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上海沦陷时期的代表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不仅集中反映了战争时期广大市民的生存状态，而且揭示了战争年代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法则。本文从战争孤岛的生存空间的营造、酷烈的女性挣扎与残障的男性群体三个方面探索了现代上海的生存伦理，无论是在都市生存伦理还是对都市男女德性的审视，在上海孤岛时代都证明了现代伦理发展的原地踏步，甚至是道德观念的倒退。
关键词： 上海孤岛；生存伦理；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4-0043-06
中国抗日战争前期的失利，让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往西南，大量的党政军人员及精英知识分子纷纷撤往重庆或者是逃亡海外，然而城市中还存在大量无法逃出或无处可逃的普通市民，他们成为沦陷城市的留守者。尤其是上海这座特殊城市，由于租界的存在，使得围绕上海租界的城市空间成为一座“战争孤岛”，大量的上海市民由于政府的撤离，他们的“国民”权利已经毫无保障，只能依托错综复杂的帝国主义的权力交叉地带卑微又顽强地生存下来，张爱玲此时期的创作不仅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市民的生存状态，而且揭示了战争年代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法则。
一、战争孤岛与城市生存伦理
四十年代沦陷的上海成就了张爱玲，与三十年代的摩登不同，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沦陷区”的上海陷入一种隔绝、沉闷的“孤岛”状态，作家们要么放弃写作，要么只能将心理、情感、道德都放入到一个相对逼仄的空间中。但是，这对于敏感、细腻、关注凡俗人生的张爱玲而言，并不构成写作的困境，反而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挥洒感，因为末世情调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孤岛的独特环境，并不应被视为社会伦理的沦落，相反，“它消解了传统社会伦理格局中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精英伦理占据主导的局面，补充了普通市民社会的日常价值，实现了对于市民生活的真正回归。”
日常生活成为这个末日空间的必然选择。作为沦陷区的市民而言，并非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属于他们的只有日常生活，他们的伦理感受和道德体验都依托于这种日常生活样态。这种日常生活更多是平凡琐碎而又波澜不惊，然而就是这种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的人生百态，让人无可逃遁，因为每个人都身临其境。
张爱玲的创作同样如此，《金锁记》中家庭悲剧源自一个贫民女子的苦涩婚姻；《倾城之恋》也不过是一个大龄再婚剩女的情感波折，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的情感放在芸芸众生之中也不过是一场平凡的婚恋，毫无“倾城”的震撼。至于婆媳争吵、妯娌不合、夫妻失谐之类的故事更是让我们司空见惯。这同《红楼梦》何其相似！与其他四大名著相比，这里没有《西游记》中斗魔降怪的奇幻，也没有《水浒传》中忠肝义胆的气魄，更没有《三国演义》中风云人物的神勇，这里只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家长里短、犄角旮旯和一众小儿女们的万般情状。
张爱玲认为：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因此，在张爱玲的生存伦理中，这个战争围城的“孤岛世界”，既没有自由，也看不到希望，仅有的一点激情也被残酷的战争与单调的生活彻底磨灭，人们在这样的世界中不敢谈论政治、参与革命，只能龟缩到自己的百姓人生之中去，每天去应付与生存相关的家长里短的问题，去品尝婚丧嫁娶的烦恼。这种现实环境将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引入了人间烟火。而人间烟火又是什么？是上海老百姓逃不掉的平凡生活，炊烟来去，鸡毛蒜皮，也是男男女女挣不脱的生活原欲与情感纠葛。
