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80岁寿辰（虚岁）。各省总督为了献上一份厚礼，就聚敛万两黄金，由宫廷匠人精心设计铸造了16只黄金编钟。这些金编钟的音色清脆悠扬，外形尊贵优雅，是世间罕有的精美乐器。乾隆很是满意，将其珍藏在太庙中，每逢朝会、祭祀大典时，才拿出来配着玉磐演奏。
但是，这16只国宝级的金编钟在民国时期却经历了一番惊险的劫难，还差点儿被毁掉。
辛亥革命后，清朝皇室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内，过着奢靡的生活，每年都要花费一大笔钱财。1924年，溥仪的岳父与几位清廷内务大臣为寻求“财源”，就设法变卖皇宫里的珍宝和财产。他们和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进行了秘密接洽，要以皇宫内所藏的文物作抵押，向银行借款80万银圆，月息一分，期限一年。这批抵押的文物里就包括这16只金编钟。后来溥仪被逐出宫，清朝皇室和银行抵押借款的合同到期，他们无力赎回这批文物，这批珍贵文物就作为银行的账外物资被送到保管库密藏。
很快，清朝皇室用珍贵文物抵押借款的事情被《京报》揭露了出来。北洋政府的各位军阀得知盐业银行获得宫内的大量珍贵文物，想从中获取利益；北京的银行同业也纷纷觊觎。尽管盐业银行极力否认，但是风声日紧，把这批文物放在北京已是凶多吉少，于是，1932年的一个深夜，金编钟等文物被转移到天津法租界的盐业银行。银行经理陈亦侯把金编钟和其他玉器、瓷器存放在一个库房内刚砌好的夹层里，以为这样就可万无一失。
不料，国宝安全了没几年，七七事变后，擅长搞情报工作的日本特务机关便探知了金编钟的下落。于是，陈亦侯一下子成了日本特务关注的目标。日本驻天津使馆的一个副领事亲自出面，要和陈亦侯“交朋友”。这个日本副领事还派自己的女儿带着礼品去看望陈亦侯，纠缠着要认陈亦侯做干爹，以便从他口中探听金编钟的确切消息。陈亦侯坚决否认见过什么金编钟。诡计多端的日本人就以丈量盐业银行为名，查看了盐业银行的库房，但没有任何发现。那个日本副领事见陈亦侯不吃软的，就强硬地威逼陈亦侯交出金编钟，否则就要对盐业银行进行彻底搜查。
迫于这严峻的形势，陈亦侯急忙向盐业银行的总经理请示金编钟的处理办法。陈亦侯苦苦等待了一个半月，却只得到了一个字：“毁！”
当时，盐业银行有明文规定：凡是处理账外物资，所得60%归责任经理所有。如果把金编钟送到炉房内熔掉，陈亦侯自己就可以得到几千两黄金。但是，陈亦侯拒绝了：“全世界还没有其他人能把金子敲响的。毁了这组国宝，我怎么对得起祖宗！”陈亦侯决定挺身而出，保住这稀世国宝。
1940年4月初，陈亦侯的好友胡仲文调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陈亦侯就来找他商讨保护金编钟的事情。胡仲文听了陈亦侯的想法，知道这是一件要冒極大风险的事情，一旦败露，不但金编钟会从自己的手里殒灭，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在金编钟事件上咄咄逼人，危急关头，陈亦侯又如此信任自己，胡仲文决定立即动手，亲自转移金编钟。
4月的一个深夜，陈亦侯带着自己的司机迅速把金编钟装入八个小木箱内，先后分四次从盐业银行运到四行储蓄会的办公所在地。胡仲文事先指定一名亲信工友帮忙把金编钟搬入小库房的暗室内。藏完金编钟之后，胡仲文把钥匙带在自己身上，又吩咐总务人员买来八吨煤末堆在小库房门口，还下令任何人不许动用这些煤末。然后，陈亦侯和胡仲文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他们像盟誓一样低声说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两个人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了地。
金编钟虽然被藏好了，日本侵略者对于金编钟的追查并未结束。就在金编钟被转移的第三天，日本侵略者就派了二十多名军警冲入盐业银行进行大肆搜查，当然，他们一无所获。
日本投降后，金编钟依然在那个小库房里珍藏着。不久，国民党要员孔祥熙就派人来打听金编钟的下落。来人恰好是陈亦侯的同学，陈亦侯便以抱怨、责难的口气向他大发脾气：“你们把国宝留在天津，自己却躲到大后方，当时不是已经命令我把国宝销毁了吗？怎么还来查问？”孔祥熙得知后，只好作罢。
不久，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来追问金编钟的下落，还让天津市警察局长出面进行查办，案由是陈亦侯在日伪时有过附逆行为，金编钟是“敌伪财产”，按照规定应予没收，而陈亦侯本人则应以汉奸的名义治罪。好在警察局长与陈亦侯有旧交情，并给陈亦侯做担保，陈亦侯这才躲过了算计。
胡仲文虽然没有受到当局的追问，但是，他的心中也忐忑不安。后来蒋介石企图用强迫收兑金银的手段来挽救经济的崩溃，天津马路旁到处都张贴着布告：“凡是检举隐匿金银者，奖给所值70%，被检举者要罚金两倍。”这种优厚的奖励对某些知情人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然而，负责搬运金编钟的工友和陈亦侯的司机都没有为金钱所动，没有走漏一丝有关金编钟的消息。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胡仲文立即给天津市军管会写信，代表盐业银行献出了秘密守护了九年的金编钟。历经劫难的这16只金编钟被运往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如果不是陈亦侯和胡仲文这些爱国人士誓死保卫文物珍宝，金编钟就会被日本侵略者强行占有了。
编 辑/朱 寒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