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对文学领域内的诸多问题都作出了合理且独到的解释,当代宜昌作家宋离人也深受影响,将精神分析理论贯穿到其小说创作中,通过书写小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来反思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基于此,本文从无意识理论、人格结构学说、厄勒克特拉情结等多方面赏析了其作品在爱欲书写之上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 精神分析批评;宋离人小说;弗洛伊德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2-0043-04
当代宜昌作家宋离人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其小说通过结合无意识理论、人格结构学说、恋父情结、梦境理论等,穷形尽相地展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性本能和性冲动。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不仅向读者大胆揭露了主人公最隐秘的性心理,更能引起大众在现代文明下对于“性”的深入思考,真可谓是人类灵魂的表现者和社会心理的透视者,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无意识驱动下的病态心理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能量之源中最主要的一种就是原欲(即“力比多”),它驱使人寻求快乐,特别是性快乐。同时,它是生命本能的核心力量,是人类的科学和艺术活动甚至宗教行为的终极原因。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以原欲为支柱和基石的,他把人看作是一个性欲存在,因此弗洛伊德主义也被称为“泛性论”。
同样地,无意识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它起支配作用、占主导地位,操控着其他的心理过程。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含三个部分,即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其中,无意识处于人心理结构的深层,是人们难以察觉和认识的部分,它的核心要素是性冲动、性本能、性欲望。
由此看来,“力比多”与无意识理论均强调人内心世界里盲目的性冲动、生物的性本能,以及对被压抑的性欲望和性快乐的疯狂追求。
笔者对宋离人的小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阅读与统计,发现宋离人前期(即2016年之前)的小说创作受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影响较大,充斥着大量变态而疯狂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描写,人物的无意识主宰了一切。在“性力”的绝对操控下,其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也呈现出一种绝望感和悲剧性。
比如小说《拼饭群》(发表于2013年)就充分展示了在“力比多”的驱使下人最隐秘的性欲望和性冲动,文中每一个人物都在无意识中寻求性快乐,从饭局上“幸会”通“性会”的一语双关、到吃羊腿肉其实是吃美女肉的性象征、到文中无数次性器官的细致描写、到马月红和周干净从头到尾玩的性暗示的游戏等等,小说赤裸裸地表现了人在性压抑下所导致的变态心理和在无意识中产生的罪恶心理,值得细品。
再如《我的朋友叫老林》(发表于2012年),更是生动刻画了两男两女错综复杂的情欲史,这篇小说体现的是两对夫妻无意识中的性本能和性冲动,他们交叉出轨,各自迷恋上了对方的丈夫/妻子,这是毫无理性、一团混乱的关系,但在四人的潜意识里,只有出轨的对方才能给自己以性快乐,因为只有与对方接触时,性欲望才变得异常灼热。
这篇文章的情节看似荒谬,但它却是弗洛伊德“泛性论”的最佳表现,因为文中处处充斥着一触即发的“力比多”。
还有小说《离婚试验》(发表于2014年),展现了一位被无意识所操控的女人辛娜,她的发疯、发狂都只是因为难以克制体内的性本能,越是压抑就越是疯狂。在“力比多”的支配下,她无法抗拒性的诱惑,在家庭与出轨的矛盾中无比煎熬,展示出因“性焦虑”而残缺不堪的灵魂和可悲可叹的人生。
在这类小说中,宋离人细腻地塑造了人物最真实私密的内心世界,强调无意识在主人公心理结构中的决定作用,为他们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他通过主人公“力比多”的宣泄,将性本能这个命题纳入广阔的社会现实,着力描写无数心理病态的人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所面对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揭露日新月异的时代下人们遭遇的精神困境和无处安放的灵魂,从而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思考。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关于“力比多”和无意识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展示了人类心理的复杂性与层次性,能引导作家和读者去关注意识背后的深层心理动机,去探索人物豐富的内心世界,从而为文学作品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表现领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正如朱立元先生的评价:“弗洛伊德视性本能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把人的无意识的生物性本能提到首位,把人格与形成人格的社会条件完全割裂开来,这实际上是把社会的人降为动物的人”。[1]