黑色苦難是这个城市的生存境遇。富贵总如过眼烟云，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艰难无奈的存活，穷、愁、病、死的挣扎，是摩登时代过后的惨状，也是上海孤岛文学的普遍主题。战争将上海连同作家一起坠落在窘迫飘零的境地，此时的都市作家们，不再有风花雪月，不再怀有都市的浪漫激情，也不再对都市人性做静态的道德观察，人们陷入一种窘迫尴尬的生存境遇，挣扎在生活底层，他们所能展开的只有那些压抑、黑色的苦难感觉。在这个黑色世界中，人们都被禁锢着，尤其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她们要么被家族长辈所禁锢，像《金锁记》中的方长安，婚姻全不由自己做主；要么被男人所禁锢，像《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成为“绣在屏风上的鸟”；女人同样在禁锢女人，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收留葛薇龙名义上是帮了自己的外甥女，但内里却把她同她家里的姑娘们一样当交际花一样养着，让她们去勾引男人们，把“女儿们”嫁给有钱人给自己挣来交际圈和经济上的利益，仿佛《倩女幽魂》中操控群鬼的黑山老妖。
这些高门大户或者富家女尚且如此，那些贫寒之家的女人们又当如何呢？《半生缘》中的舞女顾曼璐已经被男人牢牢地拴住，在自己色衰、生病且无法生育的情况下，还要将妹妹顾曼帧拉进火坑。顾曼帧失去了自己的恋人，又有可怜无辜的孩子，只得在姐姐病逝后屈辱地接受了无爱的婚姻。多年后，当恋人找到顾曼帧向她诉说衷肠时，她的话道出了这一类女人们无尽的哀伤：“我们都回不去了。”这是一位被侮辱被损害者面对残酷生活与黑色苦难的无奈与妥协。
这些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女人们，无论富贵还是贫穷，都被生活的阴影所笼罩，都挣扎在自己的生命线上，然而面对禁锢她们的黑暗力量却无力反抗，只能在命运的重压之下被扭曲、被摧折，哪怕是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也在黑色苦难中消磨殆尽。
絮叨话语成为这个末日生存的叙事语言。张爱玲在《纷繁家事·私语》中对读者们提到自己的那些故事：“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
尽管当时的中国在战火的洗礼下满目疮痍，但是在战争孤岛的上海，人们面对的依然是无穷无尽的日子，依然是每天穿衣吃饭的生活，张爱玲的写作常常以自我的生活实录，以女性絮叨式的话语，来展开对末日情境下黑色苦难的叙述。张爱玲小说中这些不加修饰的平铺直叙，唠叨着“活着”“过日子”的生活细节，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结婚生子、求职谋生的无尽话题，让我们在她们的唠叨中重新经历生活的流程，重新咀嚼生存的艰辛。
在战争孤岛的氛围之下，我们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见不到爱情游戏的轻佻男女，见不到上海夜总会的浮华生活，读到的只有过日子、争吵、误解，只有凡俗实在的生活。所以，借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我不写革命，不写战争。”她就写生活、生活的经历、生活的体验、生活的苦难和生活中的一点点不高兴。张爱玲用日常、苦难和唠叨的物态叙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上海孤岛”，为我们传达出一种战争时代的末日感觉，她的小说总是传递着那个咿咿呀呀胡琴声的、大厦将倾的、病态的、不见全景的时代，在那些古往今来、平静如水的生活下面，一切都是悲剧、一切都是苦难、一切都是病态，所以生活就永远是“苍凉”——这就是张爱玲告诉我们的战争孤城背后的生存状态。
二、末日之花与女性生存伦理
四十年代的上海孤岛仿佛回到了人类的蛮荒时代，战争血腥，混乱嘈杂。然而，如同女娲补天，在最危难的时候，女性的坚韧刻苦精神总是强过男性，尤其在那个男性阳痿的时代，女性注定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早已不像传统女子那般娇嫩，这些都市与孤岛环境培育出来的末日之花，其生命力之顽强、名利心之重、地位之突出让我们见识了惨痛而酷烈的女性生存伦理。
（一）对父权家庭伦理的维护
在张爱玲的几篇经典之作中，像《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太太、《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和老年曹七巧等，她们与《红楼梦》中的那個“贾母”一样，在一个“无父”的家庭，牢牢把持着家政。
