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阿来，《尘埃落定》；罂粟意象；土司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2-0030-05
罂粟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原生于地中海，它的壳能入药、止咳，它的果能镇痛、镇静、止泻，它的花明艳动人、可供观赏。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殊语境中，罂粟制成的鸦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随着外洋入侵带来鸦片贸易，其药物价值已逐渐演变成邪恶的化身，成为欲望、暴力与死亡的象征。小说《尘埃落定》借黄特派员带来罂粟种子引出历史背景，小说中的罂粟意象推动故事脉络的走向，对土司命运的危机、覆灭起到了暗示、催化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
学者对《尘埃落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作品主题、艺术特色、人物形象、书写局限等几个方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罂粟意象为分析对象，探索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罂粟意象在作为人的欲望导火索、暗示命运与催化土司制度灭亡中的作用。小说中土司宫寨的命运只是中国边疆受到罂粟这一类外来影响的一个缩影，通过这一意象可以撬动罂粟与民族、与国家、与历史的关系，揭示这一外来力量对土司制度命运的作用，从而加深对小说的理解与对历史的思考。在与新时期其他小说的罂粟意象比较中，可进一步看出阿来在书写罂粟意象时所寄予的寓意。
一、引入罂粟的历史语境
《尘埃落定》讲述安多嘉绒藏区的土司家族走向覆灭前夕的故事。土司制度有近700年的历史，小说中黄特派员引入罂粟种子，这一外来因素冲击了藏区土司的发展形态。引入罂粟背后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国近代面临列强入侵，清政府采取禁烟政策，处于内陆的西南藏区成为种植罂粟的最后据点得以不断扩张。罂粟与枪支、炮弹、军队等外来因素一同为闭塞的藏区带来了新生气息，却也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加剧着形势的严峻。
（一）嘉绒藏区与土司制度
《尘埃落定》以傻子视角讲述嘉绒藏区土司家族的覆灭。“根据藏文《塔尔寺志》称，藏地传统分为卫藏、康巴、安多等三个地区”[1]，阿来的故乡位于安多藏区，“所谓安多藏区正是‘四川西北部分，正是现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区域”[1]，是地理上的川西北平原，嘉绒藏区概念只是藏区内部的地理和历史概念。
土司制度是从元朝开始推行的制度，准确地说是从“1283年元政府改安抚司为宣抚司”[2]开始的，“是我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2]，清朝沿袭元、明两代的建制，使土司制度更加完善。“分封土官”“世袭统治”的土司制度维持了700年之久，“土司”从一种官职演变成土司制度，直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尘埃落定》竭力揭示的是社会历史转型时期人心萎缩的生存状态，土司制度的灭亡是内外部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外来的推力作用使小说的历史背景转入了新的轨道，与制度的冷酷、人性的堕落等共同构筑土司制度必然灭亡的结局。
（二）罂粟引入与时代变动
