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拍”作为明代市民社会的风情画，其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女性形象的缩影。本文主要提取“二拍”中的各种女性，通过分析她们在整个故事中的性格特点以及其价值观念等等，深入探究这些女性形象的文化內涵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二拍；女性形象；凌濛初；话本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3-0008-06
一、“二拍”的概述
（一）“二拍”创作背景概述
“二拍”是中国明代凌濛初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二拍”共有80篇，其中拟话本78篇，1篇杂剧，1篇重复。“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故事内容关心社会现实，说教气味浓重。
通过对“二拍”的内容的总结反推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可以发现“二拍”的创作背景有以下几点：一是社会经济、文化、风气等的直接反应。随着晚明社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对自我个性情感和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通俗文学开始大力传播，并且得到丰厚的经济效益和民众的普遍认可。“三言”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在其影响下，凌濛初编著了“二拍”，将日常生活中的“奇”写入作品中，可谓是明代市民生活的风情画。
二是凌濛初对于当时文坛上创作风气趋于情欲泛滥的的抨击。明中后期的社会风气渐渐淫靡颓败，在文学创作方面主要表现是艳情小说的泛滥。凌濛初认为这些小说“广摭诬选”“亵秽不忍闻”，背离了小说创作“劝善惩恶，有益风化”的宗旨，他再三声明自己创作“二拍”是“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
三是作者将本人的人生追求寄托于作品之中。举业上的坎坷多艰，使他郁郁不乐，愁苦万端，为宣泄苦闷，抒发悒郁情怀，以游戏笔墨求取精神的慰藉。
（二）“二拍”故事内容概述
“二拍”中总共有79篇故事，从种类来分，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最常见的爱情故事。有涉及到对男女忠贞爱情的宣扬，也有表现出青年男女对于情欲的追求是对于明中后期“存天理灭人欲”的抨击，体现了明中后期的启蒙思潮的发展。在这类故事中，女性可谓是主要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在青年男女的情欲追求中女性的不同追求、不同行为都丰富了“二拍”中的女性。
第二类是描写商人以及商业活动的故事，在这类故事中少量的塑造了一些女性角色，作为商人的家眷亲属，在以商人形象塑造为主的故事中，女性们仅仅是对故事的走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类是对于官吏人物活动的描述，其同样塑造了两种官吏人物形象，有主持正义的、廉洁清明的好官，也有贪赃枉法的、监守自盗的恶吏。这类故事描写同商人形象塑造相似，女性形象仅仅为辅，即便是在以女性为主的故事塑造中，好官的形象都会覆盖掉女性的地位，通过这类故事的分析阐述，也可以窥视到明中后期的女性的地位是永远不会超越封建礼教的。
第四类是描写社会险恶和世风颓废的，如描写骗子行骗、不孝的、家庭反目成仇等等故事，在这类故事中，女性形象呈现出丰满化发展，其也是家庭伦理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所在，因此可以从中总结归纳多种女性形象，属于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二拍”中女性形象分类
将“二拍”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总结分类，可以按照其社会地位粗略分为未婚女子、家庭妇女、青楼歌妓、媒婆、婢女以及僧尼这几个类别，这些女性在不同的身份之下，社会环境下的性格、行为活动等都不同，其面对社会大环境背景所拥有的自我意识不同。本文主要是通过总结归纳的方式，将“二拍”中78个白话故事中所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具体如下文的表1所示，“二拍”中的女性形象有以下几种类型。
“二拍”中各种女性形象描述的篇章数量
总结归纳其性格特点等，旨在提出其在“二拍”故事中的作用意义以及为社会女性意识觉醒等相关内容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未婚女子
陈东源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道：“女性的历史就是被摧残与被损害的历史，她们是被忽略和漠视的群体，男性只把女性当做利用的工具和耍弄的玩具，女性在社会上毫无价值感和存在感可言。” 可见在古代，女子尤其是未婚女子是一个存在感较低的群体，属于男权社会的附属，一般情况下，其生活都是由家中男性所决定。
在“二拍”中所描写到的未婚女子的社会地位一般较高，接受过一些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大多数具有古代未婚女子的忠贞之情，因此在“二拍”对于未婚女子的描绘也大多是集中在其婚姻观念上。凌濛初对所创作的未婚女子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即大部分的年轻女性都拥有对爱情坚贞的信念、能够展开大胆的追求，并且会通过逃跑、自杀等行为来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不同的故事中，发挥自我意识的女性，之后所获得的结局都是良好的。
