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创

　　

　　爱情是不受引力控制的，事实上它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随时可以不翼而飞。俄国超现实派画家马克·夏加尔年少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并不是因为他开始了一段爱情，而是他第一次清楚地知道绘画对于他的意義：比爱情清澈，让他感觉到世界的通明和剔透，所有的滋味都在一幅幅画作里镶嵌着，可以让人屈从于一种安抚的快感。

　　他就这样迷上了绘画，中学毕业后又执意报考了位于圣彼得堡的美术学校。这让身为犹太人，一心想让他成为犹太贵族的父亲大发雷霆。他需要路费和学费，父亲却一言不发地将钱匣里所有的铜板丢到地上。年少的夏加尔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将那些铜板收在掌心里。26枚，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个数字，发誓功成名就时才是回家之日。

　　在美术学校，他对美术的理解甚至已经超出了老师的认知范围，而他大胆的用色更让人惊叹：在那所学校里，他是唯一用紫色作画的人。在他之前，没有人敢这样作画。

　　可是，犹太人的出身让夏加尔受尽了歧视，因为在圣比得堡的居住证到期未能及时更换，他被投进了监狱，多亏老师担保，他才没有冻死在监狱里。老师知道他很有绘画天赋，便劝他： “我一向认为你的颜色会唱歌，这里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应该去巴黎，那里才是艺术家的天堂。”

　　夏加尔听从老师的建议，不久便去巴黎求学。

　　巴黎让他如鱼得水，给了他一个真正超现实的美术领地，但并没有给他富有和成功，十多年后他依然独自游荡，思乡的心无法安放。他的画作里满是俄国风情的浪漫，但是他一直记着自己的誓言，咬牙坚持着，直到有一天接到了一封信。

　　寄信人是他初恋女友的朋友贝拉。他与女友已经分手多年，贝拉却一直在寻找那个身上只有26枚铜板的少年，当得知夏加尔的地址时，她第一时间寄出了这封信。夏加尔收到信立即有了回家的信心和渴望： “得知你在等我，真想肋生双翅。我知道你终将成为我的爱妻，成为我的灵魂所依。”这一刻，他决定执手契阔，最终选择回国。

　　爱情是不顾一切地风雨兼程。但就像当初没有人支持他学画画一样，爱情里同样有坚不可摧的阻挡。贝拉是富家女，而他只是个游荡多年、毫无作为的穷小子，贝拉的父母甚至动员了所有亲戚阻止贝拉与夏加尔见面。但是，被爱情点燃的两个人从来没把任何阻力放在心上。贝拉瞒着家人，每天到画室来看夏加尔，为拮据的他送去丰富的食物和画画的材料。

　　1915年7月，夏加尔28岁生日那天，贝拉早早地就起床去市郊采花，又换上过节才穿的长裙，带上食物，不顾一路的流言蜚语飞奔到夏加尔的住处，只为让他闻到泥土的芬芳。夏加尔怀着温柔的心情画下这一幕：桌上是待切的面包和水果沙拉，他飘浮在空中和心爱的姑娘甜蜜拥吻。爱，大概真的能让人飞起来吧。

　　几天后，他们结婚了。以后每逢他的生日，当贝拉用花朵或各种五彩缤纷的东西装饰两人的房间时，他都会让她保持固定姿势，以便为她画像。这些结婚周年画作成为他最动人的作品。贝拉是他多彩的梦、他的缪斯，更是启发他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贝拉肖像》《爱人与半个月亮》《爱人》，还有四张《恋人》系列画以《献给我的妻子》这一总标题合并成组画。他们如蓝天中的一对飞鸟，在爱情中飞了起来。

　　那几年，夏加尔似乎终于春风得意了，甚至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还被提名为艺术人民委员，但坏消息也很多。由于他作画颜色很独特，写实艺术家质问他“为什么牛是绿的而草是蓝的”，艺术委员会甚至全票通过了对他的罢免案。1920年，他被迫辞掉所有职务，带着贝拉去给犹太大剧院画壁画，但他那些透着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画作仍不被接受，他两个月没日没夜地画，最终连一分酬劳也没有拿到，还被贬到孤儿院给孩子们上美术课。

　　幸好爱情还在。在贝拉的斡旋下，他以出席立陶宛画展为由取道柏林辗转重回巴黎。但是，他当年在巴黎的画室居然成了小偷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保存在这里的画作都遗失了，在巴黎的多年辛苦付诸东流。他有些心灰意冷。

　　在贝拉的鼓励下，他开始凭借记忆将当时的画作重新画了一遍。但是，随后纳粹又烧毁了他的几幅作品，他的作品还被从巴黎博物馆摘下，出现在“堕落艺术家作品展”上，导致他一幅画也卖不出去，甚至请不到模特，因为他付不出佣金。

　　这时，还是妻子给他带来了希望。 “我不就是现成的模特吗？”贝拉用窗帘给自己裁好晚礼服，穿在身上供丈夫临摹。在夏加尔的笔下，贝拉飘飘欲仙，背景则是俄国的乡间风情，和他唯一不离不弃的爱情。

　　后来，战火越烧越烈，也没有人欣赏那些所谓的艺术，他画画的屋子里冷得连油彩都被冻住了。她用仅有的钱买来炭，每天让他的画室里暖暖的。为了不与画笔争夺那少得可怜的热量，她的卧室里从不取暖，以至于除了清扫和三餐她几乎不离开被窝，因为房子里与这个世界一样冷。

　　但爱情是暖的，一个冬天她得了三次肺炎，连药都合不得吃居然挺过来了。春天到了，她开始给丈夫的画装裱，然后按时间顺序收在阁楼上。她还在屋子前后种了很多菜，并跑去很远的山里砍伐备冬的木柴。当年娇滴滴的富家小姐成了合格的主妇。

　　1937年，终于有人肯给夏加尔出画册了，但是画册的前言里提到了种族歧视和战争的罪恶。这是他深埋在骨子里的疼，却被疯狂的法西斯主义视为叛逆。巴黎艺术界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活动，甚至要把夏加尔投到监狱去。贝拉连续半个月在报上声明， “前言是我为丈夫代笔的”，并主动投案，她以三个月的监禁换回了丈夫的自由。最后当局网开一面，决定在撕掉前言那一页的前提下允许画册公开上架销售。而出狱的贝拉已经从90斤的体重减到了75斤，长年的肺病让她形容枯槁、举步维艰。

　　第二年，夏加尔画了《白色十字架》来纪念和回忆让他痛不欲生的1937年。后世学者们认为“这是他作品里最震撼的一幅”。他一向以浪漫的心态去描绘世界上所有的爱和美好，用以化解沉重的苦难，可是，有什么比国难更让人痛苦？

　　二战的烽火终于烧到了巴黎，他不得不再次流亡。他逃到纽约的第二天就听说纳粹已经入侵苏联。此后，夏加尔再也没能重回故乡。这期间，贝拉去世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夏加尔身边只带着两幅画，一幅是《白色十字架》，象征着家园的丢失，另一幅是《仲夏夜之梦》，新郎抱着新娘，在绿荫深处，有人在用提琴拉一首曲子，这是对妻子无声的怀念。

　　巴黎解放后，他在法国南部的圣保罗凡斯镇隐居，偶尔画几幅画。贝拉去世两年后，夏加尔很意外地突然同意去芝加哥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而在这之前他拒绝过无数次。

　　在那次演讲中，他说： “爱是全部，是一切的开端。因为有她在，我曾经对一切的困难无所畏惧，因为我的内心始终怀着对人类的爱和守望，在我的生命中，恰如有着对人生和艺术唯一的色彩，那就是爱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