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启荣

　　南北朝时期梁朝人徐勉官至尚书仆射，位高权重，却不营私产，家无积蓄，还将俸禄分给亲族中的贫困者。身边人见他如此好义，纷纷劝他置业，以传子孙，可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人们究竟应该为子孙留点什么呢？在芸芸众生的选择里，徐勉留给子孙纯洁的情操和高尚的品德，无疑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堪称最佳选择。然而，十字路口一徘徊，总有人想为子孙留后路，为子孙作富贵计。究其原因，无非有个心结难以打开。

　　心病终须心药医。战国时期的齐国贵族孟尝君对此有独特见解，曾为父亲开过一剂“心药”。他问父亲：“子之子为何？”其父答曰：“为孙。”“孙之孙为何？”“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最后父亲竟不能答。细细品来，世间又有几人能答出？多少人忘其公、肥其私，家存万贯，却不知今后遗给何人？

　　幸运的是，翻阅史书，仍有不少有识之士继承了清廉持家的传统，恪守着“以清白遗子孙”的信条。

　　比如隋朝监察御史房彥谦，在官场糜烂、腐败成风的隋末乱世，依然能保持气节，不与贪官同流合污，并将这种气节传给了儿子房玄龄。可以说，房玄龄能成为“贞观之治”首屈一指的功臣，房彦谦功不可没。宋代清官包拯认为清廉是为官根本，特意留下了“后世子孙任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的家训;林则徐家中则挂有一副清白传家、财不留子的名联：“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家贫出孝子，官贫出贤臣。纵观历朝历代，贪赃枉法而福及子孙者少有;反而是安于清贫的贤官廉吏，其后代多是光耀门楣的俊才能臣。东汉的“一门四太尉”、后周的“窦氏五子”就是例证。

　　可惜始终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仅给晚辈留大量财富，还一味迎合晚辈的贪得无厌，最终酿成祸患。

　　比如，郑庄公母亲偏爱小儿子叔段，一再为他请求更多封邑，此后，叔段逐渐骄纵难制，遂想作乱，最终因偷袭郑国都城失败而逃亡国外，应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预言。

　　唐睿宗宠爱妹妹太平公主，对姚崇、宋璟提出的“将公主东移东都洛阳”的建议置若罔闻，反将两人外放。可惜，他的姑息也难以稳住太平公主躁动的心，太平公主最终因发动政变失败被诛。唐宪宗朝太尉王锷搜刮钱财，“富于公藏”，使其子王稷常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高下以进贿，最后也落得儿子被杀、女儿被人掳走当小妾的下场。

　　其实，人生在世，种种作为，究到极处，不过为养身口、遗子孙而已。蔬菜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子孙若勤学雅正，自可养身，何必富有百万？正所谓，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古往今来，多少糊涂人亲手断送了清白为官、延泽子孙的“幸福链条”，念叨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失足之恨”。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为官者就应把“国计”摆在第一要务，把仁德和清廉作为“家财”留给后世子孙。唯有如此，才可以使家道长兴，家运长存，才能达到北宋邵雍《知足诗》中所说的：“明月清风随意取，青山绿水任遨游。”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