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莉莉

一、引 言

中國文化對於歐洲各國來説一直是一個感興趣的主題，這並不是現今才有的現象，而且這種興趣廣泛的表現在藝術、經濟、文化、文學等各個方面。意大利對中國上千年所傳承的文化有極大的興趣。意大利教育部允許在義務教育階段就設中文課程，而且在歐洲人眼中，中國的形象也是被意大利人第一次描繪出來的。12—14 世紀無論是在歐洲還是中亞歷史上都是一個不平凡的世紀。隨着蒙古國在亞洲土地上崛起和在歐洲的擴張政策，中國文學作品或片段也隨着商人和傳教士被介紹給了遥遠的意大利，而這一時期的蒙古文學深受歐亞文化影響，在相互交流中占了更大的部分。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環境，使得文學作品的傳播和相互影響如隨風潛入夜的細雨，也起到了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二、12—14 世紀的中意背景介紹

國家的統一與分裂，社會的安定與動蕩，對文學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蒙古族統一中原後，廣闊的地域和較爲安定的社會環境爲中外文化經濟交流提供了保障。元朝對外經濟、文化的交往也達到了空前的繁盛。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每個城郊在距城牆約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館或招待駱駝商隊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來商人的居住之所，並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開的。例如一種住所指定給倫巴人(Lombards)，另一種指定給德意志人，第三種指定給法蘭西人。

　　這裏的倫巴人就是意大利人，特指意大利的倫巴第大區。可見當時中國與意大利商旅往來之繁盛。

　　張西平教授將西方漢學歷史劃分爲“遊記漢學時期”、“傳教士漢學時期”與“專業漢學時期”。13 世紀正是處於“遊記漢學”時期。張教授指出“遊記漢學”多是一種浮光掠影式的記載，一種走馬觀花的研究。關於此階段中國文學的資料十分的稀少，爲數不多的記載也不是十分的嚴謹。遊記漢學的産生是和它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特點分不開的。

　　13 世紀的歐洲正剛剛走出中世紀的黑暗，蒙古國的迅速崛起和擴張引起歐洲各國的恐慌。强大的元朝的建立，打通了亞歐貿易的通道。而連年的戰亂和元朝統治者的對内政策也使得傳統儒學在這一時期失去了優勢。而在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歐亞文化薰陶下的蒙古文化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和傳播。

三、蒙元時期中意文學作品傳播的特點

(一)口頭傳播爲主

在蒙元時期，尤其是在西部地區産生的文學作品，其流傳多是通過口頭的方式進行的。如《格薩爾王傳》的形成和發展。

　　王治國在對《格薩爾王傳》翻譯史的研究告訴我們，在很多情況下:

　　翻譯的原本不止一個，可能是多，甚至是從多語種文本出發，進行翻譯，最後形成一個譯本。極端的情況是根本没有原文可以對照，即，没有原文的翻譯，説不清楚是翻譯還是創作，翻譯與創作的界限在此變得模糊起來，按照傳統的翻譯觀念來看，這是不可理喻、無法接受的。更不必説還有從口頭到口頭的翻譯，口頭到書面、書面對書面乃至書面又到口頭的複雜的翻譯途徑和路綫。

　　在這種傳播中，雲遊詩人和來往的商人成爲了文學傳播的主要媒介。

(二)中意的統治者對交流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對文學的輕視性

前邊講給由於蒙古國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歐洲各國的恐慌，作爲思想領袖的教皇不得不採取特殊手段，以便得到更多的消息。1289 年教皇尼古拉四世Niccolo Ⅳ派孟高維諾來華，並將27 封官方書信帶給沿途的波斯國王、格魯吉亞、埃塞俄比亞(Etiopia)或者是印度(l'India)的國王和王后。還有忽必烈和中國景教的首領。1293 年年初到達元大都，把教皇的信件交給了忽必烈。從這個消息看，意大利對與中亞各國的聯繫是積極的。

　　1275 年，奉忽必烈委派出使西歐的列班·掃馬，拜訪了法國、英國，最後見到了教皇，使羅馬教廷更相信元朝皇帝與各汗國統治者均崇信基督教，因而遣教士孟德科維諾等東來，對促進東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1287 年，意大利熱那亞著名銀行世家成員Tommaso Anfossi 經過多年輾轉中國和東亞地區後，回到了他的故鄉意大利。根據眾多的往返中國和意大利的商人帶回去的資訊，1340 年，意大利銀行職員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 編寫出來《通商指南》(Pratica della Mercatura)。而在這位商人的眼裏，怎樣做好生意才是最重要的。對於文學作品卻没有什麽興趣。

