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瑞

　　100年前的京城梨园里，戏迷们为了支持心爱的角儿，抢票、叫好、写软文，使出的花样可不比现在少。

　　1910年，谭鑫培在天津凤鸣茶园贴演四天，戏码是《失空斩》《洪羊洞》《卖马》《奇冤报》，这四出戏实在够硬，每日满堂。老谭年岁已高不能回回足铆，后排戏迷难免听不清，只好伸着脖子探着脑袋，耳朵对着戏台蹙眉使劲。听时没觉得什么，四天的戏听完后才发觉自己脖子归不了位了。当时有人著文说：“您要是在天津卫瞧见一街的长脖儿，那都是听小叫天听的。”

　　戏迷最终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捧角儿，不惜财力且花样甚多。而角儿之所以能卖座满堂，是多年积累的人缘，每出戏都有些基本观众。只要他们一贴演，这些人不管看没看过，都掏钱进园子捧场。捧角儿家就更不必说了，他们除了过瘾听戏，还时常担着任务。

　　后来的谭迷一流，势头虽不如老谭时旺盛，却也算薪火相传。到了孙子辈谭迷，正是老谭的嫡孙谭富英走红时期。谭富英的扮相和嗓子都好，可有一次却见了鬼。他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贴演《四郎探母》，“坐宫”一场“叫小番”的嘎调居然没翻上去，台下哄完倒彩就有人抽签离席。这一砸，谭富英就有了心理障碍，再次贴演，嘎调还是没上去，有些观众照旧送完倒彩起堂走人。

　　谭富英之父谭小培看出了路子，儿子这句越上不去，他越让儿子贴这出。谭小培是伶界“名爸”，按说谭富英早已成年并挑班儿挂头牌，可一切事宜都由谭小培管着。谭小培知道天津戏迷就想听谭富英这句翻不上去的“叫小番”，每贴必满，所以也不管谭富英心理压力如何，依然命儿子连贴连演。

　　这样一来，新谭迷不答应了。谭富英是他们的偶像，老获倒彩他们脸上挂不住，却做不了谭小培的主。况且谭富英这个坎儿无论如何也得迈过去，否则在天津唱砸算怎么回事。事情逼到节骨眼儿，谭迷里的高人就想出主意来了。

　　话说这次又是《四郎探母》，他们先跟戏园子商量，选定几个区域，各预定十多个座儿，然后谭迷分拨儿按位置埋伏好。待谭富英的“叫小番”的“小”字刚出口，各处预埋爆破点同时炸响，数十位铆足了劲，齐声一个雷鸣般的“好”。谭富英的嘎调“番”字谁还能听得见？别的观众以为喊好儿的人肯定听见了，也就跟着喊。

　　这样一来，“番”字上去没上去已无关大紧，反正全被淹在“好”字里了。台下得了肥彩，谭富英心理障碍全无，下次又唱，一点儿不费劲就翻上去了。这般“救驾”的意识和才智，该看出这些谭迷不白给。

　　这类喊好是有预谋的。谭富英不会当真，以后该怎么唱还得怎么唱。可有些捧角儿者，不好也喊好，完全不讲规矩，这就近乎起哄了。

　　民国初年的张毓庭以谭派号召登台，唱得并不算好，可台下旬句有好。后来别人一打听，是他雇人来捧的。张毓庭的本领实在有限，时间不长就没了动静。再如金少山于20世纪30年代末回京认真唱了几场之后，在台上经常犯懒，每出戏就卖一两句大嗓，该有的地方没有，该做的地方一笔带过。按说这是糊弄观众，也对不起自己的玩意儿。可台下还给好，让金少山误以为卖得可以，观众知足了。

　　清末民初的大琴票陈彦衡说过：“观剧家对演剧家贵有监督纠正之责，而非徒事赞扬称颂之能。梨园老角儿能享大名，得力于观剧者砻磨，正自不少也。”梅兰芳活脱脱就是个例子。

　　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赴沪，头牌王凤卿为了提携他，主动提出让他唱一次大轴。头一次在上海唱轴子事关重大，首先戏码须叫得响、过得硬，梅兰芳花了几天时间专门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当晚的演出彩声不断，算是圆满。散戏后，梅兰芳未及卸妆，梅党的几位领袖人物就到了后台，说：“你在台上常把头低下来，大大地减弱了穆桂英的风度。因为低头的缘故，就免不了哈腰曲背。这些我们不能不纠正你，你应该注意把它改过来才好。”

　　梅兰芳一听就明白自己的功夫还欠火候，当即接受指正，并托付他们帮忙治这个毛病，遂商量好，他在台上如果再低头，他们就以拍掌为号。隔日再演《穆柯寨》，几位梅党坐于包厢，专盯着梅兰芳是否低头。果不其然，演出中梅蘭芳又犯了低头的毛病，台下梅党赶紧拍掌提醒。如此三五次，梅兰芳都即刻改过。旁边的观众以为这些梅党看得手舞足蹈，谁也想不出他们是在给梅兰芳“治病”。梅兰芳后来说，在剧艺方面，这些戏迷助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