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

　　1

　　事情要从一个梦说起。梦里，风声呼啸过耳畔，蒋元的身体失去重心，如同飞机上累赘的压舱物，被人从半空中往下抛。蒋元扯开嗓子呼号，风撕开了四肢和脸部的皮肤，外套鼓胀如船帆。再一晃，“噗”的一声，他发现自己的躯体和一团硬物撞到一起，背部塌陷下去。奇怪的是，他并不感觉到痛。

　　他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那是空气和衣物纤维摩擦后烧焦的味道。

　　蒋元看到自己置身井底，眼前除了微弱的光，什么也看不到。这时，他撞见大学同学彭飞的脸，五官模糊，像是被黏稠的液体包裹住了，嘴角隐隐挂着笑。

　　蒋元惊醒过来，条件反射地朝墙壁重重击了过去。他开了灯。拳头上有血丝，抬头一看，墙上也有，血迹像油墨将干未干，毫无章法。

　　这不是蒋元第一次做这样的梦。细节、声音、触感都如此清晰。之前他只当是工作压力太大所致，不过这次一点也不寻常，那种黑暗中坠落的感觉太真切了。为什么会梦见彭飞呢？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

　　自从大学毕业，蒋元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现在连他的长相也记不太起来。不然，何以他梦见的是一张模糊的脸？他安慰自己，做梦罢了，也许是多年没见，消失的记忆闯进梦中来了。

　　他起床洗了把脸，取出红药水，涂在受伤的拳头上，待红药水干了，再贴上止血胶布。

　　刘珍和女儿到乡下探亲了，家中只剩他一人。他望着空荡荡的家，感到一阵强烈的孤独。

　　吃过早饭，蒋元又琢磨起那个梦，以往他只是梦见自己下坠，但这次添了新的内容——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像从树干上岔出来的枝节，直直地插进梦里。这事或许有什么蹊跷，蒋元说不出个究竟，这更让他感到烦扰。

　　从地铁口出来后，蒋元顺着人流往外走。

　　冬日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他站在十字路口张望，看到报业大厦前停了一辆吊臂车，吊臂车正在拆除楼顶的招牌，长长的吊臂斜靠在建筑上。操控者坐在驾驶室内，露出半截白色头盔。蒋元抬眼，望见大厦顶楼有三个移动的身影，建筑玻璃窗折射的白光闪过来，晃得人睁不开眼。

　　蒋元用手遮住额头，快速穿过马路，一头钻进了报业大厦。

　　他手背上贴着的止血贴引起了同事的注意，他们问他是不是受伤了。蒋元回答说，不小心摔倒，擦伤了。同事“哦”了一声，没再问什么。

　　蒋元放下背包，瘫坐到电脑椅上。同事们各自忙开了，办公室里响起键盘敲动的声音。

　　蒋元努力回想昨夜的梦。他打开电脑，在浏览器上输入“彭飞”两个字——网页显示的搜索结果除了爵士小提琴演奏家彭飞和企业家彭飞，没一个是他要找的人。他往后翻了几页，仍旧一无所获。

　　蒋元不死心，拿出手机，将大学同学微信群里的成员挨个看了遍，翻到最后，他靠在电脑椅上，像只瘪了气的皮球，怎么也集中不起精神来。

　　他起身走到办公室窗前，所站的位置，对着那台吊臂车。他观望了一阵，吊臂车在眼皮底下开走。几位作业的工人，溜进一辆小货车，很快离开了。

　　蒋元看不到招牌拆除后大厦顶楼的情形，但确信无疑的是，现在这是一栋没有“名片”的建筑——虽说只要打开电子地图，查看街景，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报业集团”六个猩红的宋体字。想到往后只能通过手机地图上虚幻的影像来确认这栋大厦的名字，蒋元不免一阵失落。

　　办公桌上的索尼摄像机和佳能单反引起了蒋元的注意。每次出采访任务，他都会将它们整理好，检查电池和镜头，再塞入背包。除了工作，他很少这样仔细地观察它们。现在这堆工具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蒋元伸手摩挲着那台单反，他用的这台内置了网络传输，拍完照可以即时传到手机。这几年，手机、摄像机和单反，成了他工作的标配。他携带这些数码产品进进出出，和旧时进京赶考的秀才，或者乡野荷锄下田的农夫，并无多大的区别。

　　蒋元有一本褐色牛皮封面的工作簿，巴掌大小，用来记工作内容，作为备忘录。他喜欢笔墨和纸张带来的厚实感，而不大使用手机日历。他翻到空白的一页，用笔写下一个“梦”字。写完，又用繁体字抄了一遍。

　　怎么形容他的工作呢？多年养成的习惯，使他变成一个刻板而守时的人，他感到自己被框定在一个无形的外壳中。他在脑海中回放平时工作的场景：一般情形下，抵达活动现场后，他会用脚架将机器架稳，再调好设备。刚入这一行时，他还是个新手，做摄影记者，那时要挤在一堆同行当中，手持单反，跑前跑后，找角度，直到拍出满意的相片为止。后来摄像机加入了，再后来网络直播兴起，单反和摄像机逐渐退居幕后。一台手机，就够人忙活的了。

