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游行总指挥。虽然那是一场失去控制的街头运动，并非傅斯年设想的和平请愿，但傅斯年等人借助学生运动声名大噪，却是事实。1920年，上海一位大资本家出资五万两白银，指定资助六位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众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而且给他们的生活费比一般的公费留学生要高，被时人比喻为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傅斯年为什么没能入选？因为他已经考上了庚款的公费留学生，无须资助。

　　“五大臣出洋”反映出，与江浙财阀联手的国民党决意吸收“五四运动”的政治资源，培养学生领袖的意向。“五大臣”归国后，三人都成了国民党的得力干将。傅斯年回国后，也是在国民政府的教育、学术序列中，顺风顺水：30岁归国，31岁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历史两系主任，32岁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之后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傅斯年未及五十，已出任北大代理校长。1948年，52岁的傅斯年当选立法委员，次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去世。

　　傅斯年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站在维护国民政府的立场上，从四·一二政变后赞同清党，到1 932年发表文章“拥蒋反共”，再到抗战胜利主动往北平代理北大校长。虽然他坚持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出任政府公职，但“蒋家王朝的走狗”这顶帽子还是有现实依据的。

　　而傅斯年的仇富心理、民族主义情结也一直很浓厚。五四之前，他就在杂志上发议论，说“凡是坐汽车的，都该枪毙”。五四运动中，学生动辄将街上的汽车掀翻，因为里面坐的“不是阔人便是官僚”，未尝不是受傅这种说法的鼓励。北伐胜利后，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喝醉了酒，放言道：

　　“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到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这话太狂了，立刻遭到蔡元培的呵斥。

　　学界一直有人咒骂傅斯年“只手遮天，刚愎自用”。后来的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当初去史语所求职，被他严厉拒绝，理由是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不配入史语所；他代理北大校长，将在沦陷区任教的教师与在沦陷时期考上北大的学生全部称为“伪教授”“伪学生”，“伪教授”一概不予留用，“伪学生”尚可网开一面，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与抗议。一位“伪教授”就大声抗议他将政府放弃领土的罪过转嫁到留守的北大师生身上，一位“伪学生”更委屈：谁让我正好生在沦陷区，正好赶在沦陷时期成年？难道我非得千里走单骑，偷渡到昆明去考北大（西南联大）？

　　傅斯年的言行都有极端的一面，毫无疑义，但他终究不失为一位现代史上的学术巨匠。在政治上，他始终能保持独立的身份与立场，先攻孔祥熙，再攻宋子文，恰恰是他“不党”的典型表现。傅斯年炮轰孔祥熙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问：“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你。”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学术上，胡适评价傅斯年“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善于为史语所、中研院和台湾大学争地位、争经费、争权利是出了名的，但这一切的“争”都是出于堂堂之师，不是靠拉关系、聚人脉、谄领导实现的。究其实，傅是为公不为私。他当台大校长，学生闹事，傅自己是学生领袖出身，处理不妥很容易受人讥讽。而傅一方面赞同当局“整顿学风，依法办理”，一方面强调军警未经校长批准，不得入校园捕人，甚至对台湾警备总司令放话：“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至今台湾大学还有傅园、傅钟，去思不绝。

　　当傅斯年等人经“五四”成大名、出洋留学时，认为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嘲讽同样存在；归国后，他们确实也享受到了同龄人没有的政治资源。即使如此，每个人仍然可以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内，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样是从事教育文化，“五大臣”中某两位的独立性就比傅差得远。

　　权力的腐蚀、名位的诱惑，是从古就有的陷阱，走在路上的人，自己必须了解、当心。将一个人的成败全归于体制，未免是在替个人卸责，而大谈人品，强寻蛛迹，又会变成另一种妖魔化。

　　编辑/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