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时代；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1-0091-06
我国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7年十七大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事业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及推动文化创新，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给予重视，提出“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扩大文化消费，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八个任务。2012年十八大报告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列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部分，并提出了在2020年将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在此后的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很多规范、调整和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法规。这些政策与法规对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与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9）总结我国近两年的文化产业发展概况。历时三个五年规划，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呈现了飞跃性增长，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来看，我国文化呈现出以新思想新政策为导向、以协同创新为新动能、以稳步快速发展为新常态的发展态势。在国际上，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我国综合实力同步发展和提高，文化和出版事业与产业都走出了属于新时期中国的特色道路，“一带一路”倡议与文化发展“走出去”战略，都成为促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发展路径。在国内，我国文化政策助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概况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等数据库检索“文化产业”主题词，其检索出的文献条目已经超过68000条，时间跨度从1987年至今已历时32年。研究的关键词排名靠前者分别为：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体制改革、企业管理、产业化、权利主体、文化产业园区、文化软实力、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资源、旅游业、财政管理、竞争力、文化机构、文化产业园、产业融合、特色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人才、文化产品和动漫产业。我国文化产业研究主要有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心、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等各大高校研究机构。从发表研究文章的数量趋势来看，2012年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章超过8000篇，2012年之前为数量极速上升期，2012年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这个研究趋势与百度指数所呈现的我国媒体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趋势相符合。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国标准书目网、中国可供书目网等数据显示，我国2017-2019年共计出版题名为文化产业的图书约770种，其中全国性、地方性、细分性文化产业领域报告著作约130种，数量约占文化产业图书综述的17%。2017-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类学术著作出版总数超过690部，两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比例约为1.3：1。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类学术著作出版总数为70余部，2019年我国出版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等重大选题上。此外，2019年我国加强对学术出版质量的把关等因素导致文化产业类学术著作出版数量较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文化产业学术出版物的质量。2017—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总计超过2900篇。2017—2019年发表论文的数量比例为1.6：1.4：1，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文化产业类学术著作的出版数量比例趋势相符合。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类学术期刊更加提高了对学术质量的要求，尤其是核心期刊，对文化产业前沿选题和研究的前瞻性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质量要求和期待。
2017-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中，平均每年约有200项涉及文化产业研究，研究领域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社会学、史学、民族学和法学等众多学科门类相互交融。研究内容涉及国家意志引领文化建设研究、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研究、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振兴研究、公共文化空间研究、数字出版产业研究、休闲文化及旅游文化产业研究、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文化产业相关法律政策研究、文化企业及新兴群体研究等。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主要呈现了如下几个特征：学术研究活动进入新常态阶段，学术质量整体稳步提高，低水平学术研究有所减少；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百年、“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走出去”下的文化产业研究选题成为研究热点；新媒体、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与文化研究融合趋势加强，为文化产业研究注入了新的技术活力；新兴文化产业研究与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齐头并进，且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研究内容与市场前景和受众需求紧密契合，青年文化、亚文化、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新媒体文化产业研究等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生力量；大学文化产业园区相关研究成为继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研究的又一研究领域，且逐渐走向市场，并与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新媒体产业相关研究紧密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市场投资领域相关研究、文化产业细分领域发展与研究报告、儿童主题出版文化研究等研究领域依然火热；我国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研究，尤其是动漫研究、网络IP资源研究、游戏研究等，呈现出研究关注度不够与研究质量不够的问题，此外，文化产业学术研究反哺文化产业发展与创新（尤其是具体产业链重构与增值、具体产品生产与创新）方面还需大力深耕；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下的重要研究议题，而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融合仍是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文化产业研究呈现回归理性与探讨根本路径阶段；文化产业研究除了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外，同时也更加注重文化产业研究的现实性与日常性，但在具体研究中，也存在学科归属不明，研究范式不成熟、前瞻性不足等問题。
二、新思想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关注点较为集中，主要表现为文化产业研究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将文化产业研究置于在国家意志层面。新时代与新常态背景下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呈现出新思想的引领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是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新思想为统领。