　　三年前采编部大换血，辞退了一批人。蒋元侥幸躲过了一劫。但自此以后，他的负荷比以往重了许多。有时一天连轴转，连着跑三场活动，连饭也吃不上。他主要负责活动的网络直播，简单说，这个工作有点像从前的电视直播，不过平台换在了网络上。这是一项耗费心力的工作：不同規格的现场，所需的设备也不一样，有时还得拉助手，准备不同的机位进行切换。直播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万一出差错，要及时掐断，换成事先准备好的空镜头。

　　以前基本上是采编完了再写文稿，中间有个时间差，不像现在什么都要求同步。活动结束，蒋元还要撰稿——有时是在咖啡馆，有时是在出差的飞机或高铁上——只有写成文字发出来，他的任务才算完成。以往几个人协作完成的活儿，现在全压在他身上。此外，他还会被人拉去应酬。一应酬，喝酒是少不了的。去年蒋元在杭州报道某个文化节，闭幕晚宴上喝了几杯红酒，隔天睡过头，把另一场更重要的直播耽误了。他因此被领导痛斥一顿：“以后再误事，就收拾东西走人吧！”

　　现在想起那件事，蒋元心有余悸。

　　他对这份工作的态度是矛盾的：有时他觉得自己手握某种大权，从人民大会堂到独立书店，从大使馆到艺术园区——他在这些场所畅行无阻;有时他又觉得这些不过是幻觉。他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台上夸夸其谈，讲着重复的话，开着半咸不淡的玩笑，但背对读者时，又是另外一番样子。蒋元负责捕捉他们好的、规整的一面，而难堪的、凌乱的那一面，则永远留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外。

　　蒋元常常想，文学啥时候这么热闹了？十来年前，写小说和写诗的人分散各地，文学活动没有现在这般频繁。有时他上午跑完颁奖礼，下午就在新书发布会上碰到同一张嘉宾的脸。他们说话的口吻和措辞，像是提前排练好的，发表的观点，并没什么新鲜——有时嘉宾抛出上句，蒋元就能顺当地接上下句。嘉宾接连两次出席活动的酬劳顶得过蒋元半个月的工资。他们认识蒋元，但并不熟悉他。对他们而言，蒋元不过是这个圈子里“最熟悉的陌生人”。

　　同事拿蒋元开玩笑，说他是直播背后的男人。蒋元自嘲，可不是嘛，说不定我也可以露面做个直播，说说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要是有人打赏，就更好了。

　　事实上，并没有人打赏。以前跑采访还有车马费（往往是装在信封里），但今时不同往日。除非主办方阔气，否则一分额外的钱也捞不到。

　　无比疲倦时，蒋元宁愿拿挣的钱换个清净的周末，陪女儿到公园放风筝，或者是给刘珍下厨做饭。可这些也只是奢望。人到中年，他早就没了年轻时的冲劲，他要养家糊口，要供女儿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要缴这样那样的补课费。想到这些，他觉得自己像被困在玻璃罐中的苍蝇，胡乱扇着翅膀，总也飞不出去。

　　蒋元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后来辗转从事了现在的工作。表面看着，他没离开文学，可实际上，他和文学越离越远了。他经常忙到没有时间读书，书架堆满了不少别人的赠书，大多是圈子里的人送的，要么就是出版社寄的。收到书，拍照，发朋友圈，接着翻几页，然后束之高阁（这几乎成了既定的模式，一种新的社交礼仪）。

　　刘珍看着那些积了灰的书，调侃他说：“你要是不看的话，别堆在那里浪费空间，打包卖了吧！”

　　蒋元摆摆手：“谁说我不看了，我这不忙着吗？”

　　刘珍说：“那好，都留给女儿吧，反正你也没什么能给她。”

　　一祭出女儿这把大旗，蒋元就没了脾气。他现在拼死拼活工作，还不是为了女儿。他经常和刘珍说，等女儿长大独立了，他俩就搬去乡下，诗书相伴，过太平日子。刘珍知道，这些话听一听也就算了。她在出版社当编辑，平日除了打点工作，还要照顾家里的饮食起居。她主要的工作是校稿，也没有闲余时间读书。蒋元有次问她：“你喜欢这份工作吗？”刘珍没话。蒋元继续道：“别说我刻薄，我觉得校稿就是对文字的戕害。”

　　刘珍反驳说：“编辑不就相当于文字的外科医生吗？”

　　这时，蒋元从玻璃窗的反光中看见自己，圆圆的脑袋，身体敦实，鬓角冒出了些微白发，不过人看起来还是充满活力的。再过个七八年，他也就满五十了。五十岁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年过半百”，到时还能到处跑吗？

　　2

　　算起来，蒋元快有二十年没见过彭飞了。在他的記忆中，彭飞还是年轻人的模样，笑起来咧着一张大嘴。因为抽烟喝酒，牙齿已经泛黄了。他的身量高大，长得像根竹竿，喜欢穿的确良衬衫和喇叭裤。用彭飞的话来说，他老家是在“省尾国角”的潮汕。他说话带南澳的海岛口音，前鼻音和后鼻音分不清，一不小心会把“赚钱”念成“撞墙”，“上船”念成“上床”。

