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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艺文志》“杂家”身份的文体涵义研究

时间:2023/11/9 作者: 今古传奇·故事版 热度: 15191
朱若秋

  摘 要: 班固辑《汉书 ·艺文志》承袭《七略》“诸子略”的分类方法,专设“杂家”一类,并安排杂家同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小说家十类学派入流。《汉志》的成书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关乎其各方面的著作颇丰,但从微观看来,有关“杂家”身份之文体涵义的研究动态,呈现出明显的短板。恰逢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对解释和考察《汉志》的著录体例,予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效。爬梳张舜徽先生的研究成果,便可观之,《汉书· 艺文志》中“杂家”身份所对应的文体内涵,具有集成性、综融性、鉴议性的三重特质。

  关键词:《 汉书 ·艺文志》;杂家;班固;文体特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1-0028-04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有关目录之学的书目,是我国目录学文献集成的大宗。该书是《汉书》的子篇目,属“十志”之一,为班固对刘歆所著《七略》进行充分借鉴并加以删改编辑的经典之作。《汉书·艺文志》总序中谈及此书创作缘由,回顾史实,言及汉成帝时期,朝廷“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于是诏请刘向编定国家藏书总目,安排整理校书一事,以此来记录先秦至西汉二百三十年的封建王朝文化发展历程。

  班固在《汉志》序中指明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班固对《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颜师古对班固所进行的工作就此补充:“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此所言之“指要”,即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行文结构主要是承袭自刘氏父子的工作成果,就编定的基本版式而言,班氏依据刘氏的原有基础对其编纂加工。

  此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汉书·艺文志》明显依从刘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方式:《汉志》将书目划分为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总共著录三十八类、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其中,“六略”里的“诸子略”主要记录从先秦到西汉初年诸子的哲学论作,其下细分,列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共十家。这是中国古代目录书中首次出现“杂家”,这一门类,被《汉志》属位于“诸子略”,且名列第八。

  《汉志》的编定,开启并奠基了“杂家”成为“诸子百家”其中一家的重要地位,同时此书也能给予人们对研究“杂家”身份所对应的文体内涵以更多明确的界定方式。

  “杂家”一词,最先出现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但此处的“杂家”暂且并不能定义为一个学派名称,只能特指小部分人群。而到了《汉志》中,班固给予“杂家”一个特定的框架,将其与其他的诸子百家并列。

  自此,各代目录图书著作都对杂家类别予以重视,在唐朝魏征《隋书·经籍志》、宋朝宋祁、歐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和后晋赵莹主持编修的《旧唐书·经籍志》都有“杂家”的身影。

  杂家从始至终都是目录学著作中的重要一环,甚至流转到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四库全书》中,也沿袭《汉书·艺文志》的做法,专列“杂家”类,对诸子百家的传统表示默认。

  《汉志》赋予“杂家”初生,给予其内涵。“诸子略”中“杂家”类总计著录二十家: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荆轲论》五篇,《吴子》一篇,《公孙尼》一篇,《博士臣贤对》一篇,《臣说》三篇,《解子簿书》三十五篇,《推杂书》八十七篇,《杂家言》一篇。

  在这些著作中,多数从汉代就已散佚,能流传至今的只有先秦《尸子》(原书已佚,有重被后人辑本)、秦代《吕氏春秋》和西汉《淮南内》三家,这就导致研究“杂家”并对其界说,始终怀抱芥蒂、恐不能尽善尽美。

  但可以肯定,杂家既然能单列一家,就说明所有的杂家著作,有贯彻明确又与其他家相异的宗旨。值得庆幸的是,班固在“杂家”末尾的小序中有明确的论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观此句所言,或许能对探求“杂家”身份,及其对应的文体内涵界定,给出更为明晰的答案。

一、撮众家言论,一以贯之



  就“杂”的本义来看,《说文解字》中释义为:“杂,五采相合也。”《玉篇》释:“糅也。”《易·坤卦》:“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色。”其实,“杂”的本义并非带有贬义色彩偏向,与后来繁衍的驳杂、不纯不同,“杂”是一个中性词,指不同颜色的规组和集合。扬雄在《方言》中将“杂”释为“集”,韦昭注《国语》把释“杂”为“合”,《广雅》:“杂,聚也”,《吕氏春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高诱释“杂”为“会”。这些足以说明,在《汉志》成书时,主流思想中的“杂”就是“聚集”“汇合”之义。那么,在《汉志》中杂家文体的正式形成,就是由于在特定标准之下的不同学说的有条理聚集。

  根据张舜徽先生考证,《汉志》中列杂家首篇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实为托名孔甲,“盖汉以前人所搜录”。《伯象先生》一篇沈钦韩注引:“《御览》八百十一引《新序》云:‘公孙敖问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术,博观四方之日久矣。”这就说明此篇实属伯象先生搜罗四方之术,杂取天下要闻所著成。《荆轲论》五篇,班氏自注云:“司马相如等论之。”张舜徽解释说:“五篇盖五人所作,故云相如等也。非止一人之论,而裒为一书,梁启超谓‘此乃总集嚆矢。《汉志》无集部,故以附杂家”。杂家在数量和动机方面有着共同的特质,他们被杂取集成,与之后《隋志》中的集部有相对应之处。

  在《汉志》杂家有史料可被考证的著作中,以《吕氏春秋》与《淮南内篇》最具有代表性。观察这两部书的作者,可以发现《汉志》中,班固辑《吕氏春秋》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张舜徽加按:“此乃我国成于秦世、众手撰述之一部大书。”在《史记·吕不韦傅》中,司马迁称吕不韦撰书时“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可观察《十二诸侯年表》,其中亦有吕不韦集书的片段:“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与《吕氏春秋》明朗的成书原因所不同,有关《淮南子》内外篇的论辨众说纷纭。

