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

　　在《蜂巢》中，林培源好像讲述了一个完整而清楚的故事。九十年代的中文系毕业生蒋元如今已年过不惑，在一家媒体任文化记者，看似做着和专业所长相近的工作，其实每天沉陷于机械性的报道，离文学越来越远。而家庭的负累，体力的衰退，都令他逐渐步入中年危机。而同样处在机械而疲惫状态的显然不止他一个：他那终日埋首于稿件校对工作的妻子，乃至于各种研讨会与文学活动上重复着同样话语的嘉宾们，不都是这样？中年危机由此不仅仅与生理机能相关，甚至不仅仅与个人压力相关，而变成了一种社会症疾。就在这时蒋元梦到了自己的大学同学彭飞，一个曾经的校园诗人。那个噩梦显然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当蒋元找到自己和彭飞共同的同学贾雯丽打听消息时，听到的便是一段并不愉快的陈年往事;而待他想尽办法终于打通了彭飞的电话，却得到了这位旧时同窗的死讯。蒋元毫不令人意外地决定独自踏上南下的旅程，去为这位多年不见的故友送行，这并不完全因为曾经共度的青春时光以及时光酿成的友谊，还为了寻找答案：这些年来，音讯全无的彭飞到底做了些什么？又为什么故去？而如果联系蒋元的生活状态，他要寻找的答案或许还和他本人有着直接关系：以彭飞短暂的一生为参照，自己机械而疲惫的生活究竟意义何在？蒋元的这趟解惑之旅似乎是圆满的：在彭飞的老家，蒋元见到了彭飞的亲人，也了解了彭飞的故事，最终心满意足地回到了他所定居的北方。

　　但是对于读者而言，这趟旅程同样是圆满的吗？或者说，这个故事真的完整而清楚吗？不要忘记，林培源是著名作家格非先生的高足;而格非似乎素以不讲述完整而清楚的故事著称。在热衷于小说形式实验的先锋派小说家中，格非擅长制造“叙事空缺”①，有意在完整的叙事链条中抽走关键性的情节，就像把迷宫的出口直接挖掉，从而让小说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谜题。如果读者没有和作者一样积极地投入思考的热情，就难免会错过小说当中精心埋藏的秘密。——那么如果我们轻率地对待格非的这位亲传弟子，是否也同样会有所遗憾？事实上，尽管时隔二十余年之后，今天的小说不大再会像当年的先锋小说那样袒露形式实验的痕迹，但林培源并没有丢弃他的师门绝技。在《蜂巢》看似光滑平整的叙事底下，他依然不动声色地制造了足够的空缺，这其实对你我这样的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没有在阅读林培源的小说时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投入足够的热情，就必然会停留在故事的表层，买椟还珠。

　　《蜂巢》当中最重要的叙事空缺或许恰恰存在于蒋元的解惑之旅。尽管在小说末尾，林培源给予蒋元的最后两个动词是“喜欢”与“相信”，意味着那趟旅程所要追问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解答;但是那答案却几乎只留存于蒋元的内心，而并未与读者分享。蒋元所努力想要了解或理解的彭飞，理应是《蜂巢》的核心谜题，小说对此人似乎也的确多有讲述，但细想一下，我们对他却依然所知甚少。彭飞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是大学时代出了名的怪人，学校诗社的社长，热爱文学却没有能够拿到中文系的毕业证;大学肄业回到家乡县城工作，但生活状况似乎可以用每况愈下来形容。最终他事业破产、家庭破碎，还被怀疑罹患了精神疾病，每日躲在阁楼上，连吃饭都是靠母亲送上楼来，以至于彭春蕊在哥哥去世之后仍不禁哀叹：“你说一个四十几岁的人，为什么要把生活过成这样？”——这样的人物形象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到处流传着此等人物的传说。他们沉湎于精神世界，却对现实事务不屑一顾，因而他们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最终必将献祭于自己的内心追索。“诗人”被认为是他们再合适不过的身份，海子和《蜂巢》中提及的顾城因而被不少人视作他们的代表——这两位诗人都以一种决绝的方式与尘世告别，正如彭飞一样。而九十年代之后，世界日益喧哗，白衣飘飘的诗人们日渐稀少，小说家们反而越来越热衷于塑造这样的人物来寄托情绪，从而使之成为文学中一种典型形象。

