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彩霞

　　乱世初见

　　1949年4月，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钱穆告别妻儿只身南下，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之邀前往教学，尽管国民政府对钱穆青睐有加，但他不愿从政。自15岁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钱穆就立志深入中国历史，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经过多年奋斗，他终于从一个中学未毕业的乡村教师成为与胡适齐名的著名教授。抗战时，他的《国史大纲》更是横空出世，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界的重要著作。

　　可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钱穆只想靠“安安静静教书做学问谋得稻粱”这样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情势所迫，与家人短暂团聚后，钱穆不得不再次离别。那时，他最小的女儿还不到9岁。不久，钱穆随华侨大学迁到中国香港，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生再也没能踏上故土。

　　战乱中，流落香港的青年很多，他们流离失所、无处问学，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钱穆决心办学。他联合几个内地学者创办了“新亚书院”，自任校长。

　　那是他最窘迫潦倒的时候，书院资金困难，流亡青年缴不出学费，教授领不到薪水，在香港湿热的天气里，钱穆常常忍受着顽固的胃疾，蜷缩在教室地板上呻吟。他牵挂在大陆的家，写信让妻儿赴港，收到的却是严词拒绝——他已和胡适、傅斯年一起被“归于另册”，对于一个“不爱国”的父亲，孩子们不愿亲近。远离家人，没有理解和支持，钱穆没有退缩，他只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那一年流落香港的，还有钱穆后来的妻子胡美琦。其父亲曾任江西省主席，她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随着国内形势巨变，在厦门大学就读的她无奈放弃学业，随家人避难于香港。他们一家人在战乱中长途跋涉，早已身无长物，为了生存，父母靠糊火柴盒补贴家用，她也到纺织厂当了女工。一次聚会上，她的父亲结识了钱穆，两人相谈甚欢，得知钱穆办学后，遂让胡美琦到新亚书院继续读书。

　　在中国文化史课上，胡美琦见到了钱穆，他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看似瘦弱，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却非常有震撼力，从他的身上，她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

　　“望之虽严，亲之即温”，课余，钱穆经常和学生一起散步、爬山，在途中也不忘教诲学生：“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思想峻厉、处世温煦”，他的积极乐观和蓬勃的生命力深深感染了胡美琦，她对他由敬畏到仰慕，一颗种子就此埋进青春的心里。

　　然而，他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有妻有子，她只把他当作敬仰的导师，从不作过分之想。一年后，胡美琦随父亲去了中国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读。

　　困境陪伴

　　一次意外令她与钱穆重逢。1951年，新亚书院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来源断绝，钱穆只好“行乞办学”，他到台湾筹募捐助、受邀在一所学院演讲时，不承想，新建的礼堂顶部突然坍塌，正好砸中他的头部，他当场昏迷。

　　得知钱穆在台中养伤，胡美琦赶来看望，并对他悉心照顾。她上班时怕他无聊，特意带一些文学小品供他消遣;下班后，她陪他一起吃晚餐;遇假日，两人则同去公园散步，畅谈国学。朝夕相处，她对他由崇拜转为爱慕，他则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她朝气蓬勃，有学识，有教养，对历史、文化心怀执着，也讓他无比欣慰，那正是他渴望的青年人的模样。

　　短短四个月，情愫像花木一样在彼此心中生长，生命变得坚韧、充盈。

　　钱穆返港后，受他影响，胡美琦决心走教育之路，于是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就读。1954年毕业后，她飞赴香港，不顾世俗羁绊，选择照顾他、陪伴他。

　　像一束光照亮了万千个黯淡时刻，她的到来为他带来好运，焦头烂额的事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先是新亚书院得到香港政府承认，再是钱穆的教育理想获得社会的同情与赞助，后来又在一家基金会的捐建下，有了新的校舍。钱穆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与此同时，内地沧桑巨变，钱穆知道，自己原先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1956年，他决定与胡美琦结婚。那时他61岁，她27岁，他心怀感激，亲自撰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在给学生的信中，他这样说：“穆之婚事，实非得已。以垂老之年，而饮食居处，迄少安顿，精力有限，甚何能久。唯美琦以盛年作此牺牲，私心甚望其能继续治学，勿专为家庭琐务毁耳。”

　　事实上，她不只是贤内助，照料他的生活、应酬人际，同时也是他的同道和知己，她非但没有让家庭琐事绊住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在他的引导下，她的学问日趋精进。

