箜篌引

　　较真

　　1930年秋天的某晚，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一帮新同事。钱穆也来了。他35岁，刚由朋友顾颉刚推荐加盟燕大。

　　觥筹交错之际，司徒雷登让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对学校的印象。这本是领导在酒桌上的客套话，为活跃气氛，更为笼络属下，当不得真。此时，初来乍到的客人，多以微笑或天气回答，既敷衍了主人，又不必担心触犯底线，因此酒桌上一派祥和。

　　钱穆却打破了这种祥和气氛，他的回答很刺耳。他从燕京大学建筑名称人手，批评该校西风太炽，中国特色不足：我当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里最具有中国风的，“心窃幕之”，到这里一看，却感觉名不副实——刚入校门就看到“M”楼、“S”楼，和中国风根本不沾边，还是应该改成中国化的名字。

　　其实，燕京大学的建筑是美国人捐款建造的，这些建筑也以各捐款人的姓氏命名，“M”楼、“S”楼、“贝公”楼……本无可厚非，但对性格刚直、浸淫中国传统文化三十余年的钱穆来说，英文字母满天飞，无疑很刺眼。

　　钱穆的较真，司徒雷登显然没有料到，一时无语。同样没有料到的还有新同事的插话：大学教师，讲课拿钱，关心楼名干什么？何况这是人家的地盘，自己说了不算，何苦较真？一时间，四座哑然。好在酒是润滑剂，关键时刻，大家打哈哈，举杯同饮，总算化解了这场尴尬。

　　不料，钱穆较真，校方更较真。之后，燕大特为此事召开校务会议，给了钱穆一个说法：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概以中文命名。唯有一湖，景色殊胜，校方找不到更合适的名字，干脆以“未名湖”命名。

　　钱穆这样较真，不仅没有被穿小鞋，还能以己名冠之一楼，与如日中天的胡适平分秋色。钱穆这番际遇，可谓双赢：既显示文人风骨，又彰显校方胸襟。一时间，传为美谈。

　　但钱穆并未感到完胜的喜悦。燕大建筑虽改了名，和其飞檐突脊相匹配，其地基却是平铺于地，和中国宫殿建筑的高台地基终究隔了一层，显得小家子气，不伦不类……

　　国文历史学者与传统建筑学较上劲，不是钱穆剑走偏锋，而是他痛心中国大学及其教育精神的西化，而传统文化精神却渐渐衰竭、甚至被全盘否定。他虽不注重形式，但倘若连形式都要消亡了，文化岂不是真的要亡了？这是从童年时代就追慕传统文化的钱穆无法接受的。

　　选择

　　钱穆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大家庭。家族虽已破落，却有标志性建筑“素书堂”。父亲是个见过世面的秀才，但体弱多病、无意仕途，便把希望寄托在他和哥哥身上。他六岁入私塾，后入小学、中学，直到17岁因辛亥革命辍学。不过，他虽然受的是新式教育多，骨子里却是耳濡目染、先入为主的国学。

　　少年心性，不免爱炫，钱穆也不例外。鸦片馆里，钱穆为吞云吐雾的烟客表演三国故事时，表演诸葛亮，则模仿其羽扇纶巾、舌战群儒的英挺样；表演张昭，则模仿其直言进谏、真理在握的自信样，并赢得烟客好评不断。父亲微笑着看他表演，末了，只以拆字游戏考他——将“桥”字的“木”旁换作“马”旁，是什么字？是“骄傲”的“骄”。父亲睿智，以其独有的方式教诲，如一场春雨，将钱穆的骄奢之心火浇灭。

　　上小学时，钱穆受的是中西合璧式教育。他古文功底好，每天清晨上课前，都爱为同学讲《水浒传》，这也成为同学们消遣的方式之一。一日，一位国文老师发现了，便颔首抚须，叫来钱穆询问。钱穆对答如流，老师却淡然道：“汝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等如未读。”小字是金圣叹的批注，钱穆只看大字，看的是热闹，而非门道。被老师一语中的，此后钱穆读书，再不敢囫囵吞枣敷衍。

