一册，作爲自己教書之用”:“選一册”事後來由沈啓無完成，即《近代散文抄》，周作人序;“作爲自己教書之用”，指的是周作人當時在燕京大學的教學。早在1926 年，周作人就有此想之最初規劃。1926 年5 月5 日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説:
由板橋冬心溯而上之這班明朝文人再連上東坡山谷等，似可編出一本文選，也即爲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可做，于教學亦有便利。
“似可編出一本文選”、“于教學亦有便利”之説，和致江紹原信大體一致，只是編選内容有所差异，思想尚未定型而已。再加上時局動蕩，周作人没有立即着手進行這部文選的編選工作。關于周作人的這個最初規劃及其由來，參閲本書的“晚明小品: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低徊趣味’”一章，兹不贅述。
到了1928 年3 月，由這封周作人致江紹原的信來看，“進行頗遲遲”一語表明，編選晚明小品文的工作，周作人已經開始“進行”了。同月，1928 年3 月27 日，周作人致江紹原的信中詳細開列書目，委托代購《皇明文隽》、《珂雪齋集》、《白蘇齋集》，並且解釋説，“以上皆公安袁氏兄弟的東西。因近來擬學儒林外史(引按，即《儒林外史》)之非現在上海之馬二先生編選明文也”。這裏只説因爲“編選”，没有再説“想讀”，此亦可見周作人確實開始了編選工作，委托購書並非只是因爲“近頗想讀明人小品文”的原因。至于這個工作周作人爲什麽没有完成，又爲什麽由學生沈啓無最終編選出來一部《近代散文抄》?具體原因目前尚無確切材料提供準確的解釋。不過周作人顯然大力支持沈啓無的編選工作，其具體表現就是因爲出版變故而不厭其煩地前後兩次爲此書寫序。周作人的序文在高度評價這本書的意義的同時，也大力向文壇推薦沈啓無這個尚未出道的文學新人:“在近來兩三年内啓無利用北平各圖書館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選擇，録成兩卷，各家菁華悉萃于此，不但便于閲讀，而且使難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畯亦得有共賞的機會，其功德豈淺鮮哉。”沈啓無因此聞名于文壇。
周作人最初的構想中，如其在致俞平伯的信中所説，是要編選一本“由板橋冬心溯而上之這班明朝文人再連上東坡山谷等”的散文選，這顯然和他在1928 年致江紹原的信中説編選一本晚明小品文選，大有不同。也就是説，在1926 年的最初構想中，“晚明文學”或“晚明散文”、“晚明小品文”這樣的概念，還没有形成。再回頭細看周作人1926年5 月5 日致俞平伯的信，其中之所以説是要編選一本“由板橋冬心溯而上之這班明朝文人再連上東坡山谷等”這樣的散文選，他是這樣解説的:
我常常説現今的散文小品並非五四以後的新出産品，實在是“古已有之”，不過現在重新發達起來罷了。……(引按，引略)現在的小品文與宋明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點不同，但風致實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點西洋影響，使他有一種新氣息而已。
這裏“宋明”並稱，亦可見其時還没有“晚明”這個概念，或者説，“晚明”還没有作爲一個獨立的實體而出現。
“晚明”這個概念，是1928 年才從周作人的思想中出現的。
1928 年3 月，周作人致江紹原的信中出現的是“明朝”二字，如前所説，實際上就是指的“晚明”。1928 年5 月寫的《〈雜拌兒〉跋》中的一段話很重要，可以作爲旁證;周作人在抄引自己1926 年爲重刊《陶庵夢憶》所寫的序中的一段話之後，接着説:
唐宋文人也作過些性靈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認爲文章游戲，到了要做“正經”文章時便又照著規矩去做古文;明清時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够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它爲淺率空疏，實際却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