　　有了她的照顾，钱穆几十年严重的胃病终于好转，精神愈加充沛。他喜欢大自然，与她一起望月、观海，到山顶看落日，去乡村漫游，阴晴冷暖意味无穷;蜗居里，他们一起培育花草，品茶下棋;她最喜欢做的是听他吹箫，每逢有月亮的晚上，她就关掉家中所有的灯，月光下，他吹箫，她盘膝聆听，寂静的夜里，箫声回荡，满心舒畅。

　　生活步入正轨，他精神振作，办学成就随之而来，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其他两家书院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名字是钱穆定的，他立志要传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弹丸之地变得动荡不安，一心只想著书立说的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在台北选址后，胡美琦亲自绘图设计，请人施工，为了纪念母亲，钱穆把新的居所命名为“素书楼”。岂料，他们返港后才得知，有人为表诚意，已安排政府兴建，钱穆无从推辞，只好答应，这为他晚年的一场风波埋下了伏笔。

　　学术传承

　　定居台湾后，钱穆受邀担任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在家授课，胡美琦也在中国文化大学兼任中国教育史课程，他对她有期待，她懂。

　　此后，“素书楼”成为青年学生的问学圣地，楼前楼后，胡美琦精心栽种了红枫树、黄金竹，庭园里是钱穆最喜欢的茶花。清幽的花香中，他全力讲学、著述。在他背后，她默默操持，他爱穿中式衣服，她亲自为他做唐装;他不爱去医院看病，她就找医生配制药丸;为了接送他出行，她特意学开车。学生们都说：“师母照顾他以后没有自己了，我们都很羡慕先生有这么一位贤内助。”

　　1977年，82岁的钱穆大病一场，青光眼也日益严重，几近失明。医生禁止他长时间看书，亲戚朋友也劝胡美琦限制他写作，但胡美琦深知，离开学问和教育，他才是最痛苦的。为了支持他，她辞掉教职，帮他读稿、改稿，《八十忆双亲》《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重要著作就这样一部部面世。

　　著书之外，钱穆一直牵挂着多年杳无音信的儿女，1980年，终于和他们取得联系后，在给幼女的信中，他这样介绍了胡美琦：“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52岁，我们结婚已25年，但未有子女。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眷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也不能再写许多稿。”

　　虽双目不能见字，但他还有很多心愿未了，“素书楼”里，当年听课的青年已成长为教授，他依然教学不辍。1986年，91岁高龄的钱穆在胡美琦的搀扶下，结束了最后一课，他给学生的临别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告别杏坛，没有告别教育，他忧心于青年对中国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渐低落，她为他创办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楼廊上，他们谈学问，聊人生，所有的谈话，她都精心做了整理，他的智慧与学识，她要留给青年一代，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楼廊闲话》。

　　1989年，她陪他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一同散步时，他突然握紧她的手，兴奋地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回台后，他口述，她执笔，完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初稿，谁也没有料到，这成为他晚年最后的成就。

　　那时，钱穆已陷入“素书楼风波”一台湾某机构指责他“侵占公共财产”，要求收回“素书楼”，逼他们迁出。95岁高龄的他不愿争论辩解，那天夜里，他们坐在廊上深谈，他长叹一声，说：“我有一句话要交代你，将来千万不要把我留在这里。”

　　“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為着他的尊严，她毅然提出，“宁愿迁出素书楼，而不愿住下去徒遭羞辱”，他称赞她所说是“得道之言”。

　　然而，一介书生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内心终是抑郁的，搬家后，他怀念“素书楼”庭院的花木，常常望着窗外茫然地问她：“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仅仅三个月，一个台风肆虐的早晨，他就带着失望离开了世界，临终前叮嘱她：“得空时向社会作一个交代。”

　　他走了，留给她无尽的悲痛和未了的责任，30多年的共同生活，她深知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他属于时代，属于将来，她必须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国传统文化而活。

　　依他遗愿，几经周折，她将他安葬于大陆故土，太湖西山湖滨山坡的景色，正和他们在香港家中时远眺的一样。紧接着，她撰文向社会说明了“素书楼”的前因后果，2002年，“素书楼”恢复旧貌，定名为“钱穆故居”，台北市市长主持典礼时亲自向她道歉，还钱穆以清白。此后，她终于可以全身心投入整理他的全集了，连续几年，她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2010年，他去世20年后，2000万字的《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字宾四）在大陆出版，依照他的心愿，“一字不改，繁体直排”。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他的学术思想被称“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而到过“素书楼”的人都知道，没有她，便没有他辉煌的晚年。

　　他生前所托已悉数完成，2012年3月，完成使命的胡美琦病逝，香港新亚书院的讣闻是：“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

　　因为钟情与执着，他成为她一生的意义与价值。他们的爱还在延续，那些不朽著作就是证明。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