　　除了国文教育，钱穆也上体操、音乐、美术之类的西式课。那时，中国礼崩乐坏，西风东渐。激进者全盘西化，保守者死守旧文化，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均以兜售自己的主张为能事。少年是国之未来，自然成了要攻占的高地。

　　体操老师是革命者，也是钱穆同宗，曾游学于上海。一日，他问钱穆，能读《三国演义》吗？钱穆满心欢喜地回答“能”。本想得到老师表扬，哪知老师告诫他，此类书切勿再读，理由是，此类书只会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误了读者、更会误国；看西方英法诸国，合而不分、治而不乱，学人家才是正经。这番激进言论，对年轻的钱穆不啻当头棒喝。

　　中西文化的轮番轰炸，让年少的钱穆不知所以。他虽喜欢国学，但革命话语更让他热血沸腾。何去何从？辛亥革命帮他做出了抉择：学校解散，他回乡当老师养家。父亲早逝，家里尚有老母、弱弟，他学习到此时已是不易，不能太自私。况且，以他的天赋和悟性，工作后照样可以自学深造。

　　做书蠹、畅游经典，他再一次为传统国学折腰。与此同时，西学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内。在这场中西文化力量对比悬殊的拔河赛中，他做出了选择：站在弱势的国学这边。

　　这个选择悲怆凛然，钱穆却不后悔。多年之后，他虽曾为大学生活的缺失耿耿于怀，但纵观其一生，他都在庆幸和感念，以这样的方式，早早与国学结缘。

　　轮回

　　从18岁到35岁，钱穆一直在教育界混。他当过中小学老师，也当过校长，但无论担当何职，他都牢记自己的使命：边读书边教学，一如他的父亲和国文老师那样，培养读书种子，将国学薪火相传。

　　作為一个勤奋的男人，他在这段时间里，生活稳定，家庭幸福，可以挤出时间写作。十几年间，他已是学术达人，写出多部著作。但命运无情，1928年，死神先后带走了他的妻子、新生婴儿和哥哥，让他差点崩溃。

　　好在学术救了他。续娶夫人是新式知识女子，在小学教书，贞淑娴静又知书达理，正符合钱穆的审美观；而在安定的生活中，他著就了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更为他招来了伯乐顾颉刚。顾颉刚只比钱穆大两岁，却功成名就，是古史专家，燕大、北大的知名教授。

　　1930年，在顾颉刚的举荐下，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之后的八年，他辗转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将象牙塔风景尽收眼底。这期间，他与妻子夫唱妇随，比翼双飞；与学生切磋交流，激情互动，与老友胡适、顾颉刚等进行学术争鸣，相互促进。

　　温馨的家庭环境，适宜的校园环境，清静的内心环境，意味着他更多学术著作的缤纷问世。如果没有意外，或许钱穆将在北京的象牙塔里以学者的身份终老。

　　但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中止了他的学者生涯。冷冽的政治气候，使知识分子像候鸟越冬一样飞向南方。钱穆也不例外。他一袭长袍，将中国通史的讲稿压在箱底，风风火火，一路南下，开始了西南八年的客居生涯。

　　之后，他辗转西南联大等校，讲授上古史、秦汉史等课程。他虽辗转流离，却收获颇丰，多部巨著相继问世，《国史大纲》更被誉为中国通史类的最佳著作，并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

　　只是，在西南联大，钱穆埋头于经典，与左派知识分子不甚融洽，连谦谦君子闻一多都在报上骂他冥顽不化。究其原因，还是形势和书生习气使然：他虽也关注时局国事，毕竟以文章道德为己任，最怕陷入政治纷争，那样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把自己的专业也搭进去。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等校复校。遗憾的是，钱穆被拒于北大之外。这结果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消极的政治姿态不讨人喜欢。代理校长——胡适的一位学生也是重要因素，他们虽是朋友，在学术上却是对手：对方全盘西化，钱穆却固守传统，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结果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们在学术上虽存门户之见，但以这种方式将他扫地出门，不免有排除异己之嫌，有辱读书人斯文。