周作人1926 年曾經“宋明”並稱，特意提出“東坡山谷”，但現在的看法顯然有了變化:“東坡山谷”“也作過些性靈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認爲文章游戲，到了要做‘正經’文章時便又照著規矩去做古文”，這和“公安派的人能够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是不同的。經過這樣的清理，周作人的思想中，不再“宋明”相提並論了，“宋”不見了，並且“公安派”的小品文及其文學觀念就被凸現出來了。因此説，在周作人那裏，“晚明”作爲一個獨立的實體，至此已經明確了，只剩下最後和命名了。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説明:周作人1926 年爲重刊《陶庵夢憶》所寫的序，以張岱爲例，專論“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的意義，只是就事論事，不能視爲與同年致俞平伯信中“宋明”並稱不一致。
1928 年11 月，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的那段著名的話，我們上文已經引述，兹再引一次，以便于分析:
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
“公安派”、“小品文”、“明季”是關鍵詞，以“公安派”爲主的晚明(“明季”)“小品文”作爲周作人“晚明小品文”之實體與概念，至此終于形成。
六
1928 年3 月27 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的信中説:
關于無産階級之尊論甚是，唯我覺得階級雖有，而不能以無産劃分，蓋有許多無産朋友其思想全是有産的也，故似乎應分一種爲有産思想者(包含上述的窮朋友)，一種是非有産思想者，庶幾近于事實。所可惜者，第二種人實在寥寥無幾，决組不起團體來，至于第一種則滔滔者天下皆是，“討赤”諸帥諸同志不必説，即自稱無産階級的“革命文學”家如成仿吾蔣光赤輩亦無不隸屬在内，而農工大衆蓋什九如此。實在“非有産階級思想者”在現在不妨稱之爲賢人，因其希少而可貴也。請看今日之域中，全是“正人君子”紳士之天下。Geory Brondes 在Hellas 之末云:“Enrope has fall into the hands of clowns”，雖然，豈止歐羅巴而已哉!
按，“關于無産階級之尊論”，指江紹原來信中所説:“這幾天我又在夢想:天下稍太平後，應該成立個無産階級黨。先生對于此等事，有興趣否?階級之有，無法否認;只有同階級中人聯合起來才能濟事;而國民黨决不屬于無産階級。”周作人所謂“尊論”，自然是客氣話，因爲江氏這段話，既昧于事，亦不知人:“無産階級黨”早有，即國民黨正在屠殺的共産黨;周作人怎麽可能會有組黨“興趣”?國民黨當然“决不屬于無産階級”，其“聯俄”“聯共”蓋一時之政治策略。因此這些問題，周作人置之不理。“階級之有”自然“無法否認”，但周作人却另有一説，回信專就此問題發表意見。
這裏有三點值得注意，下面逐一箋疏。
第一，“有産思想者”與“非有産思想者”之分。周作人這個思想十分深刻，“許多無産朋友其思想全是有産的”，這是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的思想觀察和分析。信中所説，不是一時偶感，而是有其長久以來深入思考的。早在1925 年，周作人《讓我吃主義》云:
中國本來没有一定的階級，紳士與平民也只是一時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門第的區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時候却的確是兩個階級，有兩個人生觀，雖然隨時可以轉换:在被吃的地位時，安分地讓你吃;在可以吃人的時候，便又樂觀地讓我去吃了。
唐代中國門閥社會的解體，科舉制度的確立，却如周作人所説，“紳士與平民也只是一時的地位”，即使唐代以前，尤其是六朝時代，雖然是門閥社會，但由于持續的激烈政治變動，也没有“永久的門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問，道出的却是事實。這裏的思想焦點主要的還不是“階級”，而是“吃人”，側重論述中國傳統思想的一個特徵。
到了1927 年，《文學談》一文中云:
在中國，有産與無産這兩階級儼然存在，但是，説也奇怪，這只是經濟狀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統一的，即都是懷抱着同一的資産階級思想。無産階級的而抱着資産階級思想!?是的，我相信這是實情。貧賤者的理想便是富貴，他的人生觀與土豪劣紳是一致的，其間的關係只是目前的地位，有如微時的漢高祖楚霸王之于秦始皇。
這是論述現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論述的主旨也是直接針對當時的階級論之社會思潮和政治思潮。周作人雖然承認現代中國的“有産與無産這兩階級儼然存在”，但他顯然不相信階級鬬争的政治理論，也不相信這種革命能解决思想問題，而不能解决“都是懷抱着同一的資産階級思想”的思想問題，即使“革”了“資産階級”的“命”，也不過如漢高祖取代了秦始皇。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作人仍然堅守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的啓蒙主義立場，堅持他的“思想革命”的思想。
