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瓊

　　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印譯略論

　　曾 瓊

　　在當今這樣一個充滿變化的時代裏，恒定的事物似乎越來越少。新鮮事物不斷湧現，如何面對和處理自身文化所擁有的重要的過去，是當代每一種文化都在面臨的問題。文學經典正是“文化所擁有的重要的過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集中的代表之一，對經典的思考和重視代表着對傳統的自覺思考，而經典本身“提供了一個引發可能的問題和可能的答案的發源地”。從文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語種文學的發展除了需要繼承已有的遺産，也需要從外國文學中汲取力量。對於譯入語文學而言，翻譯文學作品可以爲其自身的發展帶來新的觀念和動力。斯達爾夫人（Madame de Stael）在其著名的《翻譯之精神》一文中闡述了她的翻譯思想，認爲翻譯是文學和政治變革的動力，並將翻譯看作是對文學發展的積極貢獻，而雪麗·西蒙（Sherry Simon）也認爲，一個精心製作的譯本能夠“比較高效率地……阻止文學墮入昭示衰微的平庸狀態”。而翻譯——無論是口譯還是筆譯——也是文學經典跨越地理條件的限制，從地區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在中印文學文化交流史上，佛典的漢譯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歷史上從事這一翻譯活動的翻譯家既有印度人，也有中亞人，還有中國人，鳩摩羅什、真諦、菩提流支、不空、玄奘、義浄均是重要的翻譯家，其中玄奘和義浄是真正精通雙語（漢語和梵語）的翻譯家，而玄奘無疑是這群翻譯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佛典漢譯過程中佛教文學也隨之傳入中國，並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胡適在《白話文學史》（1928）一書的《佛教的翻譯文學》兩章中，論述了印度的佛經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他認爲，佛教翻譯文學“給中國文學史上開了無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新材料”。胡適總結了佛經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一、在中國文學的語言“最浮靡又最不自然的時期，在中國散文與韻文都走到駢偶亂套的路上的時期”，佛經翻譯文學卻使用了樸實平易的白話，“成爲白話文與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二、“佛教文學最富有想像力，雖然不免有不近情理的幻想與‘瞎嚼蛆’的濫調，然而對於那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國古文學卻又很大的解放作用。我們差不多可以説，中國的浪漫主義的文學是印度文學影響的産兒”；三、在文體形式上，印度文學的輸入，“與後代彈詞、平話、小説、戲劇的發達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中國嘆詞中的説白與唱文夾雜並用，也是從印度的“偈”這種文體形式學來的。而另一方面，保存完好的漢譯佛典，也爲印度提供了還原歷史、追憶曾有的文化盛事所必須的重要史實素材。玄奘等翻譯家在遊歷印度時所留下的翔實、準確的記録，不但爲印度的歷史和現代考古發掘提供了佐證，甚至也已成了研究印度和中亞古代歷史的不可缺少的材料。歷史的事實表明，中印之間的文學實踐活動，對於中印兩種文明以及世界文明來説，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然而遺憾的是，近現代以來，中印之間文學文化的交流活動並不頻繁，兩種文明之間的文學翻譯活動也並不平衡。在當代中國，印度文學的翻譯和出版有一些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如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高品質地翻譯了一批印度經典文學作品，包括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雲使》，戒日王的戲劇《龍喜記》、10卷本的《泰戈爾作品集》等；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由季羨林先生翻譯的《羅摩衍那》全譯本；2000年出版了劉安武等主編的24卷本《泰戈爾全集》；《摩訶婆羅多》精校本全譯本也在2005年翻譯出版。此外，中國文學翻譯家也對印度英語文學作品保持了比較高的關注度，印度現當代三大英語作家拉賈·拉奥、納拉揚、安納德的代表作、V．S．奈保爾的主要作品、阿蘭達蒂·羅易（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都在中國獲到了翻譯、評論和研究，有的甚至有數個譯本。與此相比，中國經典文學作品在印度的翻譯卻顯得非常薄弱。