　　好在钱穆已今非昔比，几部专著使他成为学界泰斗，不回北京，正好可以避开是非，专心读书。恰好此时，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钱穆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一员。二十年一轮回，繁华阅尽，他又回到了家乡。

　　办学

　　在江南大学，钱穆并没有待多久。两年后，时局紧张，他去了香港。

　　他在香港的身份很特殊——实业家。他办的是非营利性质的学校——亚洲文商夜校。租赁两间教室，为流亡香港的青年营造一席读书之地，类似于难民学校。学校创办之初很寒酸，只有五十多名（一说十余人）学生。一年后，由于得到资助，学校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由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书院，按钱穆的意思，是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以此为宗旨，他制定了学校中西合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继承宋明书院传统，采取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为红线，将二者联为一体。

　　在新亚，钱穆可谓鞠躬尽瘁：他是老师，教中国通史；是校长，为学校募款、聘老师；是说客，游说政府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学校新创，他就蜗居校舍；搬出后，又赁屋而居，搭巴士上班，从不向学校申请补助。

　　经过不懈努力，新亚书院获得了港府认可，并得到西方学界的大力资助，办学规模和条件等都更上一层楼，又因延请名师讲学，难民学校变成了中国儒学复兴的圣地。

　　在香港，钱穆累并快乐着。偶尔，他也客串一下，到美、英、法、意等地讲学。一路讲过来，收获颇多，不仅宣扬了国学，还带回几顶“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等高帽。这对中学就辍学的钱穆来说，无疑极富戏剧性。

　　之后，新亚书院和其他两家书院一并被港府接管，改制为香港中文大学，以适应大批攻读中文学生的需要。连名字也是钱穆起的：“中文”，以和“英文”相颉颃。

　　只是，三驾马车组建中文大学后，办学理念却每每不同，甚至和钱穆的初衷相去甚远。既然意见相左，时时掣肘，不如及时抽身，省得人事协调不好，又荒废了学业。于是，几经周折，创办新亚书院15年后，钱穆终于辞去院长之职，把新亚书院双手奉送给中文大学。许多人惋惜，钱穆却很淡然：当书院精神名存实亡时，与其死守，不如放手，让它安息，也给自己一条生路。

　　离开新亚书院后，钱穆没有闲着，又到马来西亚讲学一年。他读书，教书，但当前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此时，他已逾古稀之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曾经的目标还很遥远。

　　缘分

　　当年，钱穆单骑走香港，为学术抛妻别子，是硬汉，也是负心郎。

　　他办学，以校为家，全身心投入，忘却人间冷暖。直到1952年4月，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攸然来临。那时，他赴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却被屋顶掉下的水泥块砸成重伤。不料，他因祸得福，邂逅在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的新亚学生胡美琦。胡美琦是名门闺秀，他乡遇故知，何况故知又是自己的偶像兼老师，不免悉心照料。谁知钱穆在病中也难遮儒雅清俊之气，一颗芳心不由被俘获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香港九龙举行婚礼。鹤发红颜，最萌年龄差（相差35岁），师生恋……诸多看点，成就一番佳话。

　　除了夫人胡美琦，钱穆和台湾的缘分还源于另外一个人——蒋介石。

　　钱穆和蒋介石的关系很复杂，几度分分合合。钱穆在抗战时出版的《国史大纲》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全国大学用书数十年；但在1949年，他却炮轰蒋介石，要其下野。等蒋介石蜗居于台湾，虽做着“反攻大陆”的样子，却回天乏术，只能另辟蹊径，以文化曲径通幽。这些政治权术和钱穆“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殊途同归，因此，钱穆虽在香港，却成了台湾的盟友和帝师。

　　蒋介石对钱穆甚为礼遇：由总统府办公费中拨款资助新亚书院；称赞他当初炮轰得好，自己下野于國事有利；甚至一改中山装而穿长袍接见他。

　　即使对方如此礼贤下士，到台湾定居，钱穆也有过犹豫，毕竟自己在香港十多年，又有新亚书院牵系，一朝赴台，还真有点合不得。

　　到了1967年，蒋介石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力邀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有美国的林语堂、巴西的张大千，而香港的钱穆是重中之重。这自然是蒋介石的心机：政治玩不转，玩玩文化总算聊胜于无。钱穆当然懂得这种政治投机，但是能大张旗鼓地复兴传统文化，倒正中书生钱穆下怀。