古语说：“严父慈母”，那么，在这些男性缺失的家庭之中培养出来的儿女是否有着更优秀的表现呢？遗憾的是，在传统家庭伦理的强大惯性影响下，让这些“慈母”们依然按照父权制度来管理家庭。她们继续着孩子父亲那样的家长权威，自主地安排着她们的人生、决定着他们的婚嫁。《沉香屑·第二炉香》蜜秋儿太太培养出来的优秀女儿竟然对“性教育”一无所知，靡丽笙已经在母亲的家教下有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如今，妹妹愫细又一次重复了姐姐的“悲剧故事”，在新婚之夜将丈夫的正常行为视为“禽兽不如”，逃出家门，弄得满城风雨。更可悲的是蜜秋儿不仅没有从女儿们的婚姻悲剧中吸取教训，反而将一切罪责推给女婿，最终使得两个男人自杀身亡，女儿的身心也留下了巨大阴影。
曹七巧对儿女的操控更是深入骨髓，张爱玲将她的中国传统“恶婆婆”演绎得无以复加，全然没有“贤妻良母”的贤淑温柔，心里完全容不得身边女性比她幸福，不仅拆散亲生女儿的婚姻，而且将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婆媳关系造成一桩血案。她肆无忌惮地捏造和宣扬媳妇的“隐私”和“丑行”，同时用鸦片和金钱把儿子拴在身边，令媳妇在婆婆和老公的调笑中精神煎熬，郁郁而死。正是家长的权威化作助纣为虐的工具，而乱施淫威使她获得了邪恶的快感，以此弥补自己青春所遭受的亏空与精神摧残。女性之间的残酷杀戮，往往比男人的权力斗争更可怕，虎毒不食子，可这些灵魂扭曲的女人，连儿女都容不得，把儿子女儿当作自己的私产，这些可恨的女人却是婚姻寄生的产物，可恨之人却有可怜之处，与其说是人性的弱点，毋宁说是男权文化的罪恶。她们同样是男性游戏下的牺牲品，女人在男人的交易中失去了青春与婚姻，她们儿女的故事不过是她们故事的轮回而已。
（二）对金钱伦理的追捧
张爱玲小说中还有一类凤姐似的人物，尤其是《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和《金锁记》中年轻时的曹七巧，她们像“凤辣子”一样精明能干且泼辣狠毒。有点区别的是，凤姐出生贵族，而梁太太和曹七巧她们起点较低，出身卑微，其中梁家是破落户，曹家也不过是个开麻油店的，但是她们的性情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对金钱的贪欲、对权利的控制欲，都有一颗不甘人下渴望上爬的心。尽管她们出生低微，但是都曾年轻过，青春和美貌是她们最大的人生资本，依托这些资本嫁入富贵人家，最不济也是一个大户人家，梁太太寻的是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儿，曹七巧则是嫁给了一个患有先天麻痹的残废。然后依托明媒正娶的太太身份，拼命地熬着等到“翻身做主人”的那一刻，然后去补偿自己亏欠的青春。
这是现代金钱观念和男性生存法则培育出的邪恶之花，她们用商业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感情，或者说她们就是商人，做的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交易，在第一个交易中，她们卖掉了自己的青春，换来了渴望的财产；在第二个交易中，她们最终获得梦想的家庭地位和大笔的遗产之后，想去换取失去的青春和爱情，却失望地发现，除了金钱与地位之外，她们一无所有，换不来任何真心实意，青春和生命也磨蚀殆尽，她们的人生只剩下一个华美的空壳。“金钱买不了爱情，也换不回青春，她们陷入歇斯底里，沦为可悲可憎又可怜的病态狂，一个收买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作诱饵，笼络男人缓解自己对爱的焦渴；一个变成守财奴，用黄金的枷锁扼杀儿女的幸福，也砸碎了自己的爱恋。”
（三）封建婚姻伦理的牺牲品
这一类人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希冀着依托夫家垂怜一二，结成美好姻缘。在张爱玲小说中，曹七巧们是自己主动跳进婚姻坟墓的，可以不算此类，然而这一类女性却是主动钻进婚姻的“牢笼”。尽管处于新时代，也曾经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总的来说，知书达理还是具备的，温良贤淑也能够在她们身上找到影子，不失“大户人家”的风度，最差也是一个“小家碧玉”，然而她们大多没有“娜拉出走”的勇气，更没有反抗家庭投身革命的胆量，她们更多地听从父母的摆布与安排，成为封建传统婚姻伦理的牺牲品。她们小时候是家里的乖乖女，上学也不过是为结婚创造条件。