结合宋离人前期的作品,也能明显地看出其小说的美中不足是夸大了无意识的作用,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他用性欲的抑制和满足来解释文学艺术,贬低了人物的意识和理性,流于庸俗和简单。因此,要辩证合理地看待和使用无意识理论,将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文艺的本质。
二、本能欲望下的矛盾人格
弗洛伊德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修正了他的早期主张,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学说。
他认为人格由三部分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由原始而野蛮的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象征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
其中本我和超我常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则总是试图调解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三者在正常情况下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但是当它们失去平衡、发生矛盾的时候,即会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2]
在宋离人的小说中,人物内心本我和超我的对立以及自我进行的调和可以说屡见不鲜。比如其2019年新作《伊莎薇尔之夜》中的主人公“我”做了一个白日梦,梦里“我”喜欢的女人剧晓雪……
“我承认我有了反应。是的,单身后,我常常自慰。无法排遣寂寞的时候我会自我怜悯。在一些荒诞的梦境里,我也会把剧晓雪当成我的情人,一个无法公布的秘密情人。我在罪恶的边缘自责忏悔,但我无法终止幻想。”[3]
主人公“我”的这段内心独白,恰好代表了其本我、自我与超我发生矛盾冲突时的表现。
首先,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本质就是“欲望的满足”[4],人的许多欲望因不符合社会道德准则而被压抑在无意识之中,睡眠时便以伪装的形式出现在梦里,所以梦所表现和满足的是人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是无意识的性冲动。
因此可以理解为,小说中“我”的白日梦所表现的就是最真实的本我,它驱使我去寻求“性快乐”。然而,超我扮演着监督者和警戒者的角色出现了,小说中主人公在梦里并没有得逞,正当他掀开情人剧晓雪的裙子时,前妻吴琼花扭曲变形的脸打断了这一切。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文·斯·霍尔所说:“超我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和调节那些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危及社会安定的各种冲动,使人成为社会安分守法的一员。”[5]
如果说梦里“我”对剧晓雪无法克制的性欲望是最真实的本我的表现,那么吴琼花代表的就是禁欲的超我,是“我”的良知和责任感,是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和约束。此时,本我和超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小说以拟人化的手法描写了会开口说话的衣物戳破了“我”内心最纠结隐秘的心事,以“我”与旧物不可开交地争吵展现了本我与超我的剧烈冲突。
一方面,本我渴望得到剧晓雪,寻求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和快乐。另一方面,超我又无比清醒地给以当头棒喝,说现在的自己没有能力给剧晓雪一个家。
因此,当本我占据上风时,超我则惩罚着主人公,使他感到内疚、自卑甚至有罪,二者便呈现出一种胶着状态。
这时,自我代表理性挺身而出,它按照“现实原则”出发,来调和本能诉求与现实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在小说中,当本我与超我无法兼顾时,自我冷静而客观地做出了取舍,选择成全剧晓雪和老冯,并对他俩给予了真诚的祝福。
由此可见,自我是维持本我和超我平衡统一的桥梁,能促进人格的协调发展。
从上述故事可知,本我、自我与超我并不是彼此绝缘、相互分离的,它们是完整人格中必不可少的三个部分,在每个人的人格结构里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虽然这三者有时会彼此矛盾,甚至产生激烈的冲突,但要尽量以理性的自我来调节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对立,使它们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从而得到个性与人格正常健康的发展。
三、恋父情结下的畸形情感
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即恋父情结)来说明创造性作家最深层的心理冲动。
其中,以父亲为爱的对象的情结,就是厄勒克特拉情结,这是女孩性心理发展第三階段(即生殖器阶段)的特点,指女孩恋父仇母的情绪,这种心理驱使女孩对父亲异常深情,视父亲为自己的性爱对象,而把母亲当作情敌,并总是希望自己能取代母亲的位置而独占父亲。
俄狄浦斯情结则恰好与此相反,指的是男孩恋母仇父的情感。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两种情结展示了以往人们未曾察觉的心理深层结构,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宋离人的小说中不乏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的书写,其中表现最典型的是2017年发表的《乘滑轮车远去》这一中篇小说。小说通过“我”的回忆视角,叙写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我”的家人朋友的故事,毫不避讳地向读者展示了人性中最真实、最复杂、最隐秘的部分。