小说《尘埃落定》紧扣罂粟引入的历史语境，抓住罂粟种植作为外来的物质力量对土司制度的影响。罂粟本是一种草本植物，全株无色，叶子呈椭圆形或长卵形，果中的乳汁经过风干、熬制、加工便成为大烟的雏形，吸食的人能上瘾，危害极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多次战败的结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外来因素的强行介入，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清政府虽然一直致力禁烟，但在民间“鸦片实际上难查也难禁”[3]。鸦片作为外国入侵中國的工具与手段，是中国近现代屈辱的化身。对于处在中国内陆边疆地区，鸦片的介入也有同样的作用。
“从1935年起，国民党厉行禁烟政策，声言6年内予以禁绝，清末以来禁烟的规律是，每禁一次，鸦片种植就向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转移一次。”[4]禁烟政策在广大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收效，但地势险峻、政情复杂、自然条件适宜的四川藏区却由于经济利诱、政策逼迫等因素得以继续种植，并有不断扩张之势，“于是四川藏区成为历史上禁烟政策推行后鸦片种植的最后据点”[4]。《尘埃落定》中安多嘉绒藏区属于四川藏区的一部分，其罂粟引入与土司家族覆灭的故事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在四川藏区种植罂粟，摧残了农村社会经济，制造了“实质上短暂、虚假的畸形繁荣”，导致“藏民家庭经济的畸形发展与生活的贫困化，摧残破坏农村社会经济，造成农业生产水平严重下降”[4]，也使人口减少，百姓体质下降、精神萎靡。
小说中汉人黄特派员作为“贵客”来到麦其土司的领地，引入罂粟种子并表示：“我们不要你的银子。只要你们种下这些东西，收成我们会用银子来买。”[5]黄特派员用土司领地粮食过多、罂粟可带来财富为由，诱使麦其土司答应种植罂粟，由此，黄特派员成为安多嘉绒藏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罂粟成为双方交流的物质媒介。罂粟种子为麦其土司赢来巨额财富、至高的荣誉，却也使人们陷入了欲望的深渊，成为引发饥荒、战争、复仇的导火索。不可否认土司制度最终必然会沿着历史的轨道走向尘埃，但是罂粟作为一种外来力量几乎贯穿小说脉络，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罂粟的介入对土司领地的历史进程有巨大的震颤作用，激荡起时代的波澜。
小说中与罂粟一同进入藏区土司领地的有枪支、炮弹、军队等外在力量，这些武器与罂粟所带来的财富共同制造土司家族虚假的繁荣状况，使麦其家族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但与种植罂粟一样，如果人们不能恰当地运用现代工具，只会使事态恶性发展。小说中，哥哥、麦其土司与“我”使用枪支射杀动物、人头，运用现代军队作为战备力量，因而，这些工具拥有与罂粟同样的作用：带来快感、刺激欲望、加速灭亡。现代工具为闭塞的藏区带来了新生气息，却也具备不可阻挡的破坏性影响，从罂粟意象这一侧面角度可见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对外来力量的思考。
二、罂粟意象：个人欲望与土司命运
在《尘埃落定》中，罂粟意象对情节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罂粟种子的引入虽然为人们带来经济效益、新奇体验等，但极大刺激着人们对情爱、金钱、权力等的欲望，负面影响远超于正面影响。在小说中，阿来运用罂粟意象对土司命运起到暗示作用，又使罂粟意象作为事态的开端， 一环扣一环地加剧着土司覆灭的速度。
（一）原始欲望的爆发
《尘埃落定》借由罂粟的种子、花叶及与罂粟相关的政治、经济链条，讲述土司家族卷进欲望无边的癫狂海洋中直至土司走向灭亡的故事。“罂粟”带着邪恶、神秘的光环，对小说中人物欲望的爆发充当着导火索的作用。
小说中，罂粟的种植促使人们潜在的情欲有了爆发的动力与机缘。罂粟开花时，“硕大的红色花朵”“火红的罂粟花海”，明丽动人、灿烂似火，使看惯了麦子温和色调的人们视野大开、情欲萌动。与朴实单调的麦子不同，罂粟花海所带来的诱惑、新奇感使人们获得前所未有的体验，因而丧失理智、进入兴奋状态。小说将罂粟的自然状态与人类的情爱行为融为一体，彰显了人的野性力量与生命力，赋予罂粟作为情欲象征的迷狂、堕落的内涵。