在《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中，不仅讲述了未婚女子王氏忠贞死后重生同原定夫婿刘生终成夫妻的故事，还重点记叙了未婚女子速哥失里同拜住的故事。拜住同速哥失里订下姻缘，无奈拜住家道中落，速哥失里母亲为了面子强迫两人解除婚约，另行为速哥失里寻求夫家。而忠贞不二的速哥失里在大喜之日自缢而死，被赶来吊唁哭泣的拜住感动死而复生，最后两人重结连理的故事，可见凌濛初对于未婚女性敢于并且勇于追求情欲的举动是给予支持的。
除了刻画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女子形象，凌濛初还在作品中刻画了一类自我意识觉醒的女子，她能应付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变故，并自己寻求解决之法，这样一些女性形象的塑造，颠覆了传统女性依附男性生存的观念，标志着女性地位的提升。
（二）家庭妇女
在封建统治下，统治者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管理，要求在一个家庭中的妇女必须在家中权利所在的男性不在家的时候，能够品行端庄、能够婚嫁从一而终，遇强暴凌辱能够以死明志，之前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正面家庭妇女形象都是如此。
反观“二拍”创作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风气渐渐淫靡，贞节烈女的存在极为少数，所以凌濛初的笔下写了大量的同贞节烈女相左的女性形象。如在《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姚滴珠和郑月娥，两者都是已嫁之人，姚滴珠因为自身贪安逸享受流入风尘，而郑月娥则因为受到当家主母的嫉妒和不喜被卖入红尘。在这故事的最后，凌濛初都给予两个人一个好结局——“一样良家走歧路，又同歧路转良家”。凌濛初借助对这类故事之口，对女性在当时身不由己、误入歧途的命运给予了宽容和理解。
当然，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二拍”的创作难免也落于传统文化的窠臼，凌濛初也塑造了很多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一般是通过对这类女性婚嫁之后给其所处家庭所带来的变化来侧面讲述的。
在《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一卷中，陈秀才的夫人马氏在陈秀才散尽千金、日夜笙箫的时候，出面对其行为有所劝诫，尽管她的建议未被采纳，她任坚持做陈秀才人生道路的点醒者。在她的点醒之下，陈秀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产生悔意，马氏又将千金“赠送”给陈秀才让其重新振作。可以说马氏算是当时社会中贤良淑德的代表，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在丈夫行事时毫无怨言，之后还要能够起到劝诫并且协助丈夫的作用。凌濛初对于此类见多识广、知晓大义的妇女也不乏赞扬称颂，但是整体上其对于该类形象的女子的接受度较低，因为在当时社会中，这类妇女并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群体，最终都会被边缘化。
在《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一卷中主要讲述了谢小娥在父亲、丈夫等亲人被强盗杀害后，以一人之力，忍辱隐忍多年终于报仇雪恨的故事。故事的最后，却将谢小娥大仇得报归功于解字谜的李公佐，女主人公得了个落发为尼的结局。
虽说作者笔下的谢小娥有着强大的精神和毅力，但其复仇的手段是乔装为男性，这是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雄性化”特征。而其人生目标也是为了替自己的父亲和丈夫等亲人复仇，在其人生目标达成后，人生价值产生迷惘。这种女性形象的刻画在当时虽然是进步的，但仔细分析发现其依旧是将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
上述的是“二拍”对于妇女形象的正面塑造和描写，当然在“二拍”中也存在大量的对妇女形象的反面描写。这类妇女形象多是重欲、重利型的，对其大加抨击，同时也从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来揭示当时的社会的主要风气。例如《赵老六舐犊丧残生张知县诛枭成铁案》中赵老六家悭吝的儿媳妇，对于自家公婆悭吝不堪，甚至引发公公半夜偷盗儿子而被误杀。最后在当政者明察秋毫下，儿子儿媳一家的家产充公，两人皆病死。还有《吕使者情媾宦家妻吴大守义配儒门女》中的董孺人，原本就是不守妇道的妇女，在她丧夫之后二嫁于董元广，却一心想要同吕使者媾染，间接导致了董元广去世，之后为了各自逃命将董元广的孤女卖为妓女。而这样的恶妇人一般都是违背社会道德底线，在书中的结局当然不会有好下场。
（三）青楼歌妓
“二拍”中的风尘女子形象相较于之前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有所不同，凌濛初以饱含同情与赞赏的笔触从广泛的视角对其描绘再现，赋予了她们新的思想与品质，体现了晚明女子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同时也切合了市民阶层对感情的需求和愿望。其所塑造的青楼歌妓大多数是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作者借青楼歌妓拥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却遭遇社会不公的对待报以同情。这些人虽然沦落风尘，但是她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特价值，渐渐脱离了传统的男性主导模式，开始走向独立。
