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扬

　　

　　千里姻缘一线牵。蔡元培不禁感慨：在经历了两段婚姻之后，还能遇到周峻这样的女子，实在是三生有幸。

　　1923年春，蔡元培55岁，身为北大校长的他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来到了上海。这时候，距离他第二任妻子离世已经过去三年，孑然一身的他多次被朋友催婚，而一向奉行宁缺毋滥的蔡元培摇头以谢美意，并搬出他的“蔡氏征婚广告”，要求对方：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如此苛刻的择偶条件，自然吓退了一些慕名者，但大浪淘沙，“真金”还是会被筛选出来。经人介绍，33岁的周峻出现在蔡元培面前。

　　望着曾为自己学生的周峻，蔡元培欣然颔首。介绍人是这样介绍周峻的：“周女士在先生主持‘爱国时，即来就学;又进承志、启明诸校;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且素有出国志愿。”蔡元培提出的三项条件，周峻自然条条都是上上之选。而在周峻的心中，蔡元培不仅是她的老师，还是她从少女成长为青年这些年来，珍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

　　时光回溯到1901年。那年9月，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被南洋公学校长聘为首届特科班中文总教习。在新学未开的晚清，他西学中用的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正当他将全部热情投入教育事业时，“空墨水瓶事件”发生，校方草率地开除学生，引发了公学学生的退学风潮。

　　如何安置那145个喊着“祖国万岁”、排队离开南洋公学的学生，蔡元培思虑万千，他觉得与其仰人鼻息，不如趁机大干一番，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投身教育的夙愿。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并创立了爱国学社，将那145个学生妥善安置。同时，他还大胆提倡女子教育，授以女子生产技能，学以致用，因此，创立了爱国女学。当年12月2日，爱国女学正式开学。这是民主革命派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同时还是革命党的秘密联络机关。黄兴、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时常来女学与蔡元培讨论革命，蔡元培还介绍女学学生参加同盟会。

　　提倡新学、满腹才华的蔡元培一时间成为爱国女学的风云人物，那些逐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女学生感念其办女学的魄力和功劳，对其心生敬意。而女学学生周峻对他的敬意尤为强烈。

　　后来，爱国女学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清廷下令侦讯。蔡元培离开爱国女学，辗转青岛、绍兴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但无论蔡元培身在何处，周峻的内心深处都给他留着一个位置。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峻也屡屡被家人催婚，但她择偶的条件有意无意间就比照起了蔡元培，但世间哪有第二个蔡元培呢？

　　和他对婚姻的态度一样，她也是宁缺毋滥，一直拖到了33岁。谁能想到，这一年，她竟等来了蔡元培，这怎不令她百感交集？于是，两颗并不陌生的心渐渐靠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23年3月，蔡元培在订婚典礼上，挥毫手书“谨以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峻订婚”的条幅，来表达他的心声。周峻将这幅手书捧在手里，仿似捧着一份无价之宝。

　　四个月后，在苏州留园，蔡元培给了周峻一场西式浪漫婚礼。身穿白色婚纱的周峻一脸甜蜜地站在西装革履的蔡元培身边，眼前是前来道贺的嘉宾，耳畔是乐队演奏的洋洋喜乐。在众宾的要求下，蔡元培演讲一般解说了此次缔结婚约的经过。最后，两人向众宾鞠躬行礼，礼成之后，相偕在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

　　从此，周峻就像海葵一样牢牢吸附在蔡元培这块生命之石上，和他辗转漂泊，甘苦与共，相扶相携走过十多年的风雨歷程。

　　婚后不久，蔡元培就偕妻子前往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的事项。在海外的日子里，周峻俨然成了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她充分发挥自己精通英语的特长，协助他研究创作，凭着自身实力，让“蔡氏征婚广告”成为一段美谈。

　　与此同时，蔡元培鼓励喜爱美术的周峻进入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艺术。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也搞一些艺术创作，天赋加努力，竟在一千同仁中脱颖而出。面对周峻的成绩，蔡元培喜不自胜。而且，周峻时常伴着他游公园，一起照相。尽管此时的他年事已高，体质大不如前，但在周峻的精心照顾下，他的精神状态仿似当年。

　　1926年初，蔡元培偕妻回国。他依旧不遗余力地为革命事业奔忙着，一忙就是11个年头。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他步履匆匆、担子沉沉。而她守着家，守着孩子，做他坚不可摧的精神后盾。

　　她理解他、支持他，茫茫暗夜，他离家而去，她倚门相送。只要他回到家，家门一闭，便是夫妻二人和谐自然的家庭生活。夫妻俩相敬相亲，常有诗画往来。周峻手执画笔，情注笔端，为蔡元培描摹了一幅半身像，看上去惟妙惟肖。蔡元培注视着画像，心底的感情自笔端倾泻，题诗道：“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这样的唱和传情达意，成为增进他们感情的纽带。

　　1936年立夏前夕，周峻作绝句《送春》：“今年花事已阑珊，临去春风夜又寒。林鸟依依还惜别，愿君寄语报平安。”字里行间无不藏着对蔡元培的牵挂和担忧。而蔡元培于立夏日也和诗一首：“来迟本已苦姗姗，去又匆匆称嫩寒。但愿随春共来去，不教别恨搅恬安。”离愁别绪跃然纸上。6月，《申报》发表了蔡元培和周峻的唱和之作，这对忘年恋人心手相牵的幸福生活传为佳话。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蔡元培的小家庭也被国难的阴影笼罩。他将妇携雏来到中国香港，准备取道香港前往抗战后方，但虚弱的身体已使他不堪颠簸。周峻希望他留在家里静养，但年届古稀的他仍拖着病体为国事奔走，为抗战大业呼号。她含着眼泪送他出门，又翘首以待等他回来。

　　1940年春，在异域他乡，周峻即将迎来她的50岁寿辰。终因积劳成疾走到人生边缘的蔡元培仍心心念念地为妻子题诗道贺：“蛩驱相依十六年，而捞嗜学尚依然……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妻俩16载相依相伴的光阴和祖国的大好河山，宛在眼前。捧读此诗，周峻潸然泪下。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后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在地上，昏厥过去，两天后溘然长逝，而再过两天便是周峻50岁寿辰。陪伴她的是墙上那幅油画《蔡元培半身像》，还有画像上他的题诗：“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她一遍遍默念着。

　　蔡元培逝世两年后，周峻与子女回到上海，她一生未再嫁人，一直生活在静安区华山路303弄16号——蔡元培在上海的居住地，蔡元培就是从这里匆匆出门，搭船前往香港，而那一别，与这里竟成永诀。

　　1975年，周峻也离开了这里，天上人间，他和她又相逢了。诗画唱和十六载，在天边，那唱和仍将继续……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