同时，罂粟的引入也使人们纷纷爆发对金钱的欲望。小说中的金钱欲主要是指随着鸦片暴利而带来的对于金钱的疯狂追逐，由于罂粟能够带来巨大的财富，于是，“成为众土司所觊觎的对象和藏区各宫寨争夺的中心，这种关注并不是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而是源于金钱的巨大吸引力。”[6]麦其土司因得知种植罂粟能获得经济利益便爽快地答应了黄特派员，显示出他对财富的急切向往。罂粟花所带来的短暂效益使麦其土司相信“这不是花，这是白花花的银子”，因而，原本并不富裕的麦其家族也成为最富有的一家，麥其土司尽管已经腰缠万贯，府库里白银堆积如山，却仍然坚持让拉雪巴土司以十倍的价格购买粮食，以获得更多财富，罂粟所带来的财产数目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黄特派员作为罂粟种子的携带者，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财神”。后来，各土司也正是出于心中的贪念，纷纷前往麦其领地讨要罂粟种子。
麦其土司因拥有罂粟而获得财富，并且成为权力的聚集地，成为其他土司追逐的对象。麦其土司与黄特派员合作后，“麦其家把所有前来的土司邻居都变成了敌人，因为他们都没有得到神奇的罂粟种子”[5]，众土司采取政治联姻、偷盗头颅、引发战争等方式获得罂粟种子，不择手段的策略下潜伏着人们对权力的热忱。
（二）命运的暗示与覆灭的催化
土司制度的灭亡是内、外部合力因素作用的结果，土司制度自身腐败堕落、专制无情，土司制度下的人们在制度的禁锢中生存，在历史进程中走向灭亡是土司制度的必然归宿，而罂粟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是其走向覆灭的催化剂。小说用罂粟意象暗示人物的命运、土司的命运，加速土司的灭亡，使罂粟意象与土司的命运紧密相连。
1.暗示命运的危机
小说中写到第一次地动：“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大地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东西。其次，就是大地上土司国王般的权力。”但是，“当麦其土司在大片领地上初种罂粟那一年，大地确实摇晃了”，小孩传唱古老歌谣、四处漫游的蛇、被颜色罩住的宫寨，活佛对此有不祥的预感，他恳切地劝说土司：“这是乱人心性的东西啊！”[5]罂粟种植是对大地的背叛与反动，使坚固如大地的土司权力得到强烈的震颤，带有宿命意味、隐匿地暗示着土司制度的危机。小说中，土司不听从活佛的劝慰，“一挥佩刀”将和尚脑袋一样青乎乎的圆球割落，“活佛倒吸一口气，看着被刀斩断的地方流出洁白的乳浆”，土司斩断形似和尚脑袋的罂粟果子，对自然规律、具有理性态度的活佛采取了蔑视态度，暗示着土司将逐渐亲自断送家族的命运，土司制度的命运也会随着人性、制度的腐蚀慢慢走向终结。
小说中的“傻子”曾说：“从我记事时起，事情的发展就开始越出通常的轨道了。在麦其土司辖地中心，围绕着宫寨的土地上，全部播种下了罂粟种子。”[5]在傻子眼中，种下罂粟与事情的超常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体现出罂粟对土司命运的重要影响。小说中土司太太从黄特派员手中接过“一套精雕细刻的鸦片烟具”，到最后“吞下几个泡子侧身在花团锦簇的矮榻躺下”，土司太太终日沉迷在鸦片所制造的虚幻当中，小说借由个人在鸦片中游走以致终结生命的悲剧结局，暗示了土司制度的悲剧命运。
2.加速土司的覆灭
土司制度的权力等级是森严的，“骨头把人分出高下”依次是：“土司，土司下面是头人，头人管百姓，然后才是科巴。”[5]土司内部是一张密集的权力网络，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麦其土司残暴专制，暗杀查查头人、犯人，站在权力的最高处把控时局；麦其太太理所当然地享用制度的优越性，告诫儿子：“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旦真贡布更是勇武蛮横，迷恋武器与女色……如果说内部因素使其必然灭亡，那么，外在的力量则加快内部溃败的速度。