　　在歷史上，可以確證的是，在唐代貞觀年間，李義表出使西域，647年，李義表歸國後，向唐太宗提到他向東天竺迦摩縷波國童子王（Kumara）介紹《老子》，唐太宗於是下赦：“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將《道德經》等譯出，……奘乃句句披析，窮奇義類，得其旨理，方爲譯之。”如果考慮到玄奘對梵語的掌握和對中印文化的熟悉，那麽有理由相信由他翻譯的《道德經》應當是一部高品質的譯作。由於史料的缺失，因此這部譯作在印度的傳播、接受情況無法具體考證。但從近現代《老子》在印度的譯介情況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泰戈爾對中國文化充滿敬意和熱愛，他在演講和文章中曾多次引用英文的《道德經》，如在《人在宗教》的《人的天性》一節中，他分别在5處引用了《道德經》，分别是“死而不亡者者壽”、“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不知常，妄作——凶”、“殁身不殆”、“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和“益生曰祥”。從他的引用場合和闡釋來看，泰戈爾對《道德經》是十分熟悉且認同的。據薛克翹論述，在20世紀80年代，印度北方一些城市的書攤出售印地文和烏爾都文《道德經》，且印地文的《道德經》不止一個版本，其中，北方邦瓦拉納西全面服務協會出版、1984年4月第三次印刷的譯本，既非譯自漢文，亦非譯自英文，而是譯自馬拉提文。馬拉提文譯者在其1959年寫的該書序言中説，他是在20年前得到《道德經》的英文譯本並將它譯爲馬拉提文的，由此可知印度人至少在30年代末即已見到英文本的《道德經》。薛克翹認爲印度其他文種的本子雖未見到，但僅據已知的四種文本來看，《道德經》在印度的流傳已相當廣泛，而且已至少流傳了半個世紀。

　　《道德經》並不算嚴格的文學作品，它在印度很大程度上是被當作一部哲學著作。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在20世紀的印度流傳較廣的當屬詩歌，其中尤以唐詩爲代表。在印度國際大學圖書館藏有翟理思1898年出版的《英文韻文中的中國詩歌》（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和他190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以及英國翻譯中國詩歌最多的亞瑟韋利（Arthur Waley）於1923年出版的《一百七十首中國詩歌》（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這些都是泰戈爾生前用過的書，在亞瑟韋利書上還有泰戈爾的親筆劃綫與注解。泰戈爾尤其推崇李白及其詩作。在討論什麽是“現代”文學這個問題時，泰戈爾認爲，“現代”不是時間上的概念，而是意願上的概念，情感的真實、自然是“現代”的核心。李白是泰戈爾心目中現代詩人的代表：“中國詩人李白創作的詩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但他仍不失爲現代詩人。他的觀點就是現今觀察世界的觀點，他以簡潔的語言寫下了五言詩和七言詩。”泰戈爾還引用了李白的《山中問答》、《秋浦歌（十三）》、《夏日山中》、《長幹行》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顯示出他對李白詩歌的熟悉、認同和喜愛。1952年，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創始人譚雲山曾撰寫了一篇文章《中國語言文學史》，對中國文學做了概括性介紹，其中也涉及到了傳統詩歌，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介紹中國文學，因而並没有對詩歌進行專門的翻譯。他的兒子譚中也曾翻譯出版了英譯唐詩集。在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曾組織了外文出版社翻譯介紹了許多中國古今名著，這些譯作在印度有一定反響。在最近的20餘年期間，印度當代作家維克拉姆·賽特（Vikram Seth）對唐詩的翻譯和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賽特是在泰戈爾之後，極少見的、主動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印度作家的典型。賽特曾在中國學習、生活，懂中文。1990年賽特出版詩集《你們那所有入睡者》，其中收入了他翻譯的一首杜甫詩《贈衛八處士》。1992年，維克拉姆·賽特翻譯的中國詩歌集《三個中國詩人》出版，其中有王維詩12首，李白詩11首，杜甫詩13首，並附有賽特所作13頁引言，對這三位詩人做了詳細的介紹。這本譯詩集1992年在英國和印度同時出版，1994年和1996年在印度再版，可見還是擁有一定的閲讀市場。在賽特自己的詩歌中，也有豐富的中國文化意象和唐詩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傳統詩歌之外，中國傳統文學經典在印度的翻譯是很不充分的。以我國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爲例，據筆者所知，除《西遊記》之外，其餘三部題材各異、各具特色，且在中國文學史上擁有重要地位，在國際上也具有相當知名度的經典作品，在印度各主要語言如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中均没有譯本。目前爲止，《西遊記》只擁有一個印地語全譯本。這個譯本由中國政府先後聘請的兩位印地語專家合作，花費近20年的時候完成，並於2009年出版。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本應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在中印兩國都没有獲得應有反響。2013年，由印度著名漢學家狄伯傑（B．R．Deepak）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一書在印度出版，在這部專爲“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的漢語專業研究生設計和編寫”的教材中，編者第一次將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作家介紹、作品和注釋結合起來，對我國的“四大名著”進行了介紹和選編。這也是第一本由印度漢學家編著、並在印度以中文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作品。實際上，除去部分專門從事漢學研究的印度學者，大部分印度文學愛好者對這幾部古典名著可以説是一無所知。

