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

　　张雅丽的《童话世界》故事比较简单，并且被“限定”在较短的时间之内，但里面复杂的心理、沉甸甸的情感都耐人寻味。作者不会用刻意复杂的情节、故作高深的语言来给读者制造不必要的困难，而只是用细腻的感官和心思，从精妙、起伏的矛盾冲突中呈现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并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小说开始于“我”与母亲的一次“拌嘴”。原因是家里厕所的水管坏了，母亲焦急无措，“我”找的维修工人还没到，“我”希望先吃饭，暂时搁置这件小事，母亲却非常不快，她的“气自己没个儿子”这句话刺痛了“我”的心。

　　这些小事或是鸡毛蒜皮，看似不成为产生矛盾的理由。但日常生活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任何看似简单的举动背后，都有复杂的情绪。并且，在矛盾进一步激化之前，当事人绝不会轻易袒露心扉。

　　母亲和“我”的龃龉就有这样一个难以言说的背景——曾经在家中操心一切的父亲刚刚在一年前去世，将日常生活中一切琐屑的问题和危险留给了两个女人。“我”很要强，努力从解决电路、水管这些小问题开始，全力陪伴母亲的生活，试图补全母亲心里属于父亲的空缺。“我”曾替母亲精心策划一次海边之旅。从坐飞机到住旅店再到海边拍照，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周密而细心地照顾着母亲。“我”为母亲的笑容而欣喜，同时也不无“炫耀”地向母亲展示着自己的成熟独立。这让“我”与母亲的关系变得微妙甚至尴尬。

　　现实生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争吵的原因，往往在于随着时间流逝，子女渐渐独立，父母却在衰老中露出弱小的一面，于是子女本着“孝心”反过来在父母面前“扮演”起了父母，双方都认为自己能够也应该替对方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又使得意见分歧时双方谁也不会真正接受对方的意见。

　　小说中的“我”和母亲的矛盾根源即在于此，父亲去世，无忧无虑的安宁世界随之远去，让母亲显得前所未有地需要照顾，当“我”自以为承担起了责任时，母亲却不一定愿意配合“我”扮演“女儿”。但“我”已经进入了“母亲”的角色，有了一种虚幻的“权威感”。此时母亲一句看似没头没脑的“丫头，找个人吧”，让“我”再次心意难平。

　　母亲的这六个字简短干脆但无论从情感上还是叙事功能上都含义颇深。“丫头，找个人吧”，这听上去既像是为三十岁的女儿的生活担忧，也像是母亲在反过来强调自己的话语权力，责备女儿到了这个年纪，还需要母亲去操心女儿的“私生活”。作者很懂得如何让亲人之间微妙的错位，刺痛人心中柔软、羞怯的一部分，从而形成叙事上的矛盾。也许母亲只是单纯的好意，但母亲从最一开始无来由的“闹别扭”就已经让“我”心烦意乱，此刻“我”更是不能从好的方向理解这句话，犀利地逼问着母亲“还有什么不满意”，不断提高的声音让母亲沉下了头。

　　母亲哭了，“我”才从“扮演”母亲的状态中清醒，最终母女二人在对父亲的回忆中和解了。母亲一生欣慰于“我和你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作品，就是你这么一个好姑娘”;“我”也深深得意于“不看我是谁的姑娘”。这两句对话重新将母女关系捋顺至常态，矛盾就此结束。

　　“我”想起了儿时睡前不知让母亲讲了多少遍的童话，妈妈慵懒、温柔的声音以及房顶暖黄色的光晕仿佛重现。这时，读者自然突出体味到了，过去的安宁世界远去后，两人实际一直默默努力，为对方重新营造童话般幸福世界的深切心意。上门水管工的出现实际也颇有意味。母亲留下了这个健壮、朴实、羞涩男青年的名片，仿佛他既是能够解决未来所有家庭日常问题的人，对于女儿来说那样踏实的人也有可能是个合适的伴侣。

　　《童话世界》在结尾让一切都回归了正轨，而我认为前半段作者对于亲情的“解构”才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所在。故事中最耐人寻味的，读者可能也最熟悉的是，明明母女两代看上去都在为对方着想，但还是会产生冲突。这是一个“死结”——因为矛盾的双方都没有错，因此矛盾只有可能悬置，而不可能解决。