正如，《花凋》中所描叙的女孩们的选择：“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可能是贴近张爱玲个人经历，这一类的结婚员是她写得最多的，在《传奇》所收的15篇小说中，有一大半都是这样类型的女子：像《沉香屑 · 第二炉香》中的愫细、《花凋》中的郑川嫦、《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洪鸾喜》中的邱玉清、《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等等。这些小说中待嫁的姑娘们，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加上父母的管束和家教，她们能够接触的男性对象少得可怜。因此，“婚姻”成为她们的成年之痛，不仅那些年纪大的“剩女”们感到焦急，就是那些年纪小的也非常发愁。总而言之，一定得寻个丈夫做靠山，如同今天的“傍大款”，只要嫁人生子，便在家中有了地位，哪怕所嫁非人靠不住，但是也能够依托自己作为“明媒正娶”的妻子，不说锦衣玉食，也能够保证起码的生存。
刚步入婚姻殿堂的尚且如此，那么，结了婚的又如何呢？《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结过婚的，可在丈夫的家庭暴力面前，一气之下又离了婚。然而“硬气”当不了饭吃，“娘家”也不是避难所，结婚时的一点嫁妆早已坐吃山空，家人见其没有价值可挖便将其当成了多余的“闲人”。恰逢此时前夫病死，家中的兄弟们便撺掇白流苏赶紧过继个丈夫家的子侄，以图有个身份来分点财产。然而白流苏毕竟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大家族中的算计倾轧也让她心生厌恶，因此就算六亲无靠，她也不愿意过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于是，她大胆地闯到香港，想凭着自己的智慧与胆识，去寻找自己向往的爱情与婚姻。
正是勇敢地走出去，让她认识了公子哥似的范柳原。尽管范柳原对她一见倾心，然而一涉及到婚姻问题，不愿受婚姻约束的范柳原便百般推脱。当白流苏最终了解到范柳原爱她却又不愿意娶她的时候，感到莫名的愤怒，因为上一段婚姻的失败令她没有安全感，所以她要堂堂正正地嫁出去，而不只是偷偷摸摸地做一个情妇。因此，白流苏一气之下又回到了上海老家，想以退为进地逼范柳原让步。她在家中忍受着冷言冷语，拼命地熬着，终于等来了范柳原希望她回到香港的电报。起初，白流苏还想坚持到范柳原亲自登门来接，但是当她照镜子的那一刻，却发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时间已不允许她熬下去了，家里人也容不得她继续呆下去。既是为了名声也是为了生存，白流苏以一种情场失败者的心情赴港，不得已做了范柳原的情妇。幸运的是香港战争爆发成全了她，在面对死亡互相寻找、互相关爱的那一刻，他们发现彼此还是在乎对方、深爱对方，也最终使白流苏成为了他名正言顺的妻子。
张爱玲的小说中的结尾耐人寻味：“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概括了她们这一代女性的悲哀与辛酸，在这个半新半旧的时代，即使硬气大胆如白流苏，最终也不过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最圆满的也不过是从情妇提升到妻子的角色，恪守妇道，而范柳原依然会故态复萌。在这样的家庭伦理之下，张爱玲是不相信完美的爱情的，对于她而言，“女结婚员”最理想最圆满的收场也不如此，也不过是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而已……
三、身心残障与男性生存伦理
男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严重萎缩，无论是现代知识分子，还是封建遗老遗少，他们既没有强健的体魄，也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氣，反而怯懦畏缩，同时又贪图享受，整天花天酒地。张爱玲主要设置了两类男性：一类是浪子，一类是病夫。前一类在外寻花问柳、吃喝嫖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像《倾城之恋》中的白四爷“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来不算，还挪了公账上的钱。”再像《花凋》中的郑先生“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至于乔琪乔、姜季泽、范柳原、佟振保、徐崇贤之流，都是情场上的浪荡公子。从生存伦理而言，他们既是父权制度的享受者，也是封建道德的堕落者。
