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

　　元和年间出了两篇惊天动地的奇文，一是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二是柳宗元的《河间传》。二者都是涉及隐晦话题的“大黄文”，之所以能在宪宗朝集中出现，是有特殊原因的。

　　白行简创作“肉文”的原因比较简单。他在开篇里说“情所知，莫甚交接。其余官爵功名，实人情之衰也”，将权欲之乐和男欢女乐作比，不难看出他对当时污浊官场的厌弃。他性格耿直，不肯屈从，所以终生不过官至五品。既然升迁无望，他干脆用文字彰显人性，来个“燃犀下照”，让伪君子们无处遁形。

　　《河间传》的创作背景则复杂得多。一来因为柳宗元创作态度严谨，虽不乏寓言作品，但大多“拟人必于其伦”，要有现实原型;二来柳宗元参加过“二王八司马”主导的“永贞改革”，曾是呼风唤雨的“决策圈”的人物，他的皮里阳秋往往富含更深的政治意味，不只“涉黄”那么简单。

　　故事的内容相当劲爆，在带“马赛克”的情况下大概是这个样子。

　　话说河间有个著名的贞妇，未嫁时便水骨冰肌、操守如玉，亲戚中的淫奔之徒无不对她敬而远之。她嫁人后更是善待寡婆、敬爱丈夫，闺门清风远播四邑。正应了“人比人、气死人”的俗话，那些“淫亲”更加相形见绌。为了拉贞妇下马，他们假说要办“闺门讲习班”，请贞妇担任主讲，半路上又假说寺庙里的南方佛画精美异常，哄她去看。其实那里早埋伏了几个无行恶少，准备羞辱贞妇。好在她很警觉，听到帷幕后有陌生男子的咳嗽声，马上赤足奔出，上车逃走。

　　一年后，那些“淫亲”不死心，又百般敦请贞妇出游。这回他们事先做了手脚，撤去帷幕，把恶少们藏在北边的一个耳屋里。贞妇竟毫无顾忌地走了进去，听到动静后并没像上次那样落荒而逃。大家看有机可乘，便一涌而出，男女之间毫无顾忌地搂抱起来。其中，最英俊强壮的男人抱起贞妇，而她这回稍作抵抗后竟就范了。

　　一天两夜后，直到丈夫来接，贞妇才和对方“啮臂而盟”，洒泪分别。回家后她心乱如麻，吃不下，睡不着，见到丈夫更是反射性地恶语相向，后来竟以袖遮面，不愿再见丈夫。后来，贞妇假说自己中了邪，让丈夫设坛祭祀、驱邪避凶，而她却向官府报告丈夫私下诅咒皇帝，导致丈夫被鞭挞而死。得到自由的贞妇大开四门，延请恶少到家狂欢，未等新欢成旧爱就移情别恋。10年后，贞妇终因纵欲过度而暴亡。

　　按照韩、柳古文“文以载道”的原则，这篇作品到底载了什么道呢？此文和蒲松龄“思无邪”的《聊斋志异》不同，不是对纯洁爱情的赞美;和《如意君》等作品也不同，少了许多赤裸裸的描写，看来作者志不在此。那么他一反敦厚、儒雅的文风，如此异军突起地留下这篇奇文，骂的是谁，或者说谁和他有如此深仇大恨呢？

　　著名报人张铁夫曾论述过此事，认为柳宗元矛头直指“永贞革新”的实际掌控者唐顺宗。为什么一向理智的柳宗元会向自己的恩主开炮呢？其论据主要来自韩愈所著的《顺宗实录》。

　　不错，韩愈在宪宗朝文名大著。但以他和革新党的关系，（在当权者看来）似乎并非写实录的最佳人选。当时正掌权的“守旧派”之所以要借韩愈的大名，就是为了给肆意歪曲史实制造烟幕弹。比如《实录》中多处反映顺宗和王叔文集团“交恶”—李淳（即后来的宪宗李纯）在当广陵王时便洞悉了王叔文的奸谋，累次向皇帝谏言罢黜二王。再加上内官的浸润、外藩雄阵的压迫，所以顺宗才“厌倦万机，恶叔文等”，这也是他内禅天下的直接原因。

　　其实明眼人不难发现，这是拥立宪宗的权奸们的自圆其说。首先，不要说李纯以藩王之身不敢议论大政，即便有此心，他即位时不过16岁，会有什么见识？倒是被触及利益的藩镇、内监们诋毁二王更真实些，李纯不过是他们事后拉来的挡箭牌罢了。实际情况是，顺宗对“二王集团”的支持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明知他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太监们还要急切地发动政变逼宫的原因。

　　张铁夫又说顺宗贬逐二王诸人的圣旨是自己决意的，是对改革事业的背叛。其实顺宗内禅后一直被软禁，最后连性命都丢在宪宗派来的小黄门手里。处于这种生死由人的绝境，又能说出什么真心话呢？所以，说柳宗元把顺宗当作“河间妇”来嘲弄、谩骂是没根据的。

　　又有人根据《河间传》最后那句“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切密者乎”的反问，断定柳宗元针对的是同为“八司马”之一的“郴州司马”程异。理由是他俩同为天涯沦落人，但程异通过走太监的“内线”得到宪宗的赦免，并因搜刮民财有功而坐上宰相高位。这位青云直上的昔日难友没对柳宗元施以援手，所以柳宗元对他恨之入骨，不能不借小说一“损”为快。

　　这么说就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首先，柳宗元在其他诗文里从未流露过对程异的不满;再者，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论，走太监路线起复的大有人在，比如名重一时的元稹，可也没听说白居易与他反目成仇啊！程异没有任何卖友求荣的资料，不过是政治操守没那么坚定而已。这么乱戴帽子，估计柳宗元地下有知也是不服的。

　　那柳宗元到底在针对谁呢？两宋之交的著名学者胡寅在《致堂读史管见》中明白无误地说，《河间传》怼的就是有始无终的唐宪宗。

　　从公来说，宪宗取消了“贞元革新”的既定路线，让内监之祸愈演愈烈，最終要了自己的命，大唐在回光返照后很快奄奄一息;从私来说，柳宗元被宪宗流放，不仅身中风痹，英年早逝，政治波折更给他带来精神磨难。他到永州后，当地官府不给房舍，他和母亲只能避居简陋的僧舍，不到半年母亲便病逝了;他娶妻时，当地士族竟不屑与婚，逼得生于河东望族的他只能和当地的普通农户结亲，这在将门阀制度当成立身之本的唐代，无疑是一生的污点。

　　柳宗元当时的心绪很可能非常纷乱甚至到达崩溃边缘，他在同时期的另一篇作品《谪龙说》中将自己想象为被贬下凡的龙女，在拒绝凡人侮辱后闭关七天，最后呵气成云、化龙升天。这绝对是一种用来平衡心理的臆想，现实中的“龙女”逃不过世俗的魔掌，一如柳宗元不可能在柳州保留精神上的“完璧”。

　　所以，彼时怒火焚心的柳宗元不可能像后来写《永州八记》那般淡定从容、超然物外，一篇把“皇帝”比作人尽可夫的女子的奇文就应运而生了。其实他在文末还是露了些真情，一句“君臣之际，尤可畏哉”所包含的信息量就足够大家琢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