　　元朝時期向外派出使節的數量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年代。在意大利的史料中我們找到了這樣一件事情。公元1347 年，意大利很多城市陸續爆發了可怕的瘟疫。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大批大批的屍體運到城外。昔日美麗繁華的城市，變得屍骨遍地，慘不忍睹。威尼斯首創40 天檢疫制，意在阻止鼠疫自海路入口。就在這個時期，有四個自稱是中國的使臣來到了羅馬，要見教皇，可是，當時正值大瘟疫時期，這四個人被帶到了不知名的羅馬周邊的一個小村莊。以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了。

　　積極主動的推廣傳播，中意之間的交往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在這個交往中以經濟貿易爲主，文化交往次之，文學作品極少。

(三)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艱難

中國文學作品向意大利的傳播的歷史有着豐富性和多元性的特點。經歷了從口口相傳到專業研究的漫長發展過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並被世界所接受很多地方得益於意大利人的努力。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元朝特殊的政治和經濟背景爲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邁開了艱難的步伐。

　　早在7 世紀，就有首批傳教士來到了西藏地區。而翻閲了大量的中意史料，關於文學作品傳播的記載卻如鳳毛麟角。在13 世紀來華的傳教士中孟高維諾是影響最大的。在意大利學者毛里奇奥·保利尼對其生平進行研究中發現他一共有三封書信留存，在對其書信内容研究的過程中，意大利學者認爲其第一封信件中對遠東和中國的描寫很大程度上應該爲中世紀時孟奈迪羅·達·斯波萊特(Menentillo da Spoleto)的意大利俗語歌劇作品提供了素材。

　　在13 世紀，很多關於中國的故事和傳説成爲意大利文人筆下寫作的素材和靈感來源。《馬可波羅遊記》中關於1292 年春天，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託，從泉州出發經海路護送蒙古公主闊闊真到伊兒汗國成婚的記載給歐洲文人貢獻了一個傳奇的中國公主形象。

　　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享譽世界，他講述的就是一個元朝蒙古公主的故事。普契尼靈感的來源就是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篇名是《杜蘭鐸的三個謎》或者被叫做《卡拉夫和中國公主的故事》。1762 年被意大利作家卡羅·古姿(Carlo Gozzi)改編爲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1801 被席勒改編爲《中國公主》。有學者研究説這部不朽歌劇故事的來源就是12 世紀波斯詩人内紮米的敍事詩，但筆者認爲是馬可波羅遊記中遠嫁的公主給了意大利文人故事的靈感。

　　中國公主的形象被意大利文人所癡迷。《戀愛的奥蘭多》和《瘋狂的奥蘭多》分别是意大利作家馬代奥·瑪利亞·博雅多(Matteo Maria Boiardo 1440—1494)和盧多維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在1482 年和1516 年出版的史詩。也是歐洲文化史中影響巨大的羅曼史詩。奥蘭多兩部史詩中的女主角安傑麗卡(Angelica)是一位來自契丹(Cathay)的公主。馬可波羅遊記用Catai 形容中國北部。

　　這些文學巨著中的中國公主形象點燃了意大利民眾對中國的興趣，激發了他們想要去瞭解一個遥遠國家的熱情。也促進了大量的和中國有關的文學作品的産生和以後有條件情況下的直接翻譯。爲中國文學作品的外傳奠定了民眾基礎。

(四)意大利對中國的文學作品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意文學作品有很强的相似性，例如《格薩爾王傳》被國内外專家譽爲“東方的荷馬史詩”，“中華民族的古典文學的瑰寶”，初步形成於9 世紀到11 世紀，流傳于西藏、青海、新疆、四川、雲南等地。《格薩爾王傳》源於社會生活，以藏族古代文學和民間文學爲基礎，《格薩爾王傳》的産生吸取神話、傳説、故事、詩歌等豐富的營養。因此，各類民間文學作品及其素材均在史詩中有所表現。

　　在意大利的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這樣一位英雄皇帝——凱撒。很多學者認爲格薩爾的稱呼就是源自這位凱撒大帝。在對《格薩爾王傳》的研讀過程中發現，起碼在創作過程中受到了意大利文化的影響。下面從幾個方面做個簡單分析。

