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创

　　在中国现代史上，民国才子陶希圣可谓赫赫有名，曾开创了“陶希圣”时代，又因辅佐蒋介石而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并赢得“蒋介石御笔”之名。而这样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师级人物，他一生最感激的是妻子万冰如。

　　192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陶希圣接到了安徽省立法政学校的聘书，他自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湖北乡下接妻子。结婚四年来，因为连生两个女儿，婆媳关系一直紧张，丈夫又长年在外，贤惠的万冰如只能忍气吞声，再加上长女因不被重视而生病夭折，万冰如在家中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一次，陶希圣要带她一起走，从此共担苦乐。

　　有妻子，有孩子，家终于像个家，白天他去学校，她就在家里摆弄菜圃，种些他喜欢吃的蔬菜；晚上他回来，一家人其乐融融。身处动荡年代，怀着齐家治国大梦的陶希圣难免迷茫和彷徨，悲观情绪常常左右着他。每当这时，乐观豁达的万冰如就给他做家乡菜、唱家乡曲，像阳光一样驱散他心中的阴霾。

　　1925年，受商务印书馆委托，陶希圣撰文抨击英国巡捕在五卅惨案中的暴行。面对政府和英国的双重压力，陶希圣不卑不亢、誓不低头，几场当庭辩论更驳得法官无言以对，一夜之间，陶希圣在上海滩无人不知。名声渐响之后，陶希圣先后受聘于北大、清华等学府任法学教授，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贤惠的万冰如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北伐开始后，陶希圣受聘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在那里，他见到了汪精卫，并深得其赏识。武汉失守后，面对长驱直入的日本军队，陶希圣不得不把妻儿送到战火烧不到的香港，一个人留在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位置上，但是汪精卫的亲日举动让看多了人世风云、原本就悲观的陶希圣更加迷茫。

　　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后，日本方面提出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陶希圣深知自己如果在条约上签字，势必会成为卖国的罪人。在给妻子的信中，他的笔触低沉哀伤：“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万冰如的回信只有一句：“等我，我来。”

　　1939年12月，万冰如带着五个子女从香港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租下一幢房子，陶希圣终于得以找借口离开汪精卫的监视，搬来与妻子同住。

　　作为局外人，万冰如冷静地分析了当下的局势，要求陶希圣立即想办法脱离险境：“如果你敢在和约上签字，我就打死你。”

　　她的坚定，对彷徨的他来说，无疑是一针镇静剂。

　　第二天，万冰如去拜访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谎称“这次我带着孩子来上海，就是要让丈夫去掉后顾之忧，誓死追随汪先生”，还表达了照顾丈夫的心愿。在得到陈璧君首肯之后，她立即把陶希圣送出了汪精卫的监视范围。

　　在万冰如的安排下，陶希圣与同样一心报国的外交部次长秘密逃往香港，在邮轮上，他们起草了给香港《大公报》的公开信。

　　意料之中，陶希圣二人的失踪引起了汪精卫的怀疑，滞留上海的万冰如母子被严密监控。她深知汪精卫不可能让她带着所有孩子一道离开，于是机智地主动要求留下三个在上海读书的孩子，自己只帶两个小儿子回香港，这相当于给汪精卫留下了人质。

　　万冰如带着孩子回到香港之后，陶希圣一方面加紧公开汪精卫卖国和约的详细内容，一方面请上海抗日救亡组织营救尚在汪精卫控制之下的三个孩子。

　　经过周密的策划，三个孩子终于成功上船，陶希圣立即在香港《大公报》头版全文刊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第二天，重庆、昆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时举国哗然，群情激愤。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更气急败坏地承认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正是这个的“乡下女人”以旁观者的冷静和决然给陶希圣做了最坚实的后盾，把他从卖国贼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在给女儿的信里，陶希圣这样评价万冰如：“汝母虽未受学校教育，然决非如汝等所想象之乡下旧式女人。盖学识之来源在社会而不在于课本。”

　　之后，他在香港办报纸、做新闻，她耕织浆补；他被批判、被打压，她温酒规劝：“我虽没见识过国事，却懂得民之根本。唯一的底线是卖国、欺民、灭祖的事，咱不能干。”

　　以学术著称的陶希圣骨子里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弱，他是个号学者，却绝非一个高瞻远瞩的政客，但是在万冰如的苦口婆心下，他的报纸成为“民之善言，国之警钟”。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万冰如规劝陶希圣带着报纸的骨干先行回到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们随难民内迁，历时五个多月才抵达重庆。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写一封信投进邮筒，有的甚至连地址都没有，她只愿丈夫能收到。

　　那时，陶希圣已经找到了国民政府，并出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为国民政府草拟重要文告。

　　乱世之中，一家人重新团圆，这让他精神一振，报效祖国的热情再次高涨。随后他任国民党中宣部次长，并于1943年出版了为蒋介石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不久又升为少将，成为国民政府最后的理论权威和国事权威。而他每一次讲话都要称赞自己的贤内助。

　　1975年，万冰如去世。陶希圣犹如失去主心骨，之后，他辞官隐居，以著书为事，再不过问政治。

　　“若无红粉多得力，哪有凤凰枝上栖。”陶希圣用诗作这样评价妻子。从才华横溢的文弱书生到海内共赏的法学教授，从迷途亡命的“汉奸”到热血豪壮的“文胆”，妻子始终陪在他的身旁。正是妻子每逢关键时刻的从旁提点，这才成就了陶希圣。

　　编 辑/朱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