　　從這些已被翻譯出版的作品來看，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在印度的翻譯和出版中有很大的缺失，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複雜的。

　　從當下的現實來看，翻譯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印度對於翻譯事業是非常重視的。但印度翻譯的精力（主要是政府部門，如“National Book Trust／國家圖書出版局”及“Sahitya Akademi／文學院”）都集中在國内語文的翻譯上，特别是從英文譯成印度本國文字，從印度本國文字譯成英文。而要能把中國文學作品譯成印度語文，需要譯者有很高的中文造詣。目前印度所有的中文課程都遠遠不能達到那種水準，印度的中文專業幾乎没有專門爲翻譯事業供應人才的。中文專業的學生多半被政府機關吸收從事時事性的翻譯、或者當導遊、或者幫助涉華企業工作、或者爲研究中國當前問題服務。這在事實上造成了文學翻譯人才的早夭。此外，對於那些志願從事文學翻譯事業的人來説（其中絶大部分爲高校教師），政府和學校也並不爲他們提供積極的出版和翻譯資助。既缺乏資金資助，又缺少精神鼓勵，僅憑翻譯者的個人熱情和興趣，長期的翻譯行爲（比如長篇小説的翻譯）難以維續。

　　從文學與文化自身的角度而言，中國與印度的文學傳統和審美取向有着巨大的差異，這是中印兩國在文學交流活動中必須正視的事實。從文學形式上來説，中國文學經典除了包括詩歌，還有許多優秀的散文作品，中國文學史上散文文學的地位和成就並不遜色於詩歌，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小説作品，雖然在被正統文學認爲是旁門左道，但其成就和在民眾中的接受程度卻是很高的。相比而言，印度作爲“詩的國度”，其詩歌藝術高度發達並深受印度人民喜愛。印度文學對詩歌的喜愛也引導着它的文學趣味，使得在對中國文學的欣賞中，它的興趣點自然地聚焦在了中國詩歌上，中國詩歌的頂峰——唐詩成爲了它最大的關注點。從文學審美來看，中國文學重史，有着悠久的史傳傳統，文學審美追求質樸、持重，少年老成，文學關注現世、人生，深受儒家思想浸潤；印度文學重神，文學創作修辭繁複，它擁有發達的想像力，情感虔誠而想像肆意，文學關注的是出世與解脱，追求精神的寄託，植根于印度教傳統思想。在這樣的差異之下出現的、歷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的盛況，有着一個非常重要的橋樑，即佛教。佛教文學的傳入中國是與佛教東漸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隨着佛教在印度的消亡，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活動也逐漸沉寂。而實際上，在20世紀之前的文化交流活動中，佛教文學之外的印度教文學在中國的譯介也非常罕見（儘管有時候存在佛教與印度教故事融合在一起的情況，但那是因爲印度佛教文化本身的複雜性）。瞭解了這一點以後，20世紀中國文學在印度譯介的狀況變得比較易於理解。印度文學在歷史上原本就缺乏對中國文學的基本瞭解，而在20世紀的中印文化交流中又失去了宗教因素的推動作用。在這種尷尬的局面中，中國的翻譯家顯得比印度的同行們更積極和開放一些。泰戈爾的作品——包括英語的和孟加拉語的——在中國一直擁有廣泛的譯者和讀者，這是眾所周知的。季羨林、金克木、吴曉鈴、黄寶生、劉安武等人懷着極大的熱情，在研究印度文學文化的同時，翻譯了大量梵語、印地語的經典作品，他們甚至還撰寫了梵語文學史、印地語文學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培養了一批精通梵語、印地語的接班人，以繼續他們的事業。此外，般吉姆·錢德拉·查特吉、薩拉特·錢德拉·查特吉的孟加拉語作品，以及一些近當代烏爾都語的作品在中國都有翻譯，而當代的印度英語文學在中國擁有不少讀者——儘管有時候，他們是被作爲英語文學的一部分翻譯和閲讀。