在《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的故事中， 理学家朱熹因受他人挑唆与唐仲友有隙。为了打击报复唐太守，朱熹严刑逼供严蕊，但是严蕊宁愿遭受刑罚也绝不污蔑他人。凌濛初用严蕊高尚的人格来反衬朱熹卑劣的人格，直接抨击了理学与理学家的虚伪。同时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青楼歌妓坚持正义、不畏强权的赞美，对于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怜悯。
虽然“二拍”中的青楼女子形象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她们依旧是身不由己。如在《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中所提到的小妾，被丹客用来骗取富翁的财产，协助其设下骗局。其实她的内心对于这种行为是拒绝的，所以在最后遇到落魄的富翁时，将当初的事情据实相告，并且送上富翁回乡的钱财。这里的歌妓虽然是有情义，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依旧难以脱离男性支配。同时凌濛初也看到了这一点，并给予同情与怜悯。
（四）媒婆、婢女及僧尼
媒婆、婢女及僧尼这一类人物在古代社会的地位低下，在故事中也多为配角，存在感极低，却对故事情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的特殊身份使她们成了连接闺阁内外的媒介，弱化了闺阁内外的严防谨守，使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有了褪色的可能。
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限制与封闭出现罅隙。市民阶层的女子在社会上的活动增多，相比之下，闺阁中的贵族女子却没有这种自由。她们感应着时代的新风尚，却囿于礼教的禁锢。这时的媒婆、婢女及僧尼就成了她们闺阁之内的爱情启蒙导师，同时也是与外界交流传递的重要媒介。她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中间人，替男女主人公牵线搭桥，传书递信的。
如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中，为张幼谦与罗惜惜传书递信的蜚英和为她们说媒的杨老妈；《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诌梅香认合玉蟾蜍》中，给凤来仪和杨素梅出谋划策的婢女龙香等。在她们的引导下，女主人公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幸福，大胆地突破了旧思想旧习俗的藩篱。
另一类是引诱或者欺骗女主人公出轨，以此达到自己牟取私利的目的。
如在《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一卷中，尼姑慧澄为了获取钱财，帮助滕生勾引美妇人狄氏与其私通；观音庵中的赵尼姑和卜良一同设计，迷奸了清白的妇女人家巫娘子；《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一篇中，婢女如霞勾引主母与任君用私通等等。
明代中后期以来，心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人们开始肯定自己的本能欲望，社会风气也由此改变。程文超先生的《欲望的重新叙述中》写道：“阳明心学对于程朱欲望叙述的调整，极大地凸显了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道德沦丧、私欲泛滥的问题，破坏了儒学基本的调节社会秩序的合理功能。”
尼姑、婢女等人对情欲无节制地沉沦导致自身无底线地放纵，势必也将这种风气带到闺阁的女子中去。尽管当时的贞操观念较于之前相对淡薄，但是她们欺骗诱导女主人公出轨的纵欲之风任然是为传统道德所不容的。
三、“二拍”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内涵
“二拍”涉及许许多多的女性人物形象，都带有非常浓厚的文化审美意蕴。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以窥视到整个晚明的社会风气，还可以看出作者及当时整个社会的妇女观。
（一）晚明世风的镜子
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突破中国封建小农经济应运而生，这给传统封建社会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们改变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亲情观念淡薄，世态炎凉，人与人之间多的是尔虞我诈。
“二拍”中许多的女性形象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如《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的杨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侄子王生外出从商，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甚至不惜多次以身犯险，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于商业活动的重视。在《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一卷中，尼姑真静更是因为贪图王爵所赠与的金钱，与其做淫乱之事，甚至惹得王爵被和尚无尘所杀。可见当时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使得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除了重利的金钱观，纵欲的风气也在晚明社会盛行。当时李贽和阳明心学的思想极大地冲击了程朱理学的禁欲观念，要求充分发挥了人们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同时也带来了道德沦丧、私欲泛滥的问题，破坏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