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已成为国家意志。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201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该《纲要》明确了文化发展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同时也指明了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与政策。《纲要》在大文化发展思路之下，我国“确立了理论建设、文艺创作、媒体建设、公共文化、文化产业、传统文化、文化开放、文化体制改革八个方面的目标任务。在《纲要》13章的布局结构上，总体上凸显出科技进步与社会转型交错的时代特征，行业自主发展与跨界融合发展并进的路径特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翼齐飞的平衡特性，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互相衔接的全链条管理模式，‘请进来与‘走出去以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统筹协调的运行规律。”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路径。文化自信成为构建中华文化自身主体性的前提，文化创新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不竭动力。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创新方面的研究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的根本议题，也成为了国家意志。
傅才武认为，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和讨论体现了“将全社会关于文化产业重要性的共识和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新思想，认为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律体系、坚定文化自信、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要求”。
范周解读文化和旅游部制定的“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认为“文化产业发展如何与重大战略深入实施相结合，是《规划》编制的又一出发点”，这是继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又一次将文化产业升级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范周在2015年发表的《“十三五”时期，如何用国家思维引领文化建设》一文从六个方面论及站在国家文化强国的宏观视角运用国家思维引导文化改革，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理路。
胡百精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式论证“文化范畴应成为当前中国国家形象的优先范畴，‘文化中国应成为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导向。”金元浦等学者也强调建设一个能够“真正体现创造性的文化中国”。胡惠林等学者则从国家文化安全视角来研讨文化及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价值观系统，在影响和塑造人类社会与国家行为方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意识形态矛盾与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与冲突的重要起源，影响和决定了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实现方式与实现可能。”意识形态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胡惠林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与核心表达。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富于新时代特色的中国文化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胡惠林在《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1998年至2017年这20年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抉择的一系列问题。胡惠林在《改革开放与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一文中总结：当前中国文化市场建设和意识形态面临着国内外各种挑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便成为中国在文化领域里的重大的战略性创新；而如果不对中国的文化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战略性创新就无法适应和满足这一战略应对需求的时候，文化政策创新就与中国文化制度创新同时被提到了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面前。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正是在这个重大而严峻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求下开始了它的理论和学术历程，并由此而展开它的内容的丰富性，发展成为一门全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领域中，还很少有哪一个学科如文化产业研究这般横空出世而为世人所瞩目。”正是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与新思想统领下，我国文化产业研究才被赋予了更加艰巨的使命。而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也必须要以新时代新思想为统领，在新思想之下，不断丰富与创新文化产业研究的观察视角和研究路径。
三、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的整体概况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呈现数量逐渐下降、质量稳步提高、内容不断深化、领域不断融合的发展态势。也有很多研究者透过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的现状，探讨新时代文化产业及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的主要趋势。很多文化产业发展新路径正在逐步从构想走向探索，或者从理论走向实践。我们论述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现状，也试图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找寻新路径。
（一）调整文化产业研究者旧有研究姿态与研究路径
1.作为文化产业研究者要多深入文化企业，在最前线了解当下文化产品的生产、运营、管理和销售等实际情况，而非仅仅在文献资料、企业报告、政府报告、财务年报等数据上下功夫。
2.文化产业研究者需多同新科技打交道，与文化产业中的工程师、程序员、UI设计师等人员交流、学习。
3.文化产业研究者要多进行新生代消费群体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调查与访谈。
4.文化产业研究者要多了解新媒体平台与新媒体产业，多多体验文化产品的新型态。
5.文化产业研究者要多关注、借鉴西方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研究方法。
（二）筹建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跨界研究团队
陈少峰等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和导向，认为要以未来的眼光审视当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即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路径要以未来为导向。其中一点，便是跨界。跨界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现象。文化产业发展必然是一套跨界融合后的组合拳。然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现状之一是研究者一般为文化领域或文化产业领域的专家，而缺少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营销学、广告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加入文化产业研究。这种加入，并非是简单的学术探讨上的呼应，而应由政府或研究机构协调组成一个“文化产业发展跨界研究团队”。这样的跨界研究团队或许会为新时代文化产業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与思考。