　　從詞源學角度講，格薩爾就是凱撒。意大利的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拉丁語Gaius Julius Caesar，意大利語Caio Giulio Cesare)，也是我們現在説的凱撒大帝，公元前100 年出生於羅馬，羅馬共和國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由於他的偉大使得他的名字凱撒成爲了國家首領的統稱。在他之後，羅馬帝國的幾代統治者都稱自己爲凱撒。他名字的影響不僅僅在意大利，在拉丁語中Cesare 的C 發的是濁音，隨後産生的德語的Kaiser、俄語的Czar 都表示皇帝之意。意大利詞源學家認爲，凱撒一詞先經過拜占庭帝國到土耳其，然後經過大夏國(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朗等地)，在13 世紀的時候已經風靡西藏等地，成爲遊吟詩人口中的格薩爾王。

　　《格薩爾王傳》與凱撒的生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公元前65 年，凱撒在任市政官期間，組織了最受羅馬人歡迎的賽馬會，盛大的賽馬會爲凱撒贏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平民階層的愛戴。格薩爾也是因16 歲時在賽馬會中得勝稱王，尊號爲格薩爾。

　　作爲軍事統帥，凱撒很善於並用政治手段與軍事手段，分化瓦解和各個殲滅敵人;重視騎兵的作用，强調步騎兵協同作戰。而《格薩爾王傳》中的領袖也有超人的智慧和本領，一生征戰，打敗了一切敵人，取得了一系列勝利。

　　凱撒大帝一生無子，最後傳位給了他甥孫養子屋大維。《格薩爾王傳》中傳唱的結局也是老年將王位傳給侄子，自己和母親、妻子升入天堂。

　　從傳播管道來講，當時的羅馬人征服了整個歐洲和地中海沿岸，羅馬文化也深深的滲透到了他統治的每一個角落。强大的羅馬文化没有被地理所阻隔，隨阿拉伯人的足跡，羅馬文化被傳到了東方，儘管這種傳播多是以口頭的形式。公元前82 年和公元前76 年，凱撒曾兩次前往東方，在小亞細亞擔任公職，在小亞細亞期間的事迹和展現出來的才華使得他名聲大振。在小亞細亞一帶有許多歌頌凱撒英雄事迹的短歌流傳。歷史是真實的，往返於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商人自然而然的成爲了口頭文學的傳播者。

　　關於格薩爾與凱撒，有很多説法，有的歐洲學者認爲格薩爾就是凱撒，我不能説格薩爾就是凱撒，但是可以肯定《格薩爾王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凱撒事迹的影響。

　　《格薩爾王傳》中也有很多故事與希臘神話相似。如格薩爾地獄救妻，在《俄耳甫斯》中也有類似的故事。

　　除此以外，蒙古文學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歐洲文學的影響。如羅明成以争奪英雄的妻子這一主題，對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的《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與著名的《伊利亞特》和《奥德修記》等做了對比研究，發現其中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四、蒙元時期文學作品傳播特點的原因分析

早在漢朝時期，我國就與意大利有了官方的交往，可是細數中國從漢唐至宋元1 000多年的時間，卻找不出中國文學作品外傳意大利的絲毫直接證據，不僅讓人欷歔。究其原因如下:

(一)重商輕文

但通過對歷史文獻的考證，我們不難發現，直到宋元時期，中意兩國的交往也主要集中在貿易方面，商人在交往中擔當了主要角色。因此我們就不難想想，文學作品對於兩國的生意人是没有什麽興趣的。但我們依稀也可以找到中國文學作品外傳的痕跡。

　　據意大利雕刻家旁費遼(Pamfilio Castaldi of Feltre)説他曾經看到過馬可波羅帶到意大利的中國書籍，和幾塊印刷漢文書籍的木板。後者應該是雕版印刷用的，馬可波羅是個商人，這種技術的學習遠比中國的文學作品有吸引力。

(二)語言困難

在13 世紀前，傳教士和商人進入中國的時候，統治階層是蒙古人，從原始遊牧民開始，土耳其蒙古語言體系嶄露頭角，在中國白韃靼人的歷史中也提過，也爲由成吉思汗的統一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他們的韃靼語和蒙古語更接近歐洲語言，相對於漢語，更容易學習，因此他們在那個時候的溝通和交流基本上都是用蒙古語或韃靼語。而我們的文學作品大多都是用文言文寫成的，所以被注意的可能性很小。對於這一論斷可由孟高維諾在1306 年2 月13 日，從元大都寫給他在波斯的方濟各會友的一封信中找到證據:

　　……我年事已高並且受到了工作和年齡的雙重折磨，事實上我已經58 歲了。我要完完全全學習韃靼人的語言還有文獻，而且我已經將新遺囑和贊詩集翻譯成了韃靼文這也是我爲他們寫的最美的文章……

