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中,被八国联军入侵的北京城无疑遭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杀人抢劫几乎时时发生,无所不在。
在毫无节制、持续了许多天的抢劫中,各国参与者们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鲜明特点,譬如俄国人的粗野、法国人的凶蛮。相对而言,美国人稍为讲纪律,但美国官兵大都是冒险家,他们“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日本人和英国人的抢劫同样无节制,但抢劫活动组织得最好。日军抢劫多为集体行动,他们每次行动前,指挥官怀里都揣着北京的藏宝图,按图索骥,收获最丰。而且,日本人抢得的财物全部归公,并不分给士兵个人。
英国人稍有区别,他们的抢劫是自发行动,抢后由指挥官组织拍卖,拍卖所得作为“奖赏金”在军队内部分配。据称,英国人的拍卖活动持续了两个月,除星期天外,每天都有交易,最终金额达到33万美元,分配时每份27美元,分配份额如下:中将指挥官10份,将级军官8份,校级军官7份,上尉6份……很显然,这些只是已经交公的抢掠品。
美国随军记者贾铂说,这场抢劫是与义和团有关的最使人惊奇的最无耻行为。这一行为不限于个人或国籍,也不限于男人们。
英国公使馆大门被冲开以迎接联军才五分钟,两名在英国公使馆避难的法国妇女就冲出大门,相互比赛着跑到公使馆大街的某家商店,这是一家她们经常去的商店,而且她们知道商店已经没有人了。十分钟后,她们抱着满满的丝绸、刺绣、皮货和宝石回来了,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她们在过去的几周里所遭受的贫困似乎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据说,取得最佳抢劫成果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夫人,她有87个装满了最值钱珍宝的大木制装货箱。
目睹各种丑剧后,贾铂认为,“抢劫”是“一种疾病”:“我相信所有通过该城市的人无一例外都抢劫了。那些后到的人,他们到达当天最卖力地谴责这一行为,不久就不能抵御他们的朋友们每天外出带回来无价之宝甚至是更有趣的宝贝的诱惑。他们给出的借口是‘如果我不拿,别人也会拿。”
就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某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皮货。
有些报道则说传教士占据了北京王公贵人的住宅,并打着为贫穷的中国教民募款的旗号,把里边的东西廉价出售。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传教士还参与了北京及其近郊地区的劫掠活动,他们将之称为“纳贡远征”。
因此,李鴻章在谈判时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遗憾和费解,并在翻阅了“摩西十诫”后,建议把第八条戒律“不可偷窃”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无力阻止联军暴行的李鸿章,也只能以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讽刺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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