　　上大学那几年，蒋元嗜书如命，每个月家里拿的那点钱，几乎都被他用来买书了。钱花光了就吃泡面，窝在宿舍读《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本上海译文的旧书，被他翻得不成样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起故事来像个絮絮叨叨的话痨，可就是这样一股句子中充斥着大河般雄浑的劲头，叫他着迷。

　　蒋元那时经常和彭飞辩论，到底是托尔斯泰伟大，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

　　蒋元认为，托尔斯泰的道德感太强了，道德感太强的作家，会把文学变成生硬的说教，但彭飞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教的意图太明显，读起来有失分寸。

　　两人争论不休，最后谁也不退让，只好停歇，到校门口的烧烤摊吃东西打打牙祭。

　　那时港台文学流行，金庸、梁羽生的武侠，琼瑶的言情，席慕蓉的诗，还有亦舒、李碧华的小说……正版的、盗版的，成了大多数学生的枕边书。彭飞是系里出了名的怪人，大学期间挂了几门课，后来还肄业了。蒋元还记得，彭飞写过几本武侠小说，无缘出版，很快沦为地下读物。彭飞瞧不起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对大家争相传颂的先锋文学也嗤之以鼻。

　　彭飞学习成绩一般，但颇有文才，是学校诗社的社长。蒋元和刘珍，是在他主持的读诗会上相识的。

　　那天蒋元从图书馆出来，经过人工湖，看到湖边草坪立着一群人。他凑过去，看到身着格子衬衫的女生，拿着一叠打印的稿纸，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低声念道：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一个淡绿。

　　女生念诗时，脸上的神情透着微微的哀恸，她的声音，将湖面和空气染成了灰。

　　蒋元看到湖面礁石上站着的彭飞。他高瘦的身子套在一件的确良衬衣里，拳头按在胸口，对大家说：“接下来让我们为逝者默哀。”大家纷纷低下头。蒋元身处其间，感到不适，他的心思全落在了读诗的女生身上，女生的背影像块磁铁，牢牢地吸附住了他的目光。后来蒋元才得知，这群人聚到湖边，是为了纪念诗人顾城。女生念的是顾城的一首诗。不久前，诗人持一把斧子砍死了妻子，随之自缢身亡。

　　蒋元纳闷，纪念卧轨的海子可以理解，纪念一个杀人犯，怎么都叫人困惑。不过蒋元没有把他的困惑说出来。后来那个叫刘珍的女生成了他的女朋友，再后来，他们结了婚，一起到了北方。

　　昨晚梦见彭飞之后，蒋元把大学时代细细地回想了一遍。

　　记忆中潮湿多雨的南方、宿舍楼、图书馆，还有那时躁动不安的心，蒋元在想象中折返回过去。如果那时候没有来到北方，他和刘珍的生活会是怎样？刘珍也经常抱憾，当初要是留在深圳当个语文老师，或者干其他工作，现在腰包铁定鼓鼓的，没事可以到欧洲旅游，一定要是欧洲，美国不行，看教堂，泡温泉……她那些留在南方的同学，眼下过的就是她羡慕的生活。刘珍念叨着要去阿尔卑斯山。她年轻时喜欢读《魔山》，对托马斯·曼笔下的那座疗养院无比好奇。

　　脱离危险后，几个人躺倒在沙地上，满头大汗，喘着粗气。大家看到疼得嗷嗷叫的蒋元，都哈哈笑起来。

　　蒋元说：“彭飞那晚确实救了我，但是很奇怪，隔天回去，我和他说谢谢，他板着脸，爱理不理的。他这个人比较奇怪，我是知道的。后来刘珍扶我上大巴，我向他打招呼，他只是‘嗯地点了点头。我看到他的眉骨擦伤了，有块瘀青，不过他看起来好像也一脸不在乎……”

　　听到这里，贾雯丽抓起玻璃杯，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

　　她问蒋元：“你有没有想过，沙滩上那么多人，为什么正好是彭飞，为什么那么巧，他正好出现在井边？”

　　贾雯丽面带愠色，睁大了眼，看起来如同一头被激怒了的孔雀。

　　贾雯丽的话，把蒋元重新推到了遥远的过去。这个问题，他这么多年来从未认真地想过。那件事，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他的落井和彭飞救他之间，横着一条牢不可破的逻辑链。确凿无疑地，他掉进去了，而救他的人，正是彭飞。蒋元没受什么大伤，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也没有落下什么精神创伤，更何况脚踝伤好了，这事就慢慢地从记忆里淡去了。

　　贾雯丽说：“不瞒你说，彭飞那时在追我——不过我从来没有理过他。那晚我喝了点酒，有点醉，走路轻飘飘的。大家散去后，彭飞叫住我。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这个人虽然怪，但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我们在海滩走了一路，聊了些什么，记不清了。我大概记得的，就是他那天穿的衬衫太大了，风吹起来鼓鼓的，身上还有酒味。我们往沙滩外围走，走到火光照不到的地方，彭飞忽然停下来，握住我的手，把我往他身上抱过去，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他用力按住我的后脑勺，嘴巴往我脸上凑，嘴里还叽里呱啦地说些胡话。”