　　数十年来，无论是学校的教育，还是包括公益广告、曲艺小品、影视作品在内的社会宣传都在强调父爱、母爱的伟大和无私，竭力让人性的晦暗面与父亲母亲这个身份绝缘。但事实上，《童话世界》重新提示着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父亲或母亲的存在也终究印证着“人非圣贤”的道理。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只有爱，也有矛盾着的个体怨恨、惩戒对方的冲动。

　　如果我们回顾文学史，会对这一问题有更真切的感知。早在乐府诗中，就有《孔雀东南飞》表现母子之间复杂的关系。很难说焦仲卿的母亲是一个纯粹的“恶人”，但她几乎直接促成了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悲剧。这里母亲的形象浓缩着“单亲家庭”中母子的心理错位和传统伦理之中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则具体化为母亲百般刁难儿媳、最后置儿子于死地。《红楼梦》中贾政与贾宝玉的关系也很典型。且以“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段为例，父子之间的矛盾在于，父亲希望儿子能在一众清客面前展示才学，以显示自己家教有方。但当儿子的独到见解真的出乎自己意料时，做父亲的又表现出一副嫌恶、厌烦的样子，以显出父道森严。贾政一口一个“蠢物”“轻薄东西”“畜生”，仿佛父子之间有着什么刻骨仇恨。

　　进入现代阶段，巴金的《家》，通过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的觉新，展现祖辈、父辈对子辈、孙辈的压抑。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一生坎坷的曹七巧做了母亲，反而嫉妒自己的女儿，竟诱导着女儿吸鸦片，拆散了女儿的姻缘，让她逐渐变成第二个悲惨的自己。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遯翁与方鸿渐的关系也与贾政和贾宝玉类似，做父亲的人本身就充满了缺点，却又必须要在儿女面前摆出一副权威的样子，这是传统伦理提出的要求，而理想状态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则必然造成父辈与子辈之间的矛盾。

　　进入当代阶段，诸如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长恨歌》、余華的《在细雨中呼喊》、莫言的《丰乳肥臀》、方方的《风景》等作品中，也有诸多对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冲突的刻画。通过这一系列对文学史的梳理就能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问题，不仅是伦理与情感、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更是“人”之间的矛盾。对于有着观念、利益冲突的人们来说，血缘关系带来的亲密感不仅不能化解问题，有时还是“火上浇油”。

　　相比之下，《童话世界》对母女关系的刻画要更节制、温和一些。可以想见，故事描写的事件并不是一个会从根本上影响主人公与母亲关系的“节点”，无论是这一次矛盾中的相怨还是最终和解，都未必会在“我”与母亲的生活中留下多么深刻的痕迹。但小说对至亲间爱怨交织的重视，却和上述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是一致的，作者的见识和能力留给了读者不小的想象空间。文学史上并不缺少“杀伐果断”甚至“心狠手辣”的作家作品，他们毫不担心读者会跟着小说的情节或人物一起“肝肠寸断”。而《童话世界》的情节则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更近，作者的脉脉温情也给读者以希望，但作为具有象征性或寓言性质的文学作品，作者还是不妨在虚构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决一些。

　　一方面是让虚构显得更真实。一张照片也许可以只拍摄一双深邃的眼睛，但是镜头之外的模特却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照片体现出的“深邃”其实得益于镜头之外人的“完整”。对于短篇小说而言，文本内容有限，但在作者的脑海中应该有关于人物、场景的更多细节，这些身处“幕后”的东西支撑着故事，让虚构看起来更加真实。另一方面则是让故事尽量摆脱“我”的痕迹。不是不能以“我”为叙述者，或取材于熟悉的人或事，而是作者应该既能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让人物的成长、情节的推进超越作者自身的情感。这不意味着刻意追求残酷、阴暗，以强调作品在人性角度的深刻，而是为了让故事在情节或思想上都能有更宽阔的可能性。

　　除了本文讨论到的母女关系蕴含的伦理与叙事问题，《童话世界》对于思念、死亡、存在的思考也值得仔细审视。总体而言，《童话世界》展现出了作者在洞察人心、把握矛盾冲突上的能力，作者关注到了亲情中的“刺”，而我们则可以期待从作者的更多作品里发现平淡中的波澜。

　　责任编辑 刘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