　　于是，1967年，钱穆终于偕夫人胡美琦赴台定居。到台湾后，钱穆很高调，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赞不绝口，称之为“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又为蒋介石80诞辰写谀辞，为其歌功颂德，称其为“我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

　　作为回报，蒋介石给他功名，回台一年后，他就被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是台湾当局对各领域研究者给予的最高学术荣耀；给他安家，不仅拨公款给他在台北东吴大学旁筑屋，还以其童年乐园“素书楼”命名；给他吃空饷，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使其衣食无忧，安心读书创作……如果没有意外，在这座新的“素书楼”中，钱穆著述、讲学，或许就此平淡充实以终老。

　　但时代中止了这种进程。蒋氏父子先后辞世，台湾政坛波谲云诡，钱穆也成了前朝遗物：不仅荣耀不再，反而要被清算，连“素书楼”都被质疑是公共财产，要收回，而收回后的用途更具讽刺性——当“钱穆纪念馆”。

　　寿多则辱，磊落如钱穆，怎能忍受？但面对眼前的现实，95岁高龄的他除了黯然搬出，又能奈何？只是，受此打击，钱穆精神锐减，三个月后，溘然长逝。

　　所幸，钱穆一生著作等身，《国史大纲》等著作白纸黑字，汪洋恣肆。彰显着这位老人一生严谨治学，勤奋著述的奋发精神。

　　国史

　　那还是在抗战初期，国内一盘乱棋，钱穆南下追随西南联大。他和大多知识分子一样，讲课、著书、关注时局。其时，形势严峻，象牙塔里功利性极强。培养人才，抗战救亡，钱穆自然也不例外，但例外的是，和那些西化知识分子舶来的武器不同，他祭起的利器是国学——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

　　早在后“五四”时期，钱穆还在北京学术圈子里晃荡时，就和留过洋的欧美派有分歧：那些主张“科学”“民主”的海归派，无不以攻击封建传统文化为己任；钱穆则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他也曾狂补西学，但越是补，越觉得可疑。他觉得中国文化如清泉出山，被污染的是环境，而非清泉自身，而那些讨伐者却颠倒因果，不治环境要填泉。

　　可惜，在那个时代，国学四面楚歌，百口莫辩。钱穆知道，他得低调，得暗地里给清泉重寻一条出山的绿色通道。他像鸵鸟，把头埋在故纸堆里，寻寻觅觅。但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各种救国主张层出不穷。钱穆也终于开出了“国学救国”的中药方：以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唤醒民众，锻造五色石补天。

　　于是，在崇洋蔑己的潮流中，钱穆一次次为中国传统文化招魂；在流亡途中，他随身携带《中国通史》讲稿；在烽火掩映的云南岩泉下寺，他著述《国史大纲》。这部经典的国史教科书，是一部抗日救亡、弘扬爱国的宣传片。和那些肤浅的呐喊式标语相比，这部书太开阔、太厚重：熟习中国历史，付诸温情和敬意。只有这样，历史才不是冰冷的蛇蜕，而是鲜活的家谱；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找到力量的源泉，不战而屈人之兵。

　　暗夜孤航，钱穆手里没有桨，有的只是历史指南针和捍卫民族文化的热望。但是，正是凭着这枚指南针，凭着这种热望，千千万万中国人前仆后继，终于赢得了抗战胜利。

　　之后，香港的新亚书院、台湾的高校讲学先后成为他弘扬国学的试验田：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国学才能青春永驻。

　　尽管后来时局演变，西风压倒东风，曾经的帝师变成了绊脚石，但历史不会忘记，一个悲情男人频频的温情回眸：讲学七十余年，著述约1500万字。这个坚持信仰、逆时而动的男人；这个在朝圣路上踽踽独行的男人，终于凭着一己之力，在国难当头之际，让国学艰难地传承下来，并成为积淀在民族血液中的厚重力量。

　　编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