　　贾雯丽讲的细碎片段，聚成磷火从黑暗里冒出来，闪闪烁烁，无从捕捉。那缥缈的磷火，由远及近，笼罩着她的唇角和眉眼。

　　蒋元发现，贾雯丽的声音和神情开始走样了。她对讲述这桩往事，开始有了某种执迷。

　　“后来呢？”蒋元问。

　　贾雯说：“后来，我听见‘嘭的一声巨响，吓得我叫起来，彭飞也吓到了。趁着这个机会，我飞快地挣脱他，往海滩那边跑。回到帐篷的时候，几个女生看到我，问我怎么了。我只是哭，什么也说不出来。现在想想，那时候太年轻，真是傻，要是放在今日，铁定叫他吃官司！”

　　听到这里，蒋元倒吸了一口气，他忽然觉得，自己再次掉进了那口黑洞洞的沙井。

　　贾雯丽说：“现在你知道了吧？不是意外，也没有巧合，彭飞当时就在那里。”

　　蒋元恍悟——因为他的落井，刚好给了贾雯丽跑开的机会，这就坏了彭飞的好事，惹恼了他，难怪他会那么冷漠。

　　贾雯丽说：“为了搭救你，彭飞才没追过来，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蒋元将零碎的记忆拼凑到一起。几乎在一个时间点上，两件事同时发生了，而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被真相隔绝在一口沙井里。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彭飞的形象，一下子颠倒了过来。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将他从遥远的过去拽向现在，他看到彭飞分裂成了两半，一半在光明里，一半陷入黑暗中。他不知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这件往事充满巧合和戏剧性，将他团团围住。贾雯丽说得那么确凿，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置疑。

　　“出游回来后，他还继续纠缠我，我很怕，躲到隔壁宿舍住了几天。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到保卫处报案了……现在想到这个人，我还是觉得很恶心。刚好当年有个奖学金可以申请，我一直想出去留学，因为一些原因拖了很久，发生这事之后，我才拿定主意。”

　　“所以说，彭飞没有拿到学位证，也和这事有关？”蒋元问。

　　贾雯丽说：“这我就不清楚了，他毕业没毕业，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九七年夏天過后，蒋元没在南方停留，刘珍和他一起到了北方工作。结婚多年以后，他们才有了小孩。这期间，蒋元换过好几份工作，有一阵子还和别人合伙开书店。“非典”过后，他进了报社，一直做到现在。在北京这么久，蒋元免不了接待来访的亲友，他们以出差、培训以及旅游等名义，踏足这座城市。奇怪的是，这些年里，从来没有人和他主动提起过彭飞。毕业以后彭飞何去何从，蒋元一无所知。他就像一块铅石，沉在了海底。

　　眼下这块铅石，又悄然浮出了水面。

　　4

　　两人分开时，贾雯丽说起另一件事：两年前，彭飞给她发了封邮件，大意是说他在筹拍一部电影，想委托贾雯丽帮他牵线，联系好莱坞的人，片子拍成后，他要到美国去参加影展。

　　“我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发生了那样的事，连句道歉也没有，我活该欠他的吗？”

　　蒋元说：“这样确实不好……”

　　“好莱坞又不是我家开的，我凭什么要帮他？”贾雯丽气呼呼地说。

　　“是啊，凭什么要帮他？”晚上在回去的地铁上，蒋元反复琢磨着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从他和彭飞的交往，到毕业出游，再到后来漫长细碎的人生经历。那么，彭飞为什么要帮我呢？贾雯丽将多年的秘密倾吐出来，心里倒是清净了些。但当蒋元看着她踩着高跟鞋远去时，他心里既觉得宽慰，又感到疑惑。他觉得，彭飞的事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蒋元翻开本子，上面有贾雯丽抄下来的电子邮箱。

　　在摇晃的地铁里，他盯着那串邮箱地址，前缀是彭飞名字的拼音，外加“hero”，最后是1973——彭飞出生的年份。“hero”引起了蒋元的注意，要么出于自恋，要么出于某种恶趣味，不然，彭飞怎么会将自己和“英雄”挂钩？他用手机邮箱，给那串地址发了封邮件，打了几行字，又悉数删去，最后只剩一句干巴巴的问候：

　　“彭飞，你好！好久不见，我是老同学蒋元，还记得我吗？”

　　邮件发送出去，立刻就收到一则自动回复的消息：“您发给我的信件已经收到。彭飞。”

　　这则回复令蒋元莫名地兴奋起来，好像彭飞隔空和他打了声招呼。

　　贾雯丽是在两年前收到彭飞的邮件。这至少证明，两年前彭飞还活跃着，还在筹拍他的电影。蒋元很想知道，彭飞什么时候开始对电影感兴趣的，那部电影，后来拍成了没有？

　　回到家，蒋元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在浏览器上输入“彭飞”“导演”“电影”这样的关键词。遗憾的是，网页跳出来的搜索结果，跟上午一样，没有一条与彭飞有关。

　　蒋元纳闷不已，他走进卧室，从衣柜下方拉出一个储物箱，箱子装的都是些旧物：毕业证书、合照、记者证、信件、孩子的出生证、他和刘珍的结婚证，以及好多当年旅行留下的火车票和景区门票。这些物什随他当年离开南方，又随着生活的变迁，日渐添了新的，它们叠加在一起，勾画出年月流转的轨迹。

