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

　　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都是易守难攻。因此，作为唐朝首都，长安有一个安全的地形。然而，从战略上看，长安不是最适合当首都的地方。

　　长安并非帝国的经济中心。虽说关中地区过去比较富庶，但其实远在汉朝，全国经济中心就已向东转移，隋唐后更是往江南转移，总趋势是离长安越来越远。而唐朝依靠关陇集团（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周围的门阀军事集团的总称，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发家，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关中一带已经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

　　隋炀帝修的大运河似乎可以解决长安的粮食问题，但是江南粮食要走两千多里才能送到长安，其中从洛阳到陕州的这段路因为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在唐太宗时期，政府规模很小，这样也能凑合。到了唐高宗时期，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竟然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帝國并不缺粮食。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有的是粮食，只不过运不到长安城而已。好在粮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粮食不能过来让我们吃，那我们就过去吃粮食。

　　在高宗时期，一遇到关中歉收，高宗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高宗他们还会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

　　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永淳元年（682年），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臣民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堂堂的大唐天子，混得跟洪七公似的，这肯定说不过去。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隋唐时期的洛阳，其规模远远比不上长安，防守难度也远远超过长安，但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通方便。古代知识分子认为：如果你担心变乱，最好还是定在关中比较安全；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变乱，定都洛阳就比较好。唐朝的帝王弑兄杀弟、屠子爬灰之余，很聪明地拒绝把命运押在自己的“高超德行”上。他们选择了长安。

　　不过，高宗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于是营建了洛阳宫殿。到了武则天时期，为摆脱关中的影响，抹掉唐朝的痕迹，她将洛阳定为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过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待在洛阳，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行得通的。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韦后却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方面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在玄宗执政的头2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终于，有牛人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设计好衔接时间，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什么时候到洛阳，什么时候走陆路，什么时候入渭水……如同流水线的诞生一样，程序上的改良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400万石。这些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100万人，足够大唐帝国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的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帝国的辉煌就奠基在这400万石粮食上。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中心。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后，唐朝依旧将首都定在长安。此时帝国内藩镇割据，长安完全依靠江南的粮食输入。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运河沿线的军阀们成了帝国的最大威胁：皇帝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唐德宗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活矣！”

　　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由于战乱的破坏，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即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

　　此后，后晋、后汉和后周先后在开封建国，并称雄北方。在此基础上，赵匡胤平定四方，建立宋朝。

　　赵匡胤曾一度犹豫过，他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长达数百年的战乱使得西北凋敝，而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再也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编辑/安楠

　　谏臣不是好当的

　　唐时月

　　张雕曾是北齐皇帝高纬的老师，高纬对他十分尊敬，每次见面，都亲切地称他为“教授”。张雕因此觉得皇帝没拿自己当外人，自己也应该多为朝廷做贡献。除了尽心尽力完成本职工作外，张雕还常常给皇帝提意见，他觉得皇帝少不更事，自己理应帮他把把关。张雕便毫无顾忌地放胆直言，对朝廷及高纬本人指手画脚，今天劝高纬应该减少宫内开支、过紧日子；明天劝高纬要注意身边的几个小人……对于张雕的口无遮拦，高纬早就不胜其烦了，但碍于师生情面，不好发作。可悲的是，张雕对此浑然不觉。

　　公元573年，高纬打算前往晋阳，一大臣误以为高纬此行是为躲避南方贼寇而逃跑，想和张雕一起上疏劝阻陛下，不让他到晋阳去。张雕欣然应允，便联络了一些官员，共同在劝谏书上签名，恳求高纬放弃晋阳之行。高纬收到劝谏书后，气得不得了。恰在此时，他身边的一个宠臣说：“张雕等人表面上看是劝阻陛下前往晋阳，实事上可能是暗中谋反，应该诛杀！”这个提议正中高纬下怀，他便传旨，令所有签名上书的官员都在大殿前集合。这些官员以为皇帝收到了他们的劝谏书，要接见他们，便纷纷来到殿前等候。哪知，高纬见人到齐了，便突然下令将张雕等人全部推出去斩首，其家属也被流放到北方苦寒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