階級革命、階級鬬争的最主要、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群衆運動。周作人明確宣布“我是不相信群衆的”的——同是寫于1927 年的《北溝沿通信》云:
群衆還是現在最時新的偶像，什麽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應民衆之要求，等于古時之奉天承運，就是真心做社會改造的人也無不有一種單純的對于群衆的信仰，仿佛以民衆爲理性與正義的權化，而所做的事業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軍。這是多麽謬誤呀!我是不相信群衆的，群衆就只是暴君與順民的平均罷了，然而因此凡以群衆爲根據的一切主義與運動我也就不能不否認，——這不必是反對，只是不能承認他是可能。
“不相信群衆”是因爲“群衆就只是暴君與順民的平均罷了”，即上引所謂“無産階級的而抱着資産階級思想”、“有如微時的漢高祖楚霸王之于秦始皇”的意思。因爲“不相信群衆”，所以周作人繼而宣布“因此凡以群衆爲根據的一切主義與運動我也就不能不否認”;而階級鬬争正是“以群衆爲根據”的“主義與運動”，因此周作人自然是“不能不否認”的。之所以補充解釋説“這不必是反對，只是不能承認他是可能”，也因爲“否認”、“承認”是思想認識問題，而“反對”則是政治態度、立場問題，周作人堅守思想自由之自由主義立場，而回避政治參與。階級鬬争、群衆運動是集體主義的，堅持階級鬬争、群衆運動就必須堅持集體主義思想。周作人是堅守自由主義的思想立場的，而自由主義又是反對集體主義的，視集體主義將對個人自由構成致命威脅，所以周作人否認“以群衆爲根據的一切主義與運動”，這也是與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立場密切相關的。
第二，“討赤諸帥諸同志”。周作人痛斥北方“討赤”、南方“清黨”的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了，這裏需要説明的是，這和他“不能不否認”、“不能承認”無産階級革命一樣，是基于自由主義的思想立場，而非政治態度、政治立場。還是在1927 年，周作人在《〈談虎集〉後記》中説:“北方的‘討赤’不必説了，即南方的‘清黨’也是我所怕的那種反動之一，因爲它所問的並不都是行爲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殺人，這是我所覺得最可恐怖的。”止庵《周作人傳》在討論周作人這時期的思想、言論時指出:“激昂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一並視爲自己思想的對立面加以拒絶，周作人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立場從真正得以確立;以後他自外于左翼右翼，認爲二者實無區别，思想根源就在這裏。”這個判斷是很準確的。周作人30 年代的思想立場就是這樣確立的，時在1927 年。更進一步地説，他的這個立場的確立，是在20 年代先後面對“非宗教基督教同盟”運動(參閲前引錢理群的分析)、面對北方“討赤”南方“清黨”的政治事件的思考和批判，更加堅定地堅持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立場。
第三，“革命文學”。1928 年1 月，創造社、太陽社等正式倡導“革命文學”，標志着“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始。成仿吾、蔣光赤分别就是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著名理論家、小説家。就在周作人寫這封信的上個月，成仿吾在1928 年2 月出版的《創造月刊》上發表了著名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在倡導作爲“無産階級文學”的“革命文學”的同時，嚴厲批判“以《語絲》爲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是“代表有閑的資産階級”。
周作人既然不以“無産階級”、“資産階級”之分爲然，認爲“都是懷抱着同一的資産階級思想”，那麽自然會否認無産階級的“革命文學”。也是在周作人給江紹原寫這封信的上個月，1928 年2 月，周作人發表《爆竹》一文，其中説:
中國人總喜歡看樣，我們于是有第三階級第四階級的名稱了，但事實上中國有“有産”與“無産”這兩類，而其思想感情實無差别，有産者在升官發財中而希望更升更發者也，無産者希望將來升官發財者也，故生活上有兩階級，思想上只一階級，即升官發財之思想。……故中國民族實是統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則平等，即統一于“第三階級”之升官發財的混賬思想。不打破這個障礙，只生吞活剥地號叫“第四階級”，即使是真心地運動，結果民衆政治還就是資産階級專政，革命文學亦無异于無聊文士的應制，更不必説投機家的運動了。
按，“第三階級”、“第四階級”是“革命文學”理論文章中分别指代資産階級、無産階級的術語。“事實上中國有‘有産’與‘無産’這兩類，而其思想感情實無差别”云云，正可箋證致江紹原書信中的話，也正是後者的來歷。“無産者希望將來升官發財者也”，遠比書信中所謂的“有許多無産朋友其思想全是有産的”，説法更爲刻薄。“即使”云云，這種假設關係複句形式，和“無聊文士”、“投機家”等詞彙，更是對成仿吾等人的刻意挖苦、嘲諷，幾近刻毒。這表明了周作人的這篇論戰文章也是有感而發，深受成仿吾等人批判的刺激而寫的。
周作人否認、批判“革命文學”，當然不僅僅是因爲深受成仿吾等人批判的刺激，而是源于上文所述其獨特的階級理論。在1927 年7 月，“革命文學”運動尚未正式開始，周作人就曾經以“文學談”這樣正式、正規的文學評論、評判的題目，討論“無産階級文學”。這篇文章本來是由日本報紙上一篇評論無産階級文學的文章而寫的，與國内尚未開展的“革命文學”運動没有直接的關係，雖然國内早就有“無産階級文學”的提法。並且周作人在文章開始不久就這樣説:
我想文學裏不會有什麽階級，但所表現出來的可以是屬于某一階級或時代的精神，文字形式也可以因了内容而有若干的差异。
嚴格地説，這顯然不能算是否認“文學的階級性”，甚至幾乎可以説是在肯定文學的階級性和時代性，雖然和正統的無産階級文學理論的論點、理論前提，畢竟是不同的。這是我們討論周作人文學思想——特别是他對“革命文學”的批評——時應該充分注意的一個説法。但是，文章接着在討論了“階級”的“思想”這個問題之後説:
現在如以階級本位來談文學，那麽無産階級文學實在與有産不會有什麽不同，只是語句口氣略有差异，大約如白話的一篇《書經》，仍舊是鬼話連篇。正如一個亭長出身的劉邦補了秦王的缺不能就算社會革命，把那些古老思想從民衆口裏(或憑了民衆之神聖的名)重説出來，也不見得就可以算是文學革命了。
兩個比喻，機智而刻毒。何以説法馬上變得這樣刻薄，而和文章前半部分嚴肅認真的態度迥异了呢?如果《爆竹》是論戰文字，回應成仿吾的激烈批判，那這段話又如何解釋呢?難道周作人對“無産階級文學”、“革命文學”有着先天性的感情偏見，甚至敵意?或者説他這樣批判“無産階級文學”預示了他即將到來的對“革命文學”的批判?
書信裏的故事，到此結束。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于此可以看到周作人20 年代中後期思想變化的比較全面而清晰的脉絡與軌迹。這個變化既表現了他行進到20年代末的思想變化的結果狀態——由積極而激烈地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到另一種激進的“隱逸”或“世故”;又是他走向30 年代的思想展開姿態——最初是以“言志”的“晚明小品”張目，批判“革命文學”的“載道”。變化中有其不變的思想内核，這就是周作人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經過20 年代中後期在社會變動、政治劇變面前的思想考驗，周作人更加堅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建立的這個思想立場。這個思想立場使得他毅然批判各種形式的傳統的或現代的思想和左翼的或右翼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對北方“討赤”、南方“清黨”的政治屠殺進行了持續的嚴詞痛斥。但同樣是因爲這個思想立場，使得他爲自己因無力反抗而走向“隱逸”、“閑適”的人生之路，提供了心安理得的自我解説和振振有詞的公開表達，這樣也就公然放弃了知識分子的正義承當和社會責任。
——那麽，最後是否可以推論，這樣也就爲他最終公然拋弃民族大義和國民義務，隱伏了思想的契機?
錢鍾書《容安館日札》云:西人Campanella 嘗賦詩，題曰“哲人有識而無力”，謂哲人達心而懦弱，洞察世法之鄙妄，而只能閉户獨居時心光自照，外出則不敢不隨俗委蛇;錢鍾書以爲此説尤切今日智識分子的處境，天真地相信關窗閉户就可以躲避脅害。此殆周作人之謂也。只是周作人亦“天真”，亦“世故”:在20 年代末，他宣布“閉户讀書”，看似“天真地相信關窗閉户就可以躲避脅害”，實“世故”也;到30 年代末，他大爲嘆賞余懷“亂離之後，閉户深思”之説，在日本侵略者的統治下繼續沿用民國故技，“相信關窗閉户就可以躲避脅害”，則“天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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