　　在储物箱的最底部，蒋元发现了一本同学录，封面是黑色的仿皮革，烫金的“同学录”三个字已经掉色了，里头的纸张发黄，墨水的印迹也模糊了。蒋元记得，当年毕业，他让好多人写留言，还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翻看这本同学录的时候，记忆像蓄满水的堤坝，即将溢出来。蒋元的目光，落在中间那一页。那是彭飞的签名。出乎意料的是，彭飞的字写得很工整，甚至可以说有点笨拙，一点也不像他张扬的性格。不过彭飞没有留下祝语，连日期也不写。最后，蒋元惊喜地发现，“电话”一栏，有串“0754”开头的固定电话，跟着的是一个简短的家庭住址。

　　蒋元立刻拿起手机，输入那串号码，并按现今的升位规则，前边加了一个“8”，打了过去。他既紧张又兴奋，仿佛即将接通的，是消失已久的外星信号。

　　电话竟真的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衰老的声音。

　　蒋元说，您好，我找彭飞。

　　阿灰（飞）啊，阿灰（飞）不在。那个衰老的声音说。

　　阿飞不在？蒋元被对方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弄得不明所以。伯伯，我是彭飞同学。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接着，是另一个声音。这次，是个女人。

　　蒋元听见她用普通话说，我是彭飞妹妹，我哥他……他昨晚走了。

　　走了？什么意思？

　　女人泣不成声，蒋元还想追问，电话就挂断了，留下一串忙音。

　　蒋元得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叫他难过不已。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放下手机后，他透过窗户，看到对面商场闪着霓虹灯，再远处，是灰白的光柱。雾霾重了，他的心，也被紧紧地锁在雾霾中。那种坠落的感觉又袭来了。蒋元笃定，他的梦和彭飞的死有关。或许彭飞在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钻入了他的梦中。可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蒋元想再打一次电话，但始终没有行动。他躺到床上，浑身乏力地盯着天花板的菱形吊灯，脑子空白一片。

　　过了没多久，手机震动了一下，蒋元拿起来，读到这样一条短信：

　　“你好！我是彭飞的妹妹彭春蕊，刚才挂了电话，请你见谅，我哥生前没有几个朋友，你打电话过来找他，我们很感激，后天他出殡，不知道你能否来送一送他？”

　　“出殡”两个字像巨石一样压在蒋元心头。去还是不去呢？人都已经走了，专程从北到南跑一趟，有没有这个必要呢？蒋元虽然被那个梦搅得心绪不宁，可得知了彭飞的死讯，有一瞬间，他反而觉得心理负担减轻了，压抑的心也稍稍得到了宽慰。然而，彭飞妹妹的请求还是让他有些犯难。他在短信上打了几句话，犹豫许久，又删掉了。

　　这一天过得太煎熬了，蒋元经历了很多事，大的小的，新的旧的，一件一件涌过来。直到凌晨两三点，蒋元才撑不住，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半夜醒来后，他的心口发慌，像是有人在催促着他，追赶着他。

　　蒋元把那条短信反复读了几遍，短信的最下方，附有一个地址，他拿来和同学录上的作比对，发现两者是同一个。他的心像被针扎了，一阵一阵地发疼。如果没有送彭飞最后一程，这条路他一定走得很孤独。蒋元抓起手机，迅速回了短信。短信发送后，他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给报社领导发了微信请假，订了清晨的航班。行李收拾好后，他又给刘珍留言，说他接到任務，要飞去广东出差两天。至于此行真正的目的，他没有告诉刘珍。

　　5

　　蒋元在心里模拟了无数种和彭飞重逢的场景，眼下他即将面临的，是其中最无法接受的一种。他和彭飞这么多年没有见面，现在能想起来的，仍旧是彭飞鲜活的、明亮的形象。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形象，顷刻间说没有就没有了，像海滩上被浪打湿的一粒沙子，淹没在无数的沙子之中，再也找不回来。

　　北京飞往揭阳的航班上，蒋元被芜杂的潮汕方言淹没了。那片他不熟悉的土地，还有那片土地上的人，从那些声音里流淌出来，给人一种活泛又陌生的感觉。这是常年处在京腔京调中的他不曾体会过的。这一趟远行对蒋元来说如此不同。以往的每次出行，总有那么多人要见，那么多的任务要完成。然而这一趟不同以往。可以说，这是蒋元人生中最为奇特的经历：他要去看一个“死人”，更确切地说，是去见一个刚刚死去不久的人。蒋元想知道，这些年里彭飞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的生命会在这个年龄段戛然而止。他知道生命无法互相替代，但至少，他可以试着去理解。

　　三个小时的飞行结束，蒋元顺利抵达了那片遥远的平原。

　　下了飞机，他背着包穿过航站楼，到了停车场。几位黑车司机围拢过来，他们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问蒋元去哪里。

　　蒋元说：“南澳。”

　　这时有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凑过来。“大哥，坐我的车吧，我就是南澳的，价钱好谈！”说着他拉过蒋元往边上走，蒋元没迟疑，跟着上了他的车。身后有人骂骂咧咧。