《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乔琪乔，作者有意地为他取了一个洋布料的名字——乔琪布，暗讽这个男人徒有其表，人是很年轻，家世好，也受过高等教育，然而却整日流连于交际场所，沾花惹草。先是在大他十几岁的梁太太面前争宠吃醋，后又转向年轻貌美的葛薇龙，对梁府的丫环都趁机揩油。他的爱情哲学代表了情场浪子的心声：“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女人们也都知道他的虚情假意，连涉世未深的葛薇龙也在一夜风流过后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对她说了许多温柔的话，但是他始终没吐过一个字说他爱她。现在她明白了，乔琪乔是爱她的。当然，他的爱和她的爱有不同的方式──当然，他爱她不过是方才一刹那。”如果想在他们身上寻找稳定恒久的爱情只不过是幻想奢望，葛薇龙从故事的开始便看到了故事的结局。
然而，与《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比较起来，乔琪乔令人容易看穿的虚情假意还算真实，因为佟振保的虚伪与矫饰，往往更伤女人心。佟振保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只有他身边的女人才知道他的假与狠。
佟振保生命中出现的优秀女人很多，沉淀下来的只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就像歌词里“我爱的人与爱我的人”，圣洁的妻只不过是家庭的摆设，然而热烈的情妇也最终没能够俘获佟振保的人。红玫瑰王娇蕊是老同学的太太，南洋华侨，漂亮、性感、热情，开始只是互生好感，比邻而居兼丈夫外出，为二人偷情创造了机会，别样的刺激促发了爱情，王娇蕊坦言心中有了佟振保的位置。尽管佟振保在这段感情中有些无法自拔，然而权衡利弊之后，果断地拒绝了王离婚并和他在一起的请求。用佟振保的话来说：“他的前途，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叫他怎么舍得轻易由它风流云散呢？”
如果在这段感情中，必须有人受伤和哭泣，“那应当是她”。对待自己喜欢的女人尚且如此，对待家中的那朵“白玫瑰”更是“假”“狠”兼施，如果说王娇蕊是怒放的花朵，那么孟烟鹂更像是笼中的金丝雀，佟振保吸取自己勾引朋友老婆的“教训”，家里绝不留客，宁可在外面请吃，也从不将朋友往家里带。尽量缩小孟烟鹂的交际圈，在家中打压消磨的女性自尊，以嘲讽说教的方式削弱太太的威信，将其“培养”成唯唯诺诺、低伏顺眉的家中花瓶，甚至拿捏住妻子的把柄光明正大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宿柳眠莺，佟太太不仅对此无可奈何，对外还必须对自己的丈夫百般维护——在张爱玲小说中的“浪子系列”中，佟振保可谓虚伪的代表。
病夫指的是生理或心理疾病的男人。张爱玲的小说消解了“男权神话”，这里没有英雄，男性更多扮演着无能、猥琐的“贬抑型”角色，他们要么有着身体上的先天性残疾，像《怨女》中的姚二爷，《金锁记》里的姜二爷；要么长期吸食鸦片造成精神萎靡，像《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和《金锁记》中的姜长白；要么就是有着心理隐疾的神经质，像《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聂家两代人都是残缺的）。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生在“黑沉沉”的聂家，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爱的滋养，这一切都是因了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聂传庆的母亲馮碧落是一个守旧家庭的女子，因为渴望读书，同几个表姊妹请了大学生言子夜来补课，待嫁闺女同任课教师的故事并不新鲜，二人暗生情愫便托言家来提亲，可冯家的长辈嫌弃言家是个生意人家，便以言语挤兑棒打了这对鸳鸯。之后，言子夜出国留学，冯碧落下嫁聂介臣。然而言冯之间的“罗曼史”却是传开了，聂介臣得到了冯碧落的人，却始终觉得得不到她的心，于是将男性的嫉妒与怨恨都发泄在这对母子身上。
