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女性书写；陌生化；身体叙事；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3-0031-03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在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讲述在建国初期前后几十年复杂的历史政治环境中，寡妇王葡萄怎样凭借一己之力拯救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公爹孙怀清并安然度过几次大饥荒，以及她和不同男性的爱情故事。严歌苓在对“王葡萄”这一女性形象进行书写时采用了独特的叙事策略，她蒙昧纯真又强悍质朴，既不同于传统东方女性的委屈隐忍，又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女性的激进暴力，而是在与生存困境的倔强斗争中体现生命的能量，展现出极致的人性光辉和温暖。
一、蒙昧之眼：天然的混沌
不同于其他多数小说对主人公外貌、言行的细致描写，小说中王葡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别样的眼睛，“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神，浑顽未开，不谙世事，是胆大妄为的一双眼。眼睛又厉害又温柔，却是不知有恨的。这双眼最多六岁，对人世间的事似懂非懂。但对事事都有好有恶。”[1]作者始终抓住这一双蒙昧又胆大的眼睛进行多次书写，这双眼睛在日本人的枪口恐吓下不躲不闪，在高层领导亲自视察工作成效时毫无波澜，在看着心爱的人时少几分羞涩却有炽烈的火焰，在刑场死人堆里捞出公爹时微微颤动就恢复镇定……
它像一只兽的眼睛一般蒙昧纯真，任何心藏污垢的人与之对视都会自惭形秽，移开目光。它是王葡萄心灵的窗户，正映射着她秉赤子之心体验生命，“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2]
严歌苓通过给予王葡萄这样一双眼睛达到了陌生化的写作效果。她只看到她想看到的和应该看到的，于是外界风云变化的革命形势，在她眼中不过是门外穿不同军装变来变去的腿。小说中这种陌生化的写法与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对冰块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陌生化理论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的关于戏剧的表演方法原则和审美艺术效果，后来在文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3]
严歌苓就是通过赋予王葡萄这双蒙昧之眼，许多原本熟悉的东西在她的眼中有了另类的呈现。陌生化能够引起读者对稀松常见事物的注意，从而做到“剧本和演员的分离”，进而能够脱离情境对其进行批判思考。革命斗争在王葡萄眼中却是变来变去的腿，这一陌生化书写使读者思考为何王葡萄眼中的革命是这样的？是怎样的一个人有这样一双眼睛？通过产生审视距离达到别样的效果。
作家也用这样一双眼睛来表达自己的叙事倾向，它只能看到与王葡萄个人命运切身相关的事物，除此之外的一律不做关注。这为作者在复杂动荡的大环境下，关注个人个体的命运沉浮提供可靠的归依，正如她在一次访谈中所说， “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王葡萄的蒙昧之眼便为作者提供探索、体察人性深处的窗口，在蒙昧之眼的天然混沌中却有关于生存生命的大智慧。
二、身体解放：主体的觉醒
小说中王葡萄寡妇的身份也耐人寻味，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何况王葡萄是一位年轻韵致的少妇，许多男人都对她虎视眈眈，但作者不但没有让她闭门躲清静，反而借公爹之手让她收账、办事到后来拯救亲人，让她以一种蓬勃积极的生命姿态对抗生存苦难，作为主体勇敢地迎接爱情。
身体叙事研究是近年来的文学热潮，但“是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却一直是个悖论式的存在，女性身体既是社会和文化的禁忌，又是男权社会和文学的焦点所在。”[4]在文本语境中的女性身体叙事一直处于被男性审视的地位，代表男性话语和权力结构的标准桎梏着女性书写。而严歌苓独特的女性身体叙事是对男权话语的消解和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唤醒。
“她先后经历了懦弱的丈夫铁脑、风流琴师朱梅、小叔子少勇、 憨厚的民兵队长冬喜、公社书记春喜、作家老朴以及无赖史五合， 寡妇身份的葡萄尽情享受着这几位男性的身体给她带来的欢愉与悲悯。”[5]这里女性不再受传统性道德的约束桎梏，“她管他是谁，她身子喜欢就行”，她以天然的野性對抗传统文化中对女性身体的禁锢，天然的混沌和本能让她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成为爱情的主体。
她虽然对自己的女性身体意识没有明确认识，但是身体内在的灵性却可以将爱与欲分得清清楚楚。她能够明白自己对琴师、少勇和冬喜是心灵的爱，对春喜、老朴和五合只有身体的欲，甚至是在给予老朴女性的安慰、给予五合母性的怜悯。学者孟悦曾说，当女性在文本中物象化为芙蓉、弱柳、软玉、金葱等物象时，“在这种人体取物品之美的转喻中，性欲或两性关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变，它不仅表现或象征着一种对女性的欲望，而且借助物象形式摒除了女性自身的欲望，他所表现的与其说是男性的欲望，不如说是男性的欲望权。”[6]
而王葡萄们的女性身体对于男性不再是“被物化和工具化”的“得到”，她们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男性是她们爱情的重心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中心，除去与男性相似的身体的欲望，她们心灵的自由不会被身体的规约所钳制，女性作为自我生命的主体在觉醒。