　　蒋元把手机上存的地址拿给他看。他瞄了一眼说：“这个地方我知道，我外婆家就在那里。”

　　蒋元问：“你认识一个叫彭飞的人吗？”

　　“彭飞？哪一个彭飞？”

　　“我的老同学，你们南澳岛的。”

　　“哦，不认识，说不定我爸知道这个人。”

　　蒋元听完，未免感到一阵失落。也许彭飞在他们这里，不过是籍籍无名的一个人。如果像贾雯丽透露的那样，彭飞在筹拍电影，不管拍没拍成，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人知道。不过他想，年轻的司机不认识彭飞，再正常不过了，有什么好失落的呢？很快他就能见到彭飞的家人，见到彭飞的遗容，很快他就会知道，彭飞这些年经过的事，走过的路。他甚至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要是条件允许，他可以借助在这里的短暂时间，收集一些素材，为彭飞做个专题报道，记录一个海岛艺术工作者也许不那么灿烂的人生。

　　蒋元靠在车座上，看着窗外湛蓝的天和快速倒退的树影。

　　驰过蜿蜒蛇形的大桥后，出租车开进一段沿海公路。蒋元把车窗摇下来一道缝隙，冷冷的海风呼呼地吹进来。他闻到一股若有似无的咸咸的海水味。他的左手边是几栋海滨酒店，紧挨着的，有餐厅、大排档和小吃店，蒋元甚至看到了晾晒在地上的鱼干，而右手边，是水泥铺就的步行栈道，栈道中间段有座气派的公厕，光洁的外墙瓷砖在日照下反着光。栈道往下是一片沙滩，再远处，是冬天阳光下广阔无垠的海。

　　司机把车停在关帝庙门口，指着一条巷子告诉蒋元，你从那里进去就是了。

　　那条巷子看起来最多只能容两个人同时经过。蒋元半信半疑，不过他还是付了车费，提着背包下车了。

　　挨着巷口的关帝庙，歇顶飞檐，绿色琉璃瓦配着金色雕塑，在日光下熠熠生辉。关帝庙门口，是块水泥空地，空地上耸立着一个很高的香炉，靠右边一侧，竖立着一支旗杆。

　　蒋元的目光没有多做停留，就径自朝巷子走去。两边的墙铺着粗粝的石子，走了几步，他看到一户人家门口，坐了几个人。确切来说，那些人是搬着塑料凳子坐在巷道里。他们在抽烟，蒋元心想，这就是彭飞的家了。

　　为首的一个中年汉子叼着烟，上下打量蒋元，问他找谁。

　　蒋元自我介绍说，他是彭飞大学的同学。在座的人，谁也没听到过蒋元。蒋元补充道，我和彭春蕊联系过了。

　　中年汉子站起来，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你跟我来吧。说着就领蒋元进了左侧的门。这是个狭长的小院子，地上搁了一只熏得黑乎乎的铁桶，里面全是烧完的冥纸。右侧是紧邻的两道门，楼有两层，挤挤挨挨的，给人一种压迫感。蒋元没想到，彭飞的家是这样的。中年汉子打过招呼，很快，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从屋子里出来了。

　　蒋元一眼就认出彭春蕊了。从她脸上，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彭飞，他们有着一样高高瘦瘦的身子，不过彭春蕊的皮肤要白一些。打过招呼后，彭春蕊说，你稍等一下。

　　透过门望进去，蒋元看到满屋子的人。彭飞的弟弟和蒋元握手，给他派了一支烟。蒋元顺手接过来，他不抽烟，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将它攥在手心。

　　彭春蕊领着父母走出来，老人家不会讲普通话，彭春蕊当翻译，介绍说，这是大哥的大学同学，专门从北京过来的。彭飞的母亲一脸感激地点头致意。她身段矮小，理着齐耳短发，别一只银灰色的发夹，整个身体裹在厚实的棉衣里，看起来圆圆的;彭飞的父亲背部佝偻，穿着件厚毛衣，耳廓夹一支烟。他和蒋元握手，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感谢他来，彭飞有这样情谊深重的同学，是他的福气。老人家身体不大好，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

　　蒋元注意到，彭飞母亲的双眼肿得像核桃，悲恸在她的脸上久久地驻留着。蒋元杵在那里，不知该如何应对眼下的场景。其他人都散在隔壁的屋子里，男女老少，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说着蒋元听不懂的话，没有人对这个迟来的吊唁者感兴趣。

　　彭春蕊担起了招待蒋元的任务。她穿了件深蓝色的羽绒服，脸颊上有褐斑，说话时右边眼睛眨得比常人要快。她说：“我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们谁也没有预料，还让你大老远跑一趟……”

　　蒋元安慰她：“节哀顺变。”余下的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把事先准备好的钱（搁在一只信封里）从包里取出来，递给彭春蕊。

　　彭春蕊诧异道：“大哥你有心了，这钱我们不能收。”