（三）深度研究娱乐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娱乐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自觉的活动。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已经向我们深刻地论述了娱乐的力量、诱惑和威胁。娱乐性文化产品消费已经占据了文化产品消费的很大比例。其中，网络游戏、网络动漫、在线音乐等娱乐文化产业的总收入规模已经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比约为20%。
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在《游戏改变世界》一书中从未来学的角度探讨游戏的力量与价值。她认为，游戏可以弥补人类现实世界的不足和缺陷，重塑人类对未来的积极心态。游戏也正在用其特有的方式改变年轻一代人对现实世界、生活和人生价值的认知。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游戏文化产业必然要纳入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之中。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给予游戏研究的空间过少。此前北京大学首开游戏研究课程，但该课程距离游戏走向全国文化产业路径研究之路还很漫长。
（四）探索县域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命题。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媒体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谢新洲等研究者总结了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义和价值。谢新洲等研究者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具有巩固基层思想政治基础、解决县级媒体生存发展、打通中央和地方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切入口的四方面价值。从文化产业发展视角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是文化产业消费侧和供给侧下沉的重要实践。探索和思考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则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的紧迫与重要命题。
（五）创意写作和创意写作产业开发
“中国创意写作发展面临的现实与美国创意写作发展的现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共同面对这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是一个网络时代，是数字技术更新换代迅速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产业结构中的布局得到重视。”“创意写作在爱荷华已经从爱荷华大学突围，融入整个城市，这是创意写作产业突围的一个典型。而中国的创意写作产业突围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始、怎样实践，则是所有创意写作者、教学者、研究者和参与者需要思考与实践的命题。”
在我国，研究创意写作的学者基本都任职高校写作学或创意写作学专业，多强调传统文学写作、文艺理论、网络文学等方面的写作，而少有将创意写作融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之路在我国还很漫长。我们也已注意到，葛红兵、谭旭东、林超然等研究者正在思考将创意写作与地域文化产业发展结合的新路径。但是，这个“路径”之路还有待创意写作研究者和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者深入研究。
（六）以科技为主要动力支撑
2018年，内容付费、知识服务、粉丝经济、数据跨境贸易、超级用户等都成为数字经济的注脚。随着IPv6、5G的发展和使用，基于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新兴文化产业形态正在形成。“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中以“数字”为核心的业态融合研究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文化传媒产业的门户网站、网络视频、网络游戏、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自媒体、移动出版等行业迅猛发展。文化产业研究者们聚焦于数字经济效应、数字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助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高质量的数字创意文化被研究者们重视。
文化和科技融合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引领着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学者以深圳、贵阳等地的“文化+科技”双轮驱动助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际成功案例研讨文化科技融合的深度路径和更大可能性。将“文化科技融合”总结为“以文化为元素，以创意为驱动，以科技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兴发展业态。
虽然我国文化产业研究者深刻地注意到了科技助力文化產业发展的新态势，并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但是从文化产业视角进行的深度科技开发与应用研究却并不多见。文化产业研究者少有兼为科技研究者，而科技研究者多着力于技术领域内的深耕，所以研究者们对科技助力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多有隔靴搔痒之感，报告多于预测，预测多于评价，评价多于剖析，剖析止于研发。这也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一个瓶颈。
（七）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研究者们对于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研究比较具体，主要研究方向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出口研究；二是文化产业“走出去”之后的融入问题研究；三是传统影视广播类文化产品“走出去”研究；四是网络动漫、游戏、设计、广告产业的“走出去”研究；五是旅游产业“走出去”研究。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共计发表文化“走出去”为主题的研究文章6000多篇，发表以文化产业“走出去”为主题的研究文章900余篇，其中发表关于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研究文章被核心期刊索引88篇。概括而言，我国关于文化及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宏观和基础理论研究比较成体系，而微观的对策与路径研究则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自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之后，我国共计出版题名包含“一带一路”的图书著作逾1800种。其中，2017-2019年间共计出版约1100种，三年出版研究著作的比例为3.5：3.3：1。新时代以来，我国研究者发表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研究文章超过101700篇，其中，发表关于“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文章总计逾1110篇，当中核心期刊索引文献151篇。我国研究者对“一带一路”文化及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我国研究者对“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研究和实践基础上进行的。不论“一带一路”的政策发布与解读，还是“一带一路”的实践成果与数据，都能够在中国一带一路网上寻到研究的基础线索。“一带一路”文化研究及文化产业研究是与“一带一路”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研究同样重要的研究议题。随着政策的推进和合作的深入，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研究者们就“一带一路”的文化背景、文化意义、文化版图、文化交流、文化资源、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治理、文化贸易、文化网络和文化安全等主题都进行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同时，学界和业界也以专题、专刊或国际会议的形式进行“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与磋商。这无疑会给当代中国多个领域的建设带来深远影响。
基于以上文化“走出去”研究和“一带一路”文化研究背景，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应着眼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尤其在疫情和后疫情时期，以中国防疫抗疫主题出版为传播路径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关联的文化传播，会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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