　　那么林培源只是为这样的典型形象增添了一个新的个例吗？他所編织的叙事迷宫和有意挖去的迷宫出口令我们不敢如此武断地理解彭飞。毕竟我们无从知晓彭飞具体做过些什么，以及他的所思所想。与之相反的是，小说中似乎有不少蛛丝马迹足以表明，彭飞溢出了上述概念化的形象。譬如说，小说里没有提供任何一首彭飞的诗作，所以他的才华无从证实，而即便是热爱诗歌的刘珍，对这位诗社社长也毫无青睐之意。彭飞的精神世界很可能也并没有那么阳春白雪，他对先锋小说不感兴趣，倒是热衷于创作武侠故事——即便在现在的中文系里，人们也会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加接近诗歌般的艺术纯粹性。这或许提示我们，彭飞电子邮箱地址中的“hero”并不是自恋的表现，而指向对世界的深切关注，所以彭飞很可能也没有多么不通世事——大学时代的他看上去更像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风云人物，甚至连毕业旅行都是由他组织。至于彭飞毕业后在县城文化局工作半年便辞职离开，可能也未必因为他不够圆融，反而透露出他对这个世界怀有更大的野心——这种选择在以弃官经商为风尚的九十年代并不特殊。的确，他办过广告公司，卖过盗版书，都失败了，但那很可能只是时势使然——蒋元不也曾辗转从事过多种职业，最终依然毫无成就感吗？以此而言，彭飞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古怪或特立独行，他也许只是芸芸众生当中运气不够好的那一个而已。某种意义上，他正是蒋元以及他们众多同龄人的另外一种人生可能。

　　围绕彭飞这一形象，最为暧昧的叙事空缺来自于小说的标题：“蜂巢”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彭飞又何以对蜂巢那么感兴趣，以至于选择死在其中？忙碌的工蜂们终其一生辛勤劳作，酿出蜜来供养它们的女王，却被人类轻易窃取。彭飞是否如那些遗世独立的诗人们一样，在其中察觉到世俗世界的荒谬？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毕业旅行时他会面朝大海痛哭失声。彭飞当时带着哭腔提到了张雨生溺死的妹妹，那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他去世之后满脸淌着蜂蜜出现在蒋元的梦里。而林培源其实曾经更为明确地指出，溺死的妹妹隐喻的是“对岸的世界”②。站在改革开放窗口城市的海滩上，对岸是香港，这似乎与海子、顾城死去的时代及不少知识分子们所认定的文化断裂时刻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对话关系。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彭飞所说的“对岸的世界”并无具体所指，只是在表达他对更好世界的向往和对现有的荒谬世界的不满。那么他最终找到更好的世界了吗？是否有可能他对于蜂巢的态度与我们此前的猜测刚好相反？也许他在工蜂们忙碌的身影中辨认出了那些奔波于红尘中却一无所获的人们（这当中也包括他自己），因而产生了一种彼此认同的温暖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的电影素材里，满是家乡人们混乱、荒诞却也不乏温馨的日常生活。当然，也许这两种猜测同样合理，也同时存在于彭飞对于世界的感受与判断当中。如果像蒋元所猜测的那样，彭飞的自杀并非求死，而是一种行为艺术，这场以生命为牺牲的行为艺术岂能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彭飞很有可能正是死于对这世界的既爱又恨、悲欣交集。

　　由于林培源刻意制造的叙事空缺，恐怕没人有资格确定彭飞的真实面目和感受、想法，即便林培源本人也不行。但小说却因此提供了关于彭飞和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同样复杂的当然还包括蒋元：如果说彭飞是蒋元的另一种人生可能，那么蒋元从彭飞的生命经验里获得的令他铭记终身却不愿与人分享的启示究竟是什么？他所获得的启示符合彭飞的本意吗？和读者们的认知相吻合还是大相径庭？蒋元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谁又更正确呢？这些问题恐怕都无法得到可靠的答案，蒋元的这趟旅程因此当然谈不上圆满，却造成小说复杂的肌理和神秘的美感——对于小说这一文体而言，提出问题从来都比提供答案要更加重要。

　　注释：

　　①陈晓明《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

　　②林培源《神童与录音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页。

　　责任编辑 梅 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