“二拍”中存在着很多追求自身欲望放纵的女性形象，如《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中的杜氏，嫌弃丈夫粗蠢，便准备回娘家。在回娘家途中机缘巧合留在寺院内与其中的和尚偷情取乐。最终因为老和尚大觉争风吃醋，将杜氏杀害。这样纵欲的女性形象在“二拍”中不胜枚举，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讽刺，更是晚明世风的一面镜子。
（二）进步的妇女观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得女性一直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三纲”“五常”的礼制像一堵围墙，将女性困在家庭、夫权的社会结构之中。这导致封建女性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自主意识泯灭。到了明代后期，市民阶层的早期民主观念萌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冲击，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女性阶层，女性的自主意识也开始觉醒。
女性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其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和对封建传统婚姻的反叛。凌濛初在“二拍”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独立人格，追求自身爱情婚姻自主的女性形象。
如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诌梅香认合玉蟾蜍》中的杨素梅，在窗边邂逅了器宇不凡的凤来仪，二人互相被吸引，在侍女龙香传书递信中，迅速卷入爱情的旋涡。封建时代对于女子的禁锢，不仅仅表现在理教思想的说教，还具体表现在高墙、高窗、高槛等一系列特殊生活环境的制约上。这些就像是一座座的大山，将女性与外界社会分割开来。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到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追求，杨素梅像现代女性那样，将玉蟾蜍赠给凤来仪作为定情信物，定下日期约会，自许终身。用自己敢于突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爱情婚姻自主的行为，来表现对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满，体现了其女性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
除了那些希望用行动来赢得自己满意的爱情和婚姻的女子，“二拍”中还存在着一批女性，她们用行动来改变自身命运，用事实来证明自己，使女性走上独立、自由、平等的道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呐喊——女性也应同男性一样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蜚娥，她不仅到学堂里去读书，还经过科考做了秀才。蜚娥作為一个女子，处在“女不言外”的礼教束缚下，她却能有自身的政治追求，倡言“文武习成男子业，婚姻也只自商量”。她的这种女权意识，也深深地感染了她的父母，支持她的做法和决定，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影响非同小可。还有《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中的焦文姬。收留了家道中落的满少卿，与其结为夫妻。但是满少卿取得功名后，却背叛了与焦文姬的誓言，致使焦文姬于苦楚中抱恨而死。十年后，文姬的鬼魂前来向满少卿索命，借此控诉封建社会中的男女道德上的不公平对待。像焦文姬这样的弃妇形象在传统文学作品中不胜枚举，她们一旦被抛弃只能独自承受，或者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回心转意。但是，焦文姬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用自己的行为发出了时代的呐喊——爱情的忠贞不单单是女性单方面来维护，男女的义务是平等的。
（三）尚情的思潮
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学观把文学当作为政教服务的工具，认为文学是一种附庸。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有话不能说尽，有情不敢直言。传统的文学观以理性束缚着活泼的感性生命，规范个性情感的自由抒发，严重地阻遏了人的无限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作意识 。一切文艺也就成了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名教的工具，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种宣传手段。到了晚明社会，程朱理学受到了心学的冲击，尚情逐渐取代了以情驭理成为了新的文学思潮。著名思想家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的观点，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