　　蒋元说：“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僵持了一阵，蒋元只好将信封塞到彭春蕊手中。

　　彭春蕊领着蒋元进家门，跨过那道低矮的门槛，蒋元的四肢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

　　遗体停在客厅，两条长椅一头一尾排开，上面搁了一副冰棺，一块宽大的白布覆盖着，白布下，躺着的就是彭飞了。靠近脚的地方，点了一盏煤油灯。八仙桌上，靠墙设了牌位和香案。蒋元闻到一股潮湿的气味，他没有再往前，愣在原地，目光落在了彭飞的遗像上。

　　蒋元一眼就认出了曾经的彭飞，时间把他的五官塑成了现在的样子，脸型宽而长，眉角的皱纹很深，眼底藏着深邃的东西。蒋元猜想，遗像或许是由彭飞的证件照放大洗出来的，他能分辨出，彭飞对着镜头时，将微微偏斜的目光，正了过来。

　　蒋元给彭飞上香，鞠躬。他有种感觉，在这个铺着红地砖的狭窄客厅里，存在着三个彭飞，一个留存在过去，一个此刻躺在殓板上，还有一个躲进相框，俯瞰着他们。

　　彭春蕊说，庵堂做法事的师父来过了，明天殡仪馆的车一到，就送去火化。

　　蒋元住进了彭春蕊夫妻俩开的家庭旅馆。彭春蕊说，前几年家乡通了大桥，外地游客涌进来，她想着以后岛上旅游业会更旺，就劝说丈夫从外地回来，租了套海边的农民房，装修了几个房间，对外出租。

　　蒋元问：“生意好吗？”

　　彭春蕊说：“夏天游客多些，冬天人就少了，我老公开车兼导游，反正日子能过。”

　　蒋元点了点头，他其实想问的是另外的问题。

　　彭春蕊将钥匙交给蒋元，吩咐几句，转身要下楼时，蒋元鼓足勇气，喊住了她。

　　彭春蕊问：“大哥，还有什么事吗？”

　　蒋元说：“我想知道，你哥到底怎么走的？”

　　彭春蕊立在楼梯口，看了蒋元一眼，又把目光收回。

　　过了半晌，她說：“我哥是犯病的时候走的。”

　　蒋元一脸的疑惑：“你哥他……得了什么病？”

　　彭春蕊的眼眶红红的，嘴唇微微抖动着。

　　“我哥病了好多年，时好时坏，我们送他去医院看精神科，可是他坚持说自己没病，我爸妈不愿送他住院，家里经济支持不了。我嫂子和他过不下去，带着孩子走了。朋友都躲着他，他在这里没什么认识的人，所以你能来送他，我们真的很感激。前年他一直说要拍电影，跟县里的宣传部申请了一笔资金，拉了些人，在岛上跑来跑去，电影没拍完，欠了一身债。大家都当他傻，那些说了要帮他的人，什么文化局、宣传部、作协，最后关头全跑了。没想到，前晚他发病，半夜跑去后山的蜂园里，把自己拴在龙眼树上……养蜂佬半夜起来撒尿，发现他脖子上拴着绳子，整个人把蜂巢压垮了，头上、身上，全是蜂蜜，身体已经发硬了。”

　　说起这些，彭春蕊直掉泪。她抬起手，擦了擦眼。

　　蒋元的心往下沉，他忙不迭地说“对不起”。

　　彭春蕊说：“他走了也好，走了就不用再受罪。本来我们想送到祠堂再做法事的，乡里老人不让，说他是自杀的，见不得祖宗。”

　　蒋元的眼前浮现出彭飞最后的身影，他活得那么痛苦，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挣扎了很久。

　　彭春蕊说：“你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先休息吧，楼下有餐厅，你饿了先垫肚子，晚上到我家吃饭吧。”

　　6

　　彭春蕊走后，蒋元躺在床上，身体乏累，意识却是清醒的，他看见彭飞扛着摄像机在海边，倒退着走，他的对面，是几个渔民，彭飞喊着“好，就这样！”——很快那些人不见了，只有彭飞高瘦的身影背对青山，声音混入了哗哗的海浪中。

　　外面天黑了。蒋元拨开窗帘，看到远处的渔火星星点点，近处的海滩，被路灯照亮了。楼上的食街，响起了喧闹的人声。海岛的夜晚降临了。

　　蒋元去了彭飞家吃饭，院子里摆了两桌，来的多是白天见到的那些人。

　　彭春蕊和两个帮忙的亲戚，煮了两大锅海鲜粥。蒋元饿了大半天，连着吃了三大碗。椅子有限，有的坐着，有的端着碗，站到巷道里吃。

　　盛饭时，蒋元瞥到客厅盖着白布的遗体。那种感觉很奇怪，好像彭飞只是暂时睡着了。屋内屋外，两个世界，一个冷清，一个热闹。

　　蒋元很想掀开白布，看一看彭飞。

　　他搁下筷子，到巷子里站着，天上有星星，斑斑点点，他多年没看见这么澄澈的星空了。彭春蕊领着孩子和蒋元打招呼，是个男孩，个头不高。她说，以后长大了就去北京读书，向叔叔学习。孩子向蒋元问好，蒋元摸摸他的头。

　　彭春蕊说：“我哥要是像你一样留在外边，多好啊！”

