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210年)的初冬,曹丕跟随父亲和他的僚属登上刚刚筑好的铜雀台。在乐伎格外卖力的奏乐与舞蹈中,曹操命儿子们作诗赋赞美这高大的楼台。曹丕自觉写得不错,刚准备献上自己的作品,曹植的《登台赋》已经在父亲手中了。父亲看了半天,按捺着惊叹,板着脸问:“你这是抄别人的吗?”“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父亲若不信我,可随便定题目,我再写就是了!”
曹丕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登台赋》,撇了撇嘴,把它扔进袖子里。他依然镇定地坐着,甚至能够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地附和对曹植的赞美。但在他的心里,另一个更清醒的曹丕坐在四面漏风的高台上感到寒冷。那是对自己的深深失望——曹植肆无忌惮的才华如同一场地震,在曹丕想要成为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之间裂出面目狰狞的鸿沟。他像被冷酷的命运抛在半山腰,不知路在哪里。
“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也是曹丕的理想,他已为此付出许多。他八岁能作文,已读过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但天下战乱,日子不好过,于是他常被父亲绑在马背带上前线,因此他6岁会射箭,8岁能骑射,10岁时凭借骑射功夫逃过了张绣的叛乱。
直到建安十年,曹操彻底打败袁绍,占领冀州,他们才过上安定一些的日子。这时曹丕想,他可以与文友们切磋诗赋,整理自己往日的文集。但现实总以残酷又无辜的姿态在他眼前晃悠,这一切都因为才华横溢的曹植。
曹丕很喜欢荀或的大儿子荀恽,但是人家更喜欢曹植;难得他跟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关系不错,连老婆被人瞪眼瞧了也没怪罪,但父亲觉得这样不成体统,把刘桢教训一顿之后调成曹植的僚属;他想要得到大儒邢颐的辅佐,父亲却又把邢颞安排给曹植。
如果说曹丕也有别人不能企及的天赋,那就是对人生过于清醒的认知——你以为自己无辜,却总有人憎恨你。
曹植身边有对丁氏兄弟,最大的任务就是帮曹植夺得储副的位置,顺便整死曹丕。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曹操曾想把曹丕的姐姐嫁给丁仪,问曹丕的意见,曹丕说:“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不大好吧?”曹丕在无意中做了一次“恶人”。
无法给自己辩解,人人看他都是自作自受,他跳出来讲自己的委屈,又成了矫情。况且,在父亲那么多有才华的儿子里,想要保持继承人的位置需要谨小慎微,让人抓不住把柄。他的处境这么特殊,说了白白给人留口实。
在这种失望里,曹丕依然自我克制,用努力补偿才华的不及之处。半夜失眠后,他还能整理好工作服和公文包,带上职业化的微笑出门,继续开始一天的工作。
建安十六年,曹植封了平原侯,得到五千户的封邑。但曹丕没有封侯,没有封邑,只有主管替补官员选举的五官中郎将,被留在邺城,处理日常事务,应对突发状况。
他对人生失望透顶,日子过得却也快活。曹操带着曹植征讨四方时,曹丕没少“惹事”:他看上了钟繇收藏的一块玉块,专门托曹植找关系要来;看见皓齿丹唇、芳声清激的美女孙锁跳舞,也要向好友描述一番;至于组织文名在外的文友们去西园夜宴,更是最平常的事。这大概就是后人称赞的城府,说他能够“矫情镇物”“暗自砥砺”。
建安二十二年,在喜爱与信赖、才华与可靠中间,曹操选定曹丕为未来的继承人。曹丕那天终于绷不住,抱着曹操的臣属辛毗的脖子,说:“辛君辛君,你知道我有多高兴?”
但曹丕没高兴太久。建安二十二年发生了大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在这一年,那些曾经陪伴他的文友都死了。作为前途大好的太子,曹丕终于可以不用掩藏對命运的悲观。他给王朗写信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后来曹丕做了皇帝,在这件事上变本加厉,登基为帝的第三年的冬天,他颁布了一道《终制》,对自己死后的陵墓做了一番安排,于是有了这样一句话——“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曹丕有多相信死亡与朽坏不可避免地到来,就有多痴迷于文字的不朽。比才华总是输的时候,他只有咬紧牙关写下去。他写了一部论文集子《典论》介绍自己,谈论文章的标准,也谈论为政理家的道理,还有当世流行的“都市传说”。
不过,最让曹丕耿耿于怀的,依然是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里陆续凋零的那些文友。他一次又一次地写信给好友,回忆他们一起游园的美好过往。他们设弹棋、戏六博,挤挤攘攘地坐着一辆车,在轮子咣当咣当的滚动中无话不谈。现在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是清晰地记得他们无可替代的个性与文笔。
时常失眠,心口不一,征战操劳,曹丕并没活得很久,40岁就死了。魏明帝虽然在父亲面前常装聋作哑,却依然是最了解父亲的儿子。他继位之后的第四年,命人将曹丕的《典论》刻石立在孔庙和太学门外,作为曹丕可以比肩古代最杰出学问家的证据。
曹丕心里清楚,在以后的许多时代,他都会被不留情面地与曹植放在一起比较。他也大概知道,自己会被曹植的光芒所遮蔽。不过,他是最早的文论作者、最早的七言诗作者、最杰出的散文家、第一部类书的主编……他在自己能够做出努力的地方都留下了痕迹。作为“建安七子”共同的朋友,提到这个时代,也一定会提到他。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历史给予他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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