这样的“尚情”思潮的引领下，凌濛初也创作了大量至情至深的女性形象。如《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中，速哥失里与拜住本已定下姻缘，却因拜住家道中落不得与其成亲，新婚时自缢而死。故事在这里却发生了反转，速哥失里被前来吊唁的拜住感动并复活，最后与拜住过上了幸福生活。这种浪漫主义的写法，将“情”的作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后世汤显祖的“至情说”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拍”中很多女性的情都是率真的、不矫饰、不虚伪，她们不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欲，因为这是人最本能、最真实的感受。如《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中的罗惜惜，她与张幼谦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情谊使得他们二人暗生情愫并且私定终身。罗惜惜甘愿与张幼谦在一起，不在乎家里人的反对，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她面对自己的情欲，不加压抑与掩饰，深陷情海不能自拔，付出任何代价都心甘情愿。晚明时期的尚情思潮是对程朱理学桎梏人性、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反抗和嘲讽，是对腐败虚伪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有力针砭。“二拍”中女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真性情和对情欲的毫不掩饰的流露，闪耀着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
四、“二拍”中女性形象塑造对于后代创作的影响
总而言之，无论是“二拍”中塑造女性形象的手段、方式还是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类别等等，对于后代的文学创作都带来了丰富的影响。
“二拍”中对女性形象塑造中融入了情理内涵，从而实现了对个性解放思想的传播，对于将个人从禁欲主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一定的社会舆论。此后明中后期乃至清朝在社会世情小说创作中，更加注重对人欲的解放的描写。晚明时期的思想家及文学创作者们更加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性解放和个人的欲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例如在这之后的《金瓶梅》《红楼梦》中的世情故事的描写，毫不避讳对于男女之间的情欲的描写，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形象饱满、个性分明的人物形象。
“二拍”也塑造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的类别：她们或大胆反抗，向往自由；或矢志不渝，渴望平等；或机智聰慧，凌厉泼辣；或侠肝义胆，一身正气。在当时那种以纲常理教为桎梏的封建大背景下，这些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个性得以张扬，无疑是时代的先觉者。整体来说更具有灵活性，使得人物的情感也更加的鲜明。随着女性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在清朝小说创作和近现代的鸳鸯派的写作中，也采用此种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如清末的四大小说中，所塑造女性形象更加独立，并且女性形象也更加丰满。在后来的故事创作中，能够将人情融合于礼法展开创作，《红楼梦》在创作中，也高度重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塑造了林黛玉这类以高傲的性格对抗封建礼教的经典的女性形象。
在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晚明时期，“二拍”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表现了不少新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但是，它在肯定了人自然的情和欲的同时，过分地强调人的自然本能，作品中也存在着一些艳情秽笔，遭到了人们的批评。另一方面，作品中过多地描写因果循环，充斥着忠孝节义等因素，使得其教化功能高于其文学功能。晚明以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开始兴起，对于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表现出关心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极力向“劝善惩恶”的方面倾斜。例如《型世言》尽管揭露了明代末年社会的黑暗，但是它的主旨却是传统封建的树立忠孝节烈楷模的“以为世型”。“二拍”之后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除了《欢喜冤家》等作品中的个别篇章还偶尔对人“情”有所肯定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主张克制“情欲”，回归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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