　　中印文化都是有着悠久歷史和旺盛生命力的文化。印度文化在南亞地區長久地居於中心地位，並在歷史上對東南亞地區的文學傳統和社會意識有着深遠的影響。東南亞早期國家的文字，大都是在印度婆羅米字母和天城體字母的基礎上創制的。印度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所使用的史詩梵語對東南亞國家的文字、語言和文學的發展有相當大的直接影響。東南亞北部國家如泰國、柬埔寨等主要受印度佛教影響，南部國家如印尼等主要受印度教影響，史詩《羅摩衍那》是東南亞大部分語言文學的一部分以及文學發展中素材、母題等的源泉。如果視野更廣闊一點，我們會發現印度佛教文學的影響並不限於南亞東南亞地區和亞洲，而在近現代歷史上，當印度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時，它的文化依然散發着吸引人的光彩，西方哲學家、文學家同樣從中掘取了不少寶藏（儘管在現在流行的後殖民批評視角下，這樣的掘取備受質疑）。如果暫且將印度佛教文化和文學對中國文化文學的深遠影響——這早已得到中印學者的共識——放到一邊，印度文學再看看中國，那麽它一定會發現在中國文學中還有很多與它並不一樣、但值得翻譯、可供交流的作品。

　　實際上，印度文學界並未真的因爲歷史的驕傲而完全閉上雙眼，20世紀印度文學對西方文學的大量翻譯與學習是印度文學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通過對西方文學的翻譯和學習，印度文學實現了文學與宗教的分離而使印度文學獲得了獨立的地位。由於曾被英國長期殖民統治的緣故，英語是當代印度的通用語言之一。對英語的熟練掌握和運用拉近了印度文學界與西方文學界的距離，當代印度文壇不僅熟悉西方英語文學，而且其自身的英語文學創作也十分發達，近年來不少印度（裔）作家的作品頻頻獲得西方主要文學獎項，如從1981年薩爾曼·拉什迪至今，已有4位印裔作家贏得了布克文學獎。

　　文學是文化精神的代表和産物，經典文學尤其如此。在不同文學的互動實踐中，經典文學作品的翻譯是基礎，也是必要。印度文學對中國文學的經典的翻譯應當是中印日益頻繁的文化互動應有的題中之意，這樣的翻譯活動也必然能促進中印的相互理解，而可以確信的另一點是，在印度翻譯家的筆下，中國文學經典也將獲得一些新的意義。正如前文所説的，中印之間的文學交流對於世界文明來説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實踐活動。而對於目前的兩國而言，向雙方介紹對方優秀的文學作品，是一種促進相互理解的有效方式。目前印度的中國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時事方面，對中國文學的關注遠遠不夠。中印之間的友誼無疑具有悠久的歷史並註定將源遠流長，而對對方文學和文化的充分理解則將會使這種友誼更具有質感、更牢固和豐滿。

　　（作者爲天津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講師，文學博士）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及影響（批准號：09BWW00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