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彩霞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北平、天津街上到处都是流亡的东北学生，当时只有16岁的抗日英烈张大非也在其中。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附近游荡的他看到“国立中山中学”正在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于是毫不猶豫地报名，并考取了初三，从此有了安身之所。两年后，华北局势紧张，学校被迫迁往南京。

　　从此，父亲是“国立中山中学”创始人的齐邦媛的家成了东北流亡学生共同的家，张大非也在其中。他原本不会如此落魄，只因他的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并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了，一家人开始四散逃亡。张大非进了教会办的中学，信奉了基督教，流落北平后，靠一本小小的、镶金边的《圣经》支撑着活下去。

　　那天，在温暖的火炉边，齐邦媛看到18岁的张大非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叙述着他家破人亡的经历，那一幕让12岁的她终生难忘。亲人离散后，齐邦媛的父母给了张大非久违的家庭温暖，他称他们“爸爸、妈妈”。从此，每个星期六，她都期盼看到张大非那忧郁温和的笑容。

　　张大非经常来，但很少说话。一次，大家去爬山，下山时天色已暗，从小体弱多病的齐邦媛落在最后，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把她吓得哭起来。听到哭声后，已爬到山隘口的张大非赶紧重新攀登上来，用棉大衣裹住她，把她带下了山。二人之间自此多了一份别样的情感。

　　可是不久，卢沟桥的战火就隔断了小屋里的缘分，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大非报名军校，改名“大飞”。临行前，他送给齐邦嫒一本和他一模一样的《圣经》。在扉页上，他题了词：“邦媛妹妹，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齐邦媛这位从小被肺病折磨、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13岁女孩，从未受过如此祝福。从那一天起，她走到哪里，这本《圣经》就跟到哪里。

　　山河破碎，齐邦媛随中山中学一起转移，在湖南湘乡落脚时，她收到张大飞的信：他已考入空军官校，时刻准备报效国家。1938年，颠沛流离一年后，中山中学到达四川，齐邦嫒进入南开中学，成了家里最爱写信的人——他给她写信如写家书，感动之余，她每信必复。

　　从空军官校毕业后，他已经飞驱逐机了，还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一个在云端身经百战，一个在学校的小天地埋首读书，他们诚挚、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她给他抄课本上的忧国文章，也有“多情地要命”的散文诗，不管她写什么，他都很有兴趣地在信中讨论。他说，她的信“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后来因为在重庆保卫战中表现出色，张大飞被派往美国，成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年后，回国加入了“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他去云南报到前，特意来看她，那天，他身穿中尉制服，看上去英姿勃发。坐在寂静无人的嘉陵江岸，他们畅谈许久，她讲自己读过的课外书，他说飞行所见，二人之间没有一句关乎情爱，仿佛“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他走后，她开始惦念他，从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她深受鼓舞，为他骄傲。通信仍在继续，她上高中后，内容已大为拓宽，沉浸在诗词中的她给他抄诗、词选，他非常欣赏，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

　　她高中毕业前夕，他趁着部队在重庆换机赶去看她。一起走在操场上，他突然站定，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她已经19岁了，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那种心情难以忘记。他临走时，骤雨突然袭来，他拉她到屋檐下，把她裹进他的军用大雨衣里。隔着军装，她听到他心跳如鼓。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前往四川乐山。她踏进女生宿舍报到时，他的信已经从云南寄来了，他惦念她离家后的生活，不言相思，却尽是相思：“你做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每个星期，他的信都会来，除了安慰她不要哭哭啼啼，还对她倾吐思念： “我无法飞到乐山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她也想念他。她关心战报，在地图上追踪他的脚步，她的心已不在乐山，她想转去西南联大外文系，因为他在昆明。然而，他的态度突然变了，在信中不再说饱含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20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做成熟的判断”。原来，他的理智最终战胜了情感，他受伤后.对死亡有了近距离的认识，发现这些年来他们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升空作战关注生死存亡，而她在诗书之间走向光明，他不能害了她。

　　暑假到家后，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口气是兄长式的，坚决不赞成她转学昆明，望她安心回乐山读书，说“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

　　开学后，在旁人的劝告下，联考英文第一的齐邦媛转入武大外文系。每日沉浸在雪莱的诗中，齐邦媛几乎忘记了战争的威胁，《哀歌》中的“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是她苦闷心情的共鸣。和雪莱一样，她为情所困，她所惦念的不只是张大飞的生死，还有“他的世界、人生和日夜运转的时间”。

　　可是，他的信许久没来了。1945年6月，齐邦媛收到哥哥的信，说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信里，齐邦媛的哥哥附上了张大飞的信：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请原谅我对你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生前死后只盼望你一生幸福。”原来张大飞已于5月18日在河南上空殉职。看着两人往返邮寄的那些信件，齐邦媛泪如雨下。

　　1945年8月，张大飞殉国三个月后，日本投降。泪水中，齐邦媛想起朱光潜在英诗课上念的惠特曼的诗：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可是，啊，痛心！”他永远地离去了，从此，她把他深埋心底。

　　对于这份感情，齐邦媛这样说： “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都是一种亵渎。”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

　　大学毕业后，怀着自我放逐的心情，齐邦嫒于1947年去了中国台湾，从此与大陆隔海相望。当年的信件已被苦难时代的狂风带走，唯有张大飞送的《圣经》，她几十年来从未离身。在台湾，齐邦媛走上教育路途，为着他所祝福的“可爱的前途”，她两度赴美进修，不仅将西方文学引介到台湾，还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被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那些年来，她爬过无数的山，每一次都能清晰地感到，山的隘口，他在回头看她。

　　1993年，已是著名学者、教授的齐邦媛终于回来了，近乡情怯，还乡者已老。在南京，她去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谢绝了老同学的陪同，独自找到那块编号M的碑，碑上刻着20个名字，其中一栏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漫长的一生，她时时感受到他的祝福，如今，她实现了他所期盼的“可爱的前途光明”，他的灵魂，足以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