小说中的罂粟对土司家族、土司制度的覆灭起到了加速作用。“欲望充斥生命，使生命在亢奋后衰竭；罂粟突入历史，使历史在狂欢后倾颓。”[7]小说中随着罂粟的引入，推动着故事情节，引发了多重事件连环的发生，使土司制度在多种因素的合力影响下走向覆灭。
罂粟种植使麦其土司家族自身走向混乱的境地。罂粟带来迷幻般的情欲，使麦其土司年迈的身体又重获青春与活力，不惜杀了查查头人而带着头人的妻子央宗到罂粟地里狂欢，“我”因此误杀多吉次仁，麦其家族与多吉次仁之子结下仇恨，多吉次仁的儿子最后杀掉麦其家的继承人，麦其家族已经奄奄一息。
罂粟种植也使得各土司之间的矛盾走向深渊，刺激着各土司之间欲望的萌动：汪波土司用自己属地的人头偷盗罂粟种子，各土司以麦其家族为攻击的对象引发罂粟花战争；罂粟的大面积种植改变了土司宫寨的重要经济基础——粮食种植，使传统的经济方式改变。种植麦子的方式，维持了土司制度甚至人类长久的历史发展。各土司效仿麦其土司种植罂粟带来了巨额利润，却使罂粟供过于求，价格大跌，辖地后来闹起了大饥荒。罂粟种植不但没有为众土司带来权财的美梦，反而使自己的领地陷入了危机，这一行为与吸食鸦片有同等作用：追求虚幻美妙，往往以凄惨结局告终。茸贡土司不惜用女儿塔娜换取粮食，拉雪巴土司也不得不前来拜访。罂粟意象牵引着小说故事的线索，使情节一环扣一环，刺激着土司家族走向混乱境地，进而层层溃败。
土司领地中的人们沉浸在罂粟编织的欲望海洋与虚假繁荣的美梦中，既不能认识到虚空的本质，又不能清醒自知外部世界的变动。在“梅毒”酿造的混乱的边境市场下，土司们沉浸在表面的快乐中，内部已经不堪一击。红色汉人进入藏区，土司们仍然沉浸在土司制度制造的梦幻中：“最有意思的是汪波土司，他说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会把他怎么样，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跟麦其家的人站在一起。”[5]在“我”被解放军捉住后路过民众的帐篷，“每个人都呆呆地看着我，等我走过，身后便响起了一片哭声”。[5]在土司命运走向终点之际，无论是土司还是人民都看不清局势，依旧沉浸在土司制度的旧有体制中，面对历史变革茫然无知，在“罂粟”与“梅毒”、革命、暴力的共同作用下，溃败的人心、腐朽的制度在历史的巨轮下以更快的速度化作尘埃。
三、新时期其他小说中的罂粟意象
《尘埃落定》于1998年首次出版，属于新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小说发挥了罂粟意象对情节的推动作用。在新时期小说中，罂粟意象也被其他作家频繁使用，这些罂粟意象的使用具有共性。苏童的《罂粟之家》中的家族标志是红色的罂粟，具备美丽亢奋的特点，又与血腥、颓废相联系，刘老侠因种植罂粟暴富，其家族又在罂粟弥漫的状态下走向衰亡，表现罂粟具备腐朽颓败、充满诱惑的力量；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靠着吴仙草带来的罂粟种子实现了家族复兴，朱先生耕种烟苗，使罂粟意象强行退出小说文本，小说赋予了人物罂粟般的精神人格：迷惘、颓败、充满欲望。也有借罂粟意象指涉都市文化的作品，张欣的《遍地罂粟》赋予罂粟抽象意义，将都市比作罂粟，表面美丽、充满诱惑，实际上却复杂多端、毁灭人心；文夕的《罂粟花》也使得罂粟的意义泛化，原生态地展现世纪末颓败的都市景观；海男的《鼓手与罂粟》《歌手的衰亡》都写到罂粟给人创作带来的迷狂，而人物又最终走向生命终点，具有创作与毁灭的双重悲剧效果。
新时期小说中的罂粟意象往往与欲望、暴力、颓败、衰亡等联系起来，甚至也有小说不提起罂粟本身，直接使用罂粟意象的象征意义。罂粟意象在新时期被频繁运用，是在时代与文化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新时期罂粟意象的繁盛，带来的不仅是对罂粟禁忌的解冻，还有我们在分析罂粟的文化意义时所带来的原欲、颓废、死亡等禁忌的突破，反映了二十年间文学从突破禁忌开始，至多元喧哗而终的总体趋势。”
