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嵌

　　不停挨揍只能花钱换和平的两宋王朝，却有个常惹现代人艳羡的“亮点”：读书人的幸福生活。比如风花雪月的宋词咏叹，欧阳修、宋祁们不停地写词作文“晒幸福”的篇章。在某些“你愿意穿越到哪个朝代”的话题调查里，好多被宋朝激出无数文艺情怀的朋友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宋朝。可这个“读书人的幸福时代”是不是真的那么幸福？

　　看上去很美的俸禄

　　宋朝读书人最惹人羡的就是优厚的文官待遇，类似“包青天年薪数百万”之类的说法也是流传了好多年。宋朝四品以上高官们丰厚的“职田” “料钱” “职钱”补贴，寇准、宋祁等北宋名臣们夜夜宴饮的潇洒，更是常叫读者连呼眼热。似乎在宋朝读书登第后，过的一定就是这种“躺着有钱花”的舒服日子。但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就算放在宋朝官场上，这种生活也只属于极少数人。宋朝最基层的知县岗位，虽然也和高官们一样有“职田”等各种名目的补贴。但事实上，大多数的知县所谓“职田”就是空话，县里的职田收入十分有限，摊上边远地区，更是连职田都没有，就指望着12至15贯的月俸过日子。说句寒碜话，宋朝基层县令一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够京城高官们晚上喝顿酒。

　　基层的县令如此，更高级别的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南宋官员潘良贵，一生宦海浮沉，曾官至中书合人，但由于为官清廉，一辈子竟也没攒下几个钱， “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日子相当清苦。

　　这样的清苦，其实是当时大多数地方官的写照， 《梦溪笔谈》里也曾记录了宋朝基层官员的惨状。有个穷书生找一位县尉大人求接济，县尉一听就哭笑不得，当场作诗回答：“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

　　所以说，想要在宋朝过上诸如诗文里那样悠闲的生活，就算科场登第，也得这样苦哈哈地熬。可问题是，两宋王朝最穷最苦的岗位，基本都是知县这类最亲民且最需要实干能力的岗位。拿着微薄的俸禄，干着大宋最苦最累的活，才是众多宋朝读书人的真实写照。

　　严厉的文化专制

　　比起优厚的俸禄，宋朝更惹人羡慕的就是百花齐放的文化氛围。宋朝读书人自由的创作风气、争奇斗艳的作品，千年来也常被津津乐道。但比起后世，两宋的文化同样有异常严厉的一面。

　　尤其使很多宋朝文豪感同身受的，就是宋朝同樣严厉的文字狱。比如曾矢志变法图强的宋朝政治家蔡确，就是因为在流放路上发牢骚写了几首哀怨诗，立刻被旧党政敌们抓住把柄，紧接着就是一顿穷追猛打，不但诸多好友同僚被株连，蔡确也被再次流放，最终含恨死于岭南。所以说，在宋朝写诗作词，风险其实不小。

　　如果说这类悲剧还可以归咎于宋朝新旧党争时的特殊情况，那么两宋年间，皇帝们也常做另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禁书。

　　宋朝文化发达，但是书绝不能随便出版，特别是每当有权臣当家时，毁书、禁书就成了常见动作。秦桧制造了岳飞冤案后，为掩人耳目，魔爪竟也伸向了图书文化：各类关于南宋抗金的史料全数焚毁，甚至连宋金战争时的官方档案文件也是一一甄别，大肆焚烧。

　　这样掩人耳目的毁书行为，并非秦桧一人的专利。北宋末年蔡京当权的年月里，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著作就险些被全数焚烧。为了一己之私就大肆毁坏文化，无论放在之前的唐代，还是之后的明代，都堪称匪夷所思。

　　比起这类政斗引发的毁书事件，宋朝官方对图书内容的管理也十分严格。特别是宋徽宗在位时，这位有着惊人文艺才华的帝王对图书抓得也很严。1108年，宋徽宗下诏，诸子百家的图书一律要被禁止。甚至在北宋末年，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都在被禁之列，而且“传习诗赋杖一百”。

　　就连靖康之耻爆发的前夜，宋朝的国子监里还在大肆批判改革家王安石，以至于落下了一句民谣：不管炮石，却管安石。

　　要命的幸福

　　宋朝绝大多数四品以上的高官，待遇都十分优厚：一品宰相料钱300贯，外加“职田”等补贴，比基本工资还要高;朝中各级高官也是个个高工资。但大宋就毁在这。

　　范仲淹说：比起基层那些拿着低工资埋头苦干的官员，朝堂上这些待遇优厚的岗位，基本都是四五个人干一个人的活，而且基本没有明确分工。所以大家全做甩手掌柜，拿着高工资}昆日子。

　　比混日子更可怕的，则是宋朝庞大的财政支出，在北宋真宗年间就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宋真宗一口气裁了19万人。可裁完后，官员数量还是如滚雪球般暴增。南宋国土比北宋小得多，但官员数量远超北宋。甚至庆元年间，每四年就要暴涨一万多官员。涨幅之快，简直是“可不为之寒心哉”。

　　哪怕在官员人数比南宋还少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间的淮南转运使张根叫苦，淮南20个州的赋税也只够养活洛阳城里几个退休的高官。与此同时，抗金战场上，河北边境的宋军在大冬天却没有衣服穿，打着赤膊上战场。北宋靖康之耻，只看这反差就明白。

　　所谓宋朝惹人羡慕的幸福，最有价值的恐怕就是这过度“幸福”带来的亡国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