　　馬建春在其阿拉伯、波斯語文在元明兩朝官方的教習與運用中對元朝的官方語言也做了研究:

　　元朝官方語言有漢文、蒙古文和回回文三種文字，朝廷除置有漢國子監、蒙古國子監外，還爲東來的西域人專門設立回回國子監，以進行亦思替非文和回回語言文字的教授……

　　在整個元朝統治時期，回回語文(主要爲波斯語)在元朝與西域及其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起著重要的媒介作用，它成爲那個時代自中東直至東亞世界主要流行的語言。

　　由此可見，在蒙元時期，由於語言的問題，不利於漢文學作品的傳播。

(三)社會因素

在歐洲社會注意到中國的時候，正直蒙古帝國崛起的時候，頻繁的戰争和王朝的更迭没有給中國文學作品的外翻和外傳提供一個良好的内部環境。社會階級被劃分爲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蒙古人把協助他統一的西域少數民族大批的帶入内地，作爲維護其統治的助手，這樣便形成了以少數民族爲主體的元朝統治集團。游離于西北地方的意大利商人和探險者借機深入中原腹地，比如當時的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就曾經幫助元朝統治者治理揚州城3 年。蒙古統治者把漢族人看作主要威脅，除個别地主階級的中堅人物，大多數通曉漢學經典的文人卻多處於社會的底層。

　　如前邊提到過的列班·掃馬Bar(robban)Sauma，被忽必烈派遣，與他的弟子瑪古斯Ongut Marqos 從歸化城出發，經過由可汗統治的波斯境内，在那裏瑪古斯出人意料的被選爲東方教會的首領，取名爲耶和華三世。多年後，列班·掃馬到達羅馬，幾經周折，完成了與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會面。在1288 年的耶穌受難日這天與大祭司一同做了彌撒。

　　忽必烈在決定派遣人選的時候肯定是選派他的親信和體能比較好的人作爲使者，因此通曉中國文學的儒學家定不在其挑選之列。但這位出生于北京的外交家是突厥族，他的遊記也是用波斯語寫成的。而現存的版本也是敍利亞文的手抄本。

(四)統治者對文化的不重視

蒙古貴族尚實用，反對文學詞藻。儒家學説處於社會的底層，元法律有人分四等的規定，在很多元文人的筆記中也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之説。1349 年，在皇子愛猷識理達臘是否要學習漢人文字的問題上還引發朝廷上的争執。帝師聞之，言于奇皇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可見元朝統治者對儒學文化的排斥。

(五)中國文人的傳統心理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着泱泱大國，神州大地等心理思想，鄙視外夷文化，覺得即使是翻譯了，也未必能被欣賞，因此，孤芳自賞就成了中國人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自戀心理。很多程度上制約了中文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

(六)蒙元時期來華傳教士數量有限，品質參差不齊

另外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在解釋爲什麽忽必烈大漢不歸信基督教的時候這樣描寫:

　　我爲什麽要做基督徒呢?你們自己一定看出來了，這個國家的基督徒都是些没有知識、没有能力的人……

　　這段話清楚的表明，教皇如果選派適當的人去傳播福音的話，大汗一定會改奉基督教。

　　這句話表明當時在中國傳教的教士不僅數量有限，品質也不是很高，在解讀中國文學作品或傳播意大利文學作品方面還有困難。

　　之後的事情也同時表明教皇積極主動的增派了來華教士的人數和品質。爲中意兩國文學作品的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七)蒙元以前，中國文學以詩歌爲主，不利於傳播

詩歌篇幅較短，藴含量較淺。對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性的揭示缺乏展現空間。而且，詩歌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哪個時期都只是文人階層的欣賞品，如陽春白雪一般，這也決定了詩歌作品缺乏堅實的民眾基礎，很難被普通老百姓欣賞和接受，因此也就很難廣泛的傳播擴散。

五、結 語

中意兩國之間的交往有大約有2 千年的歷史了，絲綢之路的兩端連接着羅馬和長安。在漫長的交往史中，文學是不可能脱離歷史的。蒙元時期是中意兩國文學作品傳播的萌芽時期，儘管影響甚微，確實之間證據，但所有的間接證據和獨特的歷史貢獻爲兩國之間文學作品的傳播和以後歷代文學作品的傳播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條件。蒙元時期的朦朧接觸給兩國的文學家帶來了創作的靈感。他們從那些口口相傳而得來的故事中收到啓發，爲自己的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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