严歌苓笔下这些女性形象在两性关系的问题上，还表现出对男性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是在复杂政治、历史境遇中处于“低矮的天空”的无奈之人罢了。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下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抵制男权，王葡萄没有将男性看作天然的敌人，而是用女性特有的包容和温柔营构和谐的两性关系。她蓬勃的生命力甚至滋养了一批男性，少勇、春喜、老朴都依赖她源源不竭的生命能量。这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女性书写，“一如不堪一击的个人，女人——新女性在完成了一个反叛姿态的同时，成为社会文化的放逐者，而非自我放逐者”，[7]但在严歌苓笔下，她们用身体完成对自我的放逐，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理解是更高层面主体意识觉醒的体现。
三、生命意识：韧性的崇高
严歌苓善于书写女性在苦难中辗转斗争的历程，在历史、政治、文化和自身际遇的研磨中展现女性特有的生命韧性，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如《陆犯焉识》中的冯婉喻和恩娘、《小姨多鹤》中的多鹤和朱小环、《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都有深刻而严肃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具体体现为生命体验、生命思考、生命策略与生命关爱等等”，[8]严歌苓的作品无一不是以个人化的女性视角书写生命意识，这当中既有她受传统东方文化熏陶的生命价值观念，亦有西方多元文化碰撞和启发的生命多彩维度，熔铸成她对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书写风格。
在《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的生命体验很多来源于女性特有的母性，她在生下和少勇的儿子后与藏在地窖里的公爹默默分享着为人母亲的巨大喜悦和幸福；她的生命思考在一次次巨大的生死考验中用个体实践推动前进着，在与政治斗争、感情纠葛和自然饥荒的种种困难的斗争中，加强对生的敬畏和尊重；她在绝境中生命策略是将被误判的公爹藏在地窖里赡养，将饥荒年中的儿子送给侏儒照顾，在自然灾害肆虐的年份挖野菜、扒树皮、捕鱼喂猪等等，在年景好的时候不忘劳动致富，这一切都是长期斗争实践中成功运用的生存策略；她的生命关爱体现在她自己对爱情执著勇敢地追求、对公爹无微不至地照顾、对少勇宽厚慈爱的包容，甚至对作家老朴的怜爱和对无赖五合的悲悯。
在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中，敌人枪口下、刑场中、饥荒中、瘟疫中，王葡萄始终以对生的敬畏和严肃与命运和环境作斗争，她的态度是淡泊从容的，在对公爹的秘密赡养中甚至表现出一意孤行的倔强和执拗，这一切都带着严肃的灰色。但在文本中一些场面描写的语言却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比如在大炼钢铁时王葡萄誓死捍卫给猪煮饭的大铁锅，她坐在锅里一路旋转而下像黑旋风一般，她凭着疯劲儿和执拗最终还是将锅保了下来。这都为作品添上传奇般瑰丽的色彩。但这绝不是单纯的风趣，在会心一笑过后，那种主人公对生死严肃的灰色和文本表达时幽默的彩色形成巨大的反差，给予读者更深层的生命感动和生命思考。
王葡萄就是在与苦难的次次生存斗争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这种斗争不是刚强、勇烈的 ，而是以女性如水一般特有的柔对抗、包容、抚平一切，生活总会恢复平静。她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展现女性生命的韧性，有一种力的崇高的美。
四、结语
严歌苓对女性有一种深刻地解读，用独特女性书写方式塑造了一批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王葡萄如同她的名字一般甜美多汁、充满旺盛的生命力。严歌苓给予她蒙昧之眼却在混沌中包含着大智慧，通过她野性自然的身体抵制传统观念对女性书写的种种禁忌，在绝境中展示她作为主体的深刻的生命意识。以王葡萄为代表的女性在严歌苓的叙事中挣脱低矮的天空，开始完成对自我的放逐，女性长期遮蔽在大历史之下的个体生命与生活的面貌被展现，生命深层的女性意识在觉醒。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陳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2008， （05）：102-104.
[3] [德]布莱希特著，丁扬忠等译.《布莱希特论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4] 黄彩萍.“她时代”：论严歌苓小说女性身体叙事[J].鄂州大学学报，2017，24（03）：45-47.
[5] 李雅萍.浅析严歌苓小说叙述中的女性书写——以《第九个寡妇》为例[J].新乡学院学报，2019，36（01）：46-48.
[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7] 戴锦华.涉渡之舟[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8] 杨守森.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J].文史哲，2014， （06）：97-109+163.
作者简介：
孙佳媛，女，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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