张爱玲小说中的描写是生动而哀伤的，冯碧落不过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冯碧落嫁到聂家来，之后生下聂传庆，只不过是在“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茉莉香片》）冯碧落抑郁而死，逝者已矣，然而活着的人却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抑郁地活着，聂传庆一直觉得自己的出生便是代替生母受过、代替母亲继续服刑——他已经跟着父亲生活了二十年，“无名的磨人的忧郁”的二十年，已经制造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
在家里，聂传庆被视为一个废物，父亲不喜欢这个冯碧落生的孩子，后妈更是极尽奚落嘲讽之能事，家中长辈给他带来的精神摧残，让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阳光男孩，连眉梢嘴角也显出老态。他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就是煎熬着，等着父亲死去，继承他的财产。如果说金钱是对他物质的补偿，那么对于言丹朱的嫉恨便是情感的代偿。言丹朱是言子夜的女儿，从小生长在国外，阳光、美丽、热情，作为同班同学她想帮助这样一个文弱又有些秀气的男孩。可在聂传庆心中，这份关爱仿佛一种炫耀。
聂传庆知道自己母亲同言子夜之间的情感纠葛，这种“知情”让他陷入一种心理病症——父亲和继母对他造成的精神重压让他常常将自己的遭遇同言丹朱的幸福生活进行对比，而对比的结果却更令他沮丧。他曾不止一次地设想，如果他不是诞生在聂家，如果他的母亲冯碧落与言子夜在一起，那么他将生活在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可造化弄人，他心中充满敬仰的大学教授、他母亲的初恋情人，却是言丹朱的父亲！这种身份的“错位”令他精神发生了分裂——他一方面喜欢言丹朱那样的健康、活泼、快乐的女孩儿，另一方面却因为她取代了自己应有的“角色”而充满嫉妒与憎恶。这种长期的心理压抑终于在校园舞会那天爆发了出来：面对跑来安慰自己的言丹朱，他却对这个善良的女孩进行了殴打，“将她的头拼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并且蛮横地一脚一脚地踢在她身上，发泄着内心常年积压的嫉妒与怨恨，陷入一种精神变态的心理境地。
浪子也好，病夫也罢，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一个个都是残障型的，要么身体残缺，要么心理变态、虚伪，在这样一个时代，她的小说有着揭示伦理价值的意义：男人在哪里？心理健全的男人在哪里？在战争孤岛的上海，阳光热情、品行纯正的优秀男性是找不到的，留下来的全是这样残障型的男人。由男性的病态折射的是文化的病态，张爱玲从她的女性视角，从沉甸甸的生活角度发现都市的浮华和糜烂所孕育出来的都市男性是病态的。张爱玲对男性角色的伦理判断是残酷的、是解构的，但这种残酷的背后、解构的背后是一种坚守，一种对现代平等伦理之爱的坚守、一种对珍贵性人格要素的坚守而不是封建的道德性坚守。通常意义的“优秀”男人在张爱玲眼里都是低劣的，何况满眼的还都是些不优秀的男人，因此，她在现代伦理审视中获得了一种旷世绝望，这种绝望从另一个层面上是和鲁迅相同的。绝望过后依然是悲凉，梦醒后无路可寻的悲凉。
四、结语
无论是在都市生存伦理还是对都市男女德性的审视，在“上海孤岛”时代都证明了是现代伦理发展的“原地踏步”，甚至是道德观念的倒退。在这个战争的末日空间，城市中生存的饮食男女，他们的伦理选择同已经应该过去的封建社会却一脉相承，尽管时代老去了，但是故事的情节却不断地上演，都让我们见证了一场封建伦理故事的反复上演。正如张爱玲式的咏叹调：“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参考文献：
[1]杜素娟.市民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5.
[2]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0.
[3]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85.
[4]张爱玲.张爱玲全集·小说1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5]张爱玲.张爱玲全集·小说2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基金项目：2017年教育部项目“海派都市文学与中国现代城市伦理研究”（17YJCZH084）；2018年湖北省教育厅项目“‘汉味小说与武汉当代城市伦理研究”（18Q18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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