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吃包子

　　1773年，在故乡潜心写稿多年后，亚当-斯密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携书稿到伦敦准备出版，不料因劳累而极度衰弱。他担心书未付梓自己便去世了，于是委托好友——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另一位思想家大卫·休谟为遗稿管理人。

　　谁知当年委托好友处理遗稿的斯密，反过来成了被委托人。

　　1775年春时，休谟感到身体不适，他虽不惧死亡，却放心不下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 （以下简称《对话录》）。这本在1750年就写完的书因为涉及宗教问题一直没有出版，时过境迁，主流社会逐渐表现出对异见的包容，他希望能出版这本书。

　　休谟首先想到的就是斯密，1776年1月，他立下遗嘱将手稿毫无保留地交给斯密，委托他出版《对话录》。但因阅读《人性论》差点被学校开除的经历和一贯的谨慎性格，斯密不想承担此事可能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但又无法拒绝好友，于是迟迟不肯回应。1776年3月，不仅因为遗嘱，更因为思念，休谟于病中写信给斯密， “我家里为您腾出的房间一直空着，还是来吧，我一直在家等着……您如果还迟迟不来，可能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当月出版的《国富论》为斯密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身处鲜花与掌声中的他对休谟的来信无动于衷。直到斯密从伦敦返回时，在半路上和病情加重去伦敦治疗的休谟偶然相遇，无法再逃避，当面拒绝了休谟。

　　深受打击的休谟选择退一步，在5月写信给斯密， “有鉴于该著作的性质以及出版对您的处境可能带来的影响……什么时候出版或者出版与否都由您自由决定。”已病人膏肓的休谟始终等不到回信，只得修改遗嘱，委托出版商斯特拉恩作为自己全部遗稿的管理人。

　　但直到去世当月，休谟还在给斯密写信，几近恳求，“如果我死后五年还不见出版，本书版权就归您，您看如何？请立即回信，我的健康状况不容我等几个月才看到您的回信了。”对于一个临死之人的请求，斯密再也无法漠视，但也充满推诿， “您认为怎样就怎样吧。”

　　休谟死后，斯特拉恩准备不折不扣地履行休谟的嘱托，他知道《对话录》对于休谟的意义。可直到这时，斯密还在试图阻挠，发现无法阻止后，为了避免与《对话录》产生任何联系，他拒绝将他帮助修改过的休谟自传与《对话录》 -起出版，斯特拉恩只好将两本书分开出版。

　　多年以后，依然是出于一贯的谨慎，斯密临终前焚毁了自己的所有手稿，關于遗稿归属问题的故事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