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十年二十年，那时的雄心壮志，便是想让自己的小说篇篇都上大刊。大刊多多，从省级到地方刊物，从比较现实的北方到相对浪漫的南方，写小说的作家手里都会有那么一份刊物地图，小说写出来给哪家不给哪家都是早已经想好了的。《当代》《十月》《收获》《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钟山》《山花》《长城》《花城》都是作家心目中最好的舞台，这几家刊物只有上不去的没有不想上的。作家与刊物的关系一如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你演得再好，没有舞台就不会有人知道你。写稿发稿，和刊物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和编辑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多少年一晃而过，虽然不过是你给刊物写稿，刊物给你发稿，原谈不上谁感谢谁，要感谢也是互相感谢，但漫漫岁月却总是给人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于今想来颇觉温暖。我还记着《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我去了上海，《上海文学》中午要请客，我在周先生的办公室里坐下来，他倒一杯茶水给我，忽然放低了声音对我说，你那个中篇小说《玉山河》，中间的主人公的名字改一改好不好？我说是哪个人物？周介人先生说就是小说中那个叫“刘玉堂”的人物，因为山东有个作家也叫刘玉堂，还是改一改的好，以免冲撞。周介人先生的语气是那么亲切，至今想来让人心里软软的。和刊物打交道久了，责编慢慢成了好朋友，那种关系，仿佛要比别的朋友来得更亲切，因为作家大部分都视文学为生命，所以与文学有关的东西也就会变得十分重要，所以真正了解你的，也许就是你的老责编和喜欢你的老刊物。又想起《山花》的老何锐，忽然那天晚上打来电话，都快十二点了，我已睡下，他的声音很低，像是特务于午夜时分接头，安排刺杀任务。他的口音又总是让人听不懂，他说，你辣个，你辣个，你辣个《愤怒的苹果》中的辣幾个字去掉或换一下好不好？我说，哪几个字啊？就辣几个字嘛。我又说，哪几个字啊？老何锐不吭哧吭哧了，说，就辣个“透”字。我便呼哧呼哧笑了起来，我说，何锐兄，这个字不换行不行？这个字虽然是只有一个音节但有力度，人物的气愤全凭这个字骂出来呢，“日”字虽然也是四声，但念起来没了那种劲气。我一说，何锐也就在电话里笑，笑完了说，可真是有区别，那就尊重你的意见。何锐就是这样亲切的，虽然说话让人七不懂八不懂。

　　那一年，也就是2001年，我们那地方，也就是我住的那个院子发生了一件事，那原是一家工厂的职工居住区，房子建于五十年代初，后来拆旧建新，我搬到那个院子的时候天天快到天亮的时候总能听到牛的哀号，西边坡下的院子里住了一户屠户，天天早上都要杀牛。血腥气会从下边一直漫到上边。就这个院子，里边住的都是鞋厂的工人，说个笑话，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也没多想就老实告诉人家我是作协的。对方马上又问，是做皮鞋的还是做布鞋的？旁边的人哈哈大笑。那个岁月，是既有痛苦，又有欢乐，在那个院子住的时候我最喜欢到院子门口厂子的大澡塘去洗澡，和同院的人们互相搓澡，好像是，比喝酒都来得亲切。也就是在那个院子，忽然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厂子倒闭，住在这个院里的许多人家都把房子出租了出去。院子里的一个老军人，转业以后到地方的一个局做副局长，后来退休，后来他的妻子去世。故事发生了，某天早上他从公园回来，进院子，上坡，一眼看到一个老警察一左一右搂着两个女的从院里出来。老军人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也知道那两个女的是小姐，那时候我们那个院子住了不少小姐，她们租房要比别的人租房出得多一点。老军人忽然站住，对那个老警察，指着鼻子说，你要做这种事最好把这身衣服脱下来！你是个什么东西！后来的故事是，老军人被叫到了派出所，老军人还以为是请自己去协助调查早上的事，换了衣服，收拾了一下自己，便去，便见到了早上那个一左一右搂着两个小姐的老警察。让老军人想不到的是，自己被带到派出所不是协助调查，却是要自己交待！要他交待嫖妓的事，并且让老军人的家人来领人，并且，告诉老军人的家人，他们的父亲在一个夜里与两个小姐发生了关系。故事发生到后来，这个无助而且无辜的转业老军人手提着一把斧子去了派出所。这个小说就是中篇《顾长根的最后生活》，小说写出来后先后给了几家刊物，都表示喜欢，但都不敢发。有提出修改意见的，说可以不可以把警察改成是见习警察？我说不可以。有提出可以不可以把两个妓女修改成一个妓女？我说不可以。有提出修改意见，说把嫖妓放在警察头上可不好，好不好换一个角色，把警察改成科级干部或副科级？我说，不、可、以！这篇小说，寄来寄去，寄去寄来，反馈回来的意见都是要求改，不能写警察。其命运就像是我的小长篇《米谷》，出版社要求把四个警察和小妓女发生关系的情节改为一个警察。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作者写小说，就像铁匠打铁，知道自己手里敲打的家伙的斤斤两两。我抱着试试的想法，最后把《顾长根的最后生活》给了《长城》。当时延青在当常务副主编。想不到，小说很快就刊登了出来，也没说让改，这真是一件让我感到喜出望外的事，也让我感动。这件事，多少年过去，直到今天，在我的心里，对《长城》是满怀着敬意的。《顾长根的最后生活》这篇小说的命运告诉了我，《长城》的好就好在它既能保持艺术品味又有担当精神。只此两点，作为一本刊物，足矣。就在这篇小说发表的那年，《顾长根的最后生活》被选入《2001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后来又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荣誉，我认为是颁给《长城》的。一篇好的小说能够问世，与编辑的慧眼和刊物的担当根本就分不开。

　　一本好的文学期刊，要是没有了编辑的慧眼和刊物的担当精神，就像是一个人没了灵魂。《长城》是我喜欢的刊物，既保持着相当的艺术品位又有着卓尔不群的担当精神，厚重稳健地走过了这么多年，是它在众多期刊中得以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也是品格。作为作家，可以这么说，任你有多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任你有多么大的对社会的抨击力，如果没有一本好的刊物给你支持，谁都不会发现你的怒火满腔与愤世嫉俗。

　　在中国，说到《长城》，有一句话：

　　不上《长城》非好汉！

　　王祥夫，著名作家、画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文学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部。美术作品曾获“第二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奖”“2015年亚洲美术双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