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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和提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的人，并且亲自参与了在外交文化反间谍方面的斗争。当时宋朝朝野在国家信息安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警觉性，苏轼则是一个有超前意识和战略眼光的人，能从小事中发现国家文化和信息安全的隐患。

　　元祐四年（1089年），高丽王子兼高僧义天来宋，理由是要祭奠去世的一位杭州僧人朋友，并为宋朝皇太后送寿礼。因为高丽70年来都是辽国的藩属国，所以宋朝朝廷把义天的到来当成宋朝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

　　义天在杭州下船后，时任龙图阁学士兼杭州知州的苏轼敏感地觉察到此事或许有隐患，上奏宋哲宗： “高丽来访，如果按70年前的藩属国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劳民伤财，而且高丽人停留的时间长，可以画下我们的地图、购买书籍，这恐怕是辽国人指使的，会在我们与辽国对战中留下隐患。朝廷应该警惕高丽王子兼高僧来朝觐之事，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他实际指出了义天有可能从事间谍活动。

　　这次上书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宋哲宗立即采纳，朝廷也很重视，于是义天的接待标准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义天到底是不是间谍、是否想帮辽国从事间谍活动，后人不得而知，但苏轼为国家安全防患于未然的精神值得点赞。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远比苏轼想象得复杂。

　　不久，时任吏部尚书的苏辙出使辽国，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于是向礼部提出建议：“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宋朝会要、 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判两年徒刑，举报者赏钱100贯，“……委州县、监司、 国子监觉察”。

　　苏辙敏锐地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政治、军事机密能轻易被辽人掌控，所以要求进行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含事前申报、审批和事后监察举报，否则刑罚伺候。这堪称国家文化安全方面最早的保密政策。

　　估计这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商议好的结果。三个月后，在苏辙的谋划下，朝廷对高丽人行动的控制进一步升级、细化，要求出入外交使馆的高丽人数、可以停留的时间都要大幅度裁减。

　　同月，太皇太后下诏：高丽使者若购买物品书籍要经过检查，如果“检察有违碍者”会被没收，朝廷会按价格给高丽人钱；如果高丽人买的是“时政论议及言边机等文字”，就要盘问是在哪里买的，开封府要立即对商家予以告谕警诫。

　　后来高丽使者多次要求看《太平御览》（宋太宗年间编成的类书），朝廷“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为由拒绝；高丽又曾求购《太平御览》，仍被拒绝。

　　不过，宋朝一直把图书典籍的境外传播看作“王道政治”的一部分，一味拒绝高丽的请求显然缺少“怀柔远方来朝的胸襟气度”。所以到了元祐八年，尚书省答应了高丽人买历代史等书籍的请求，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坚决不赞成，也不愿执行，还专门罗列了“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辽国所获，等于借寇资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

　　总之，苏轼认为，高丽和辽国在政治上关系紧密，如果宋朝的重要图籍输出，以及不受严格监控约束的高丽使节入境，长期下去对宋朝的国家安全、经济和民生都有弊无利。这些见解在当时是很有高度的。

　　于是，苏轼下令礼部把对高丽人的严管细则集中传达给高丽使节途径的宋朝州郡，加以施行。可惜，对于标榜“王道政治”理念的大多数宋朝君臣来讲，苏轼兄弟的意见和建议属于小题大做，结果朝廷这次没有采纳苏轼的意见，大量宋朝国家文献又流入高丽，并被转到了辽国。

　　不仅如此，一个政敌还给苏轼兄弟扣上“拒违君命”的大帽子，要求严惩。幸好太皇太后明白此人在小题大做，苏轼兄弟才暂时逃过一劫。

　　支持蘇轼兄弟的太皇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政治生态发生了决定性改变，苏轼兄弟很快被贬谪到岭南，这场苏轼兄弟进行的关于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的反间谍策略便戛然而止。

　　在苏轼兄弟被贬谪以后，辽国对宋朝的谈判心理、筹码比宋朝掌握得充分得多，这使宋朝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由于对宋朝这个十分大度的文化和信息传播者的知己知彼，辽国依然能在宋朝和西夏的冲突中扮演更强势的调停者的角色——尽管此时的宋朝完全处于对西夏的优势地位。

　　崇宁四年（1105年），辽国把一个皇族女孩嫁给了夏崇宗，又派使者赴宋，劝宋朝对西夏罢兵。这时的辽国已经外强中干、行将灭亡，但是没有费一兵一卒就阻止了宋朝对西夏取得更大的军事成就，原因就是宋朝远不如辽国那么充分地掌握对手的心理和信息。

　　后来，辽国衰弱，金国兴起，宋朝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朝中终于有人想起了苏轼兄弟的建议：高丽50年来每年都派使者来，沿途民间负担很重；高丽昔日讨好辽国，现在肯定讨好金国， “安知不窥我虚实以报”，还是不许他们的使者前来吧。

　　由于面临金兵的巨大威胁，朝廷予以了部分采纳。到了宋高宗统治时期，朝廷对高丽使节是不是在帮助金人来“窥我虚实”始终都在警惕防范，甚至为此减少了来往。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以后，双方交往终止。如果朝廷一开始就全部采纳苏轼的建议，也许宋朝的国运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凄惨。

　　总之，国家安全不是儿戏，不重视国家安全，结局只能是坑国家、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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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政治开明、言论宽松，士大夫也爱谈国事，但因为辽国、西夏等对宋朝构成了军事威胁，所以一些没有保密意识的士大夫的不当言论往往会给宋朝的内政外交甚至对外军事行动造成诸多弊端。

　　元丰四年（1081年），宋朝与西夏正在紧张对峙。哪知还没开战，朝廷内部一些涉密官员居然把作战意图泄露给了亲朋。亲朋再次泄密，最后导致边境地区的普通军民都知道了。宋神宗不得已发文警告官员：哪个官员再泄密，就将其送进监狱、永不许为官！可见宋朝在情报保密方面的疏忽。

　　熙宁九年（1076年），辽国使者来宋，宋朝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员外郎。见面后，辽国使者问宋朝员外郎：你们南方发生了什么事？宋朝员外郎回答：南方少数蛮族叛乱了，现在正在派人讨伐。辽国使者问：你们派了一两万名士兵吗？宋朝员外郎回答： 只派了一两千名士兵。辽国使者又问：谁为将？宋朝员外郎回答了两位将军的名字。宋朝员外郎进行外交活动时对辽国使者有问必答，根本没有保密意识，后来朝廷知道了就把该员外郎罢免了。可见宋朝在国家信息安全方面之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