　　蒋元说：“留在外边也好，回来也好，都不容易。我和你哥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见过彼此了。昨天我和朋友谈起他，想起来很久没有联系，就打了那通电话，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彭春蕊说：“我哥这么多年都没干成一件正事，他回来县里，在文化局上了半年班就辞职不干了，后来还开过广告公司，没赚到钱，最穷的时候，只能帮人写写县志。有一年他做盗版书，被出版社告了，蹲了三年才出来……唉，你说他为什么就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呢？”

　　蒋元陷入沉思，他问彭春蕊：“你知道你哥拍电影的资料存在哪里吗？”

　　听到“电影”，彭春蕊有些不安。

　　她说：“我帮你找找吧，如果你觉得有用，就帮我们保存着。”说完，她领着蒋元进屋。穿过右边的侧门，上了一截坡度陡直的木梯，就看到楼上的阁楼，阁楼很小，靠北面墙是张老式睡床，和楼梯扶手平行的，是红木书桌，书桌旁的书架上塞满了书。蒋元感到恍惚，仿佛进入了彭飞大学时候的生活。阁楼还残留着彭飞的气息，烟灰缸还在，书桌上散落一沓稿纸，台式电脑看起来用了很多年了，键盘满是污垢，上了红漆的靠背椅上有块灰色坐垫。这间卧室，哪像成了家的人住的地方呢？

　　彭春蕊说，他成天躲在这里，敲着键盘，抽烟，有时还大声读些奇奇怪怪的句子，饿了也不下楼吃，都是我妈送饭上来的。你说一个四十几岁的人，为什么要把生活过成这样？

　　面对彭春蕊的追問，蒋元没法回答。

　　他身处这间凌乱、逼仄的阁楼，感到自己被抛进了一片虚无。

　　他拉开电脑椅，坐了下来。

　　彭春蕊说，都在电脑里，你看看吧，我不打扰了。说完，她扶着楼梯扶手，啪嗒啪嗒，下楼了。

　　蒋元打开电脑，在硬盘里，找到了名为“电影”的文件夹，里面都是些编了号码的视频，只有一个，标题是“蜂巢”，在一片凌乱中显得突兀。蒋元将光标，移了过去。这样的行为虽然经过允许，可蒋元觉得，他是在窥探彭飞的秘密，在翻找他不为人知的生活。人一旦离世，就彻底丧失了对生活的管辖权。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手已经点开了视频。

　　与其说那是电影，不如说是一段未剪辑完好的短片。压在重物之下的暗面，朝他露出了真正的底子。短片里都是些破碎的影像和杂乱的声响：晨间的渔港码头，跳跃的海鱼、虾蛄，市场上挑担子的人，麻将桌上洗牌的手，海滩上遗落的半只拖鞋，被海水冲上岸的塑料饭盒，渔船，拖网，巷子里追逐的孩童，深夜街头醉酒的人，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冒着烟的粿条摊，缺了一块的招牌;然后是影子，各种各样的影子，高矮胖瘦，变动的，飘忽的，被碾碎的脚印;最后的影像，落在了一片龙眼树林，镜头忽高忽低，没有对好焦，快速晃动，斑驳的树皮，离地面半尺高的地方，散落着几只蜂箱，蜂群飞舞，镜头对过去，一只手拉开了蜂箱的盖子，露出里面的蜂巢，黏稠的蜂蜜附着其上，蜜蜂嘤嘤地叫着，密密匝匝地堆在一起。镜头的远处，老人手持木棍跑过来，接着是“啊啊啊啊——”的喊叫声。老人在驱赶彭飞。蒋元听不懂他们的对话。最后的画面，终止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中。

　　蒋元想起彭飞死时的样子，也许不像彭春蕊说的，他真的想要自杀，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死亡，完成一项行为艺术？可是，为什么要将自己拴到龙眼树上呢？又或者，他只是借用这些来制造自己死亡的“假象”，而真正的目的是在别处？

　　想到这里，蒋元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带着疑惑回到了住处。这一晚，他几乎没有睡。他觉得彭飞并没有真正离去，他可能就躲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地注视着一切。

　　隔天一早，殡仪馆的车将彭飞的遗体运走了。蒋元没有跟过去，他站在村口，望着殡仪车后面送行的人。空气清冷，海浪一声声地拍打着堤岸，更远的地方，海天一色，船影淡薄。

　　蒋元举起相机，远远地记录着这最后的时刻。

　　殡仪车开上了大路，很快转上了大桥，消失在视线中。

　　和彭春蕊道别后，蒋元叫了辆出租车前往机场。

　　回北京的航班上，他透过舷窗，看着下方越来越小的村镇和纵横交错的道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即将归附那个生活了多年的城市，继续埋头工作，照顾妻儿。他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起彭飞的死讯，包括贾雯丽。他想让彭飞连同他拍摄的那些影像，成为一个隐秘的回忆。往后很多年，这趟旅程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会一再地想起彭飞，想起他最后脸朝下趴在蜂巢上的姿势。彭飞生前一定对蜜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然他不会将镜头对准那些细密的生灵，最后连生命也献祭出去。视频中那些凌乱跳跃的片段，蒋元越看越喜欢，他也越来越相信，那是彭飞留给世界的最真实的幻影。

　　责任编辑 梅 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