小说最成功的便是刻画了王爱工、王爱农兄弟二人的形象,恋父情结在弟弟王爱农身上展露得尤为明显。
由于母爱的缺失、父亲又莫名失踪,兄弟俩从小便沦落为孤儿,相依为命,幼小的王爱农对父亲日思夜想,在墙壁上画满了记忆中父亲的各种模样,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络腮胡的男人,那就是从他三岁起就再也没见过的父亲。
而哥哥王爱工从八岁起便扛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无微不至地照顾幼小的弟弟王爱农。正是在哥哥日复一日体贴入微的关爱下,弟弟逐渐模糊了自己的性别意识,也对哥哥产生了极端而变态的畸形情感。由于恋父情结为道德、良心和社会所不容,所以常常会在无意识中以种种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6]
小说中的弟弟在享受哥哥的兄弟之爱时,缺乏独立的自我精神,渴望哥哥给予的力量感和安全感,于是慢慢地对自己的男性身份产生怀疑,而对女性身份表示认同,潜意识里的自己是个脆弱无助的女孩。
同时,由于童年时期过早地失去父亲,而哥哥承担了父亲的角色,多次跟他说:“阿弟,哥哥会心疼你的,爸爸不在,阿哥会像爸爸一样爱你。”[7]他便在成长过程中把对父亲的精神依恋投射到父亲式的男性——哥哥身上,渴求被哥哥保护和关爱的感觉,于是在哥哥身上完成了对父亲的情感寄托。
因此,兄弟俩看似畸形扭曲的感情,实际上是弟弟性别角色的错位,也是其内心深处的恋父情结在作祟。
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说,“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之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8],足以证明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当然,厄勒克特拉情结同样适用。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整部小说,首先,作者刻画如此复杂的人物形象,是想通过王爱农的恋父情结来反思社会矛盾、揭露时代病症。弟弟对哥哥产生的违背常伦的极端感情,是他内心对父爱疯狂的渴望之表现。
由于父爱的缺失,加上穷困潦倒的生活和病态的时代环境,这一切共同酿成了弟弟不被社会理解和关注的恋父情结,后来这种心理也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进行正常的退抑和转移,而是愈演愈烈,并最终造成了自己意外惨死的悲剧。
这是畸形时代下的畸形情感,这一悲剧人物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悲剧,展示的是底层人民走向边缘化的人生困境。其次,小说能引起读者对于“性”的无限思考,弟弟被压抑的性冲动和潜意识里的性欲望在哥哥身上得到释放,可他自己浑然不觉。
作者通过其无意识的恋父情结将人性中最隐秘的性本能写得绝望而悲哀,笔者从中感受到了作者对兄弟二人的父母“生而不养”的严肃抨击,对社会底层弱者最浓厚的悲悯情怀,对真挚美好的亲情的强烈呼吁,对扭曲变形的时代病症的有力拷问。
因此,作者对人物恋父情结的书写不仅是主人公性心理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其背后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普世价值,值得每一位读者深深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宋离人的小说,应以一种理性的精神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虽然他前期(即2016年之前)的作品因过于关注人的无意识心理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显得有失偏颇。但其后期(即2016年之后)的文学创作对此进行了修正,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阐释则更加全面得当,作品也更增添了深度和力度。
总体来说,宋离人通过对笔下无数个“边缘人物”的书写,从精神分析理论的多个角度探究了人性的复杂和真实,表现人在性与爱之间、本我与超我之间、欲望与道德之间的纠结,刻画了一个个夹缝中的病态灵魂,展示了他们沉浮的一生。
同样地,正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开拓和坚守,使宋离人的小说在宜昌作家群中更加独树一帜,他穷形尽相地展现了人物性欲的灼热、精神的挣扎和人生的困境,并带给读者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层思考,这是其作品思想价值和人文关怀的有力证明。
参考文献:
[1][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2.
[3]宋离人.伊莎薇尔之夜[J].长城,2019, (2):25-38.
[4]西格蒙特·弗洛伊德.释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9.
[5]卡尔文·斯·霍尔等.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34.
[6][8]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92.
[7]宋离人.乘滑轮车远去[J].清明,2017, (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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