“罂粟意象的崛起又与陌生化的效应相关”[7]，“花”本是传统的具有正面美感的植物，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被赋予了美丽、端庄、纯洁的寓意，但模式一旦僵化，再也唤不起人们对它的新奇感。同时，罂粟这种植物本就具有使人沉溺、堕落的天然效果。因此，罂粟意象成为与美感相反的“恶”之花，在反面寓意的使用中，从而达到反讽效果。“如果说美与善的统一是‘常态美，那么美与恶的统一则是‘变态美，罂粟意象的兴起，也正反映了‘变态美的美学观念的崛起。”[7]
阿来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创作《塵埃落定》，将罂粟与土司命运联系起来，真切地展示出历史背景，与新时期其他小说家一样，既把握“罂粟”在历史书写中的关键作用，又在故事情节中赋予“罂粟”象征意义，赋予小说别样的美感。小说《尘埃落定》在引发欲望、暗示命运、加速毁灭的故事情节中，赋予罂粟意象颓败、邪恶的象征意义。同时，在小说中也赋予了罂粟血腥、暴力的内涵，在罂粟地里“我”开枪打死了多吉次仁，“我”一枪打下去，“多吉次仁就对我们扬了扬他没有了生命的右手”“死了的男人张着嘴，好像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十分茫然。哥哥把一枚青果扔进了死人的口中，这样，那大张着的嘴就好看一点了。”[5]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红色血腥，但在不动声色的平静叙事实际上隐藏着罂粟的血腥、暴力、死亡的意义。
罂粟地里头人、央宗燃烧着的情欲火苗，更有枪支支配下的死亡与毁灭，使得罂粟意象的内涵更加鲜活与饱满，这或许是阿来的有意为之。
在土司灭亡的过程中，罂粟意象又赋予故事整体的意义：它“好比是藏区人们的麻醉剂与致幻剂，抑制痛感的同时也制造着虚幻美感、粉饰罪恶，使人无法察觉变化，沿着惯性前行直至死亡”[6]。土司灭亡过程像罂粟植物的生长周期，经历鲜红的花季、青色的成熟期，果子由青色变为白色乳浆后，与之相伴的便是生命的结束。
四、结语
土司制度从元代开始直至近代，共存在了700多年时间，小说《尘埃落定》的故事背景在嘉绒藏区，由于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引入罂粟种子，使其社会状况截然不同。土司的灭亡有其内部的必然因素，但是作为外部力量之一的“罂粟”却也对土司的灭亡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内外部的合力下，土司制度最终灭亡。
小说《尘埃落定》主要以“傻子”视角见证土司制度的灭亡，叙述“罂粟”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对嘉绒藏区带来的巨变。本文从罂粟引入的特殊历史语境入手，介绍历史状况、地理位置等对罂粟种植的影响。同时，罂粟意象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小说中被赋予多种意蕴，它既是人们原始欲望的导火索，又暗示着土司的命运、加速土司的灭亡。《尘埃落定》中的罂粟意象，与新时期其他小说中的罂粟意象共同构成罂粟的丰富寓意，进一步透析出《尘埃落定》中罂粟意象的多重内涵。
“罂粟”作为一种神秘的外来力量，直接影响着嘉绒藏区的命运、西南藏区的命运，通过这一意象也可观测中国在近代史的遭遇。
阿来的《尘埃落定》自发表以来距今已有二十多年，这期间得到了学界的多角度阐释，但是其中的罂粟意象作为一种外在的推力，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小说中的罂粟意象有许多阐释的空间，本文对罂粟意象做了文本内部、外部的分析，但是还有待深入之处，希冀能够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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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雅婕，女，西南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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