  《淮南子》是集体劳动成果这一看法,在《汉书》亦或者《史记》等众多史料文献中,没有直接记录和指明。但是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序》中有明确地指出,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后世学者亦大多认可此看法。可以见得,刘安广招宾客、论道著书,对《淮南子》的成书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淮南子·泛论篇》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依张舜徽按:“大抵百家之说,各有短长;舍短取长,皆足资治。是以古之善为国者,率能博观约取,相互为用”。“百川”“百家”之精要,只有“博观约取”,才得以“相互为用”,杂家可以搜罗百家优势,杂取所长,并在总揽全局中精取部分,为自己所用。

  由此可知,杂家书目之所以能入选其中,有一定的条件是因为这些著作非一人独成,而是由众人合作著成。反之,足以窥见《汉志》中,杂家类书目或多或少都有众人笔端的支撑,集成采集数量之“众”与形成过程之“杂”的优势。

二、兼多方辞调,不限一隅



  在《汉志》诸子略杂家小序中班固指出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杂家类兼得诸子百家的优秀思想,吸收各方长处,有杂兼儒、墨,杂合名、法的收集动机。

  杂家中录《子晚子》三十五篇,张按:“子晚子好议兵,特其术之一耳。《汉志》著录之三十五篇,盖所包甚广,故列之杂家也”。子晚除善于用兵之术外,还有格外值得留存的政论或者其他方面的涉略,所以杂家整合子晚众多门类和思想,收其三十五篇论作。杂家另收《公孙尼》一篇,然儒家已收录公孙尼二十八篇,故此杂家一篇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杂学思想,为公孙尼所著杂论。此外《博士臣贤对》一篇,作者为汉武帝时期韦贤,“实为儒学重臣。既博通经义,则言治必与法家异趣。此一篇盖其为博士时对朝廷之问也”。在此问中,博士臣贤以一己之思采纳各方学术,必定有杂糅儒学与法学思想。

  杂家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对杂家兼多方辞调的特征有云:“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的杂家著作,从各家诸子中剔除冗杂和值得诟病的观点,精确摄取最能被吸收融合的精华理论,用以给自身养分,他们“大出诸子之右”,兼收其他各家之长处和优点,从而使得杂家展现出能达到与其他诸子百家并列的身份特质,甚至具有超越众多小家的能力。

  “有此一书,而著述之体,为之一变……保藏先秦学说思想,至为丰赡。举凡道德、阴阳、儒、法、名、墨、兵、农诸家遗论,悉可考见其大要”。《吕氏春秋》对其他各家理论进行了挑选筛除,有关道德、阴阳、儒、法、名、墨、兵、农等家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吸收接纳。它的无为思想吸取了各派的有关主张就可以用一个“杂”字来概括。它所崇尚的是其余诸子的精要绝学:“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正如王启才在《吕氏春秋研究》中指出《吕氏春秋》:“它继承了儒家的‘德政‘重民思想,却摒弃了其繁琐的礼节,不切实际的说教;它吸收了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却反对一味强调‘严刑峻法;它选取墨家‘节葬、‘用贤‘尚俭之说,却摒弃‘明鬼‘非攻‘非乐的主张;它选取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却抛弃其以自然排斥社会的主张。”

  至于《淮南子》,刘知几在《史通自叙》言:“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绝无。”对于《淮南子》来说,只有“无遗力”地“兼于数家”,广泛杂取数家绝学,才能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评价间站稳脚跟。这同时也能窥察出,在采集各家精华之上,杂家的“兼儒、墨,合名、法”已成绝学。此外,在政治方面,《淮南子》主要吸取了道家“无为而治”观,而对于儒家学说的礼义制度和仁义,它在《淮南子·淑真训》中认为:“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义制度……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对于法家的汲取,《淮南子》提倡以法治国,肯定法家“因时变法”的思想。并且《淮南子》还将法治与儒家的仁义礼制相结合,《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及:“目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淮南子》对于阴阳五行、兵家以及墨家等家的思想也都有所接纳和摄取。毫不偏颇地说,《淮南子》的成书“应视作汉代的一次学术总结”。

  在《诸子略》中,有著录其书于某家,而其术兼擅他家之长者,其例甚多。故一人既有此家之著述,亦可有他家之著述,似未能以一方一隅限之。此等的“学术总结”,是《淮南子》为代表的对诸子百家之学的集成。其中兼涉的,不仅仅是数量庞大的个体,还有各家学派的异彩纷呈的思想体系,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在思想体系上,表现为多方辞调相汇合,在创作上具有综融性的基本特质。

三、议政事得失,鉴讽沟通



  班固在杂家小序中明确指明:“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就学派出身来说,杂家来源于议官。而在《周礼》中不能找到“议官”一职。对此,江瑔提出想法:“杂家出于议官。古之议官亦史之流。史官之职在于历记成败存亡褥福古今之道,议官即本其意,陈王道之大规,议时政之得失,以人君之勤戒。”议官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谏议疏弊来匡救时政,他们虽然被设官职,但代表的是远离朝政的百姓。

  在《汉志》杂家著录的书策中,绝大多数都直接对当朝政治有明显的谏议指示功能。结合杂家著录篇目,孔甲《盘盂》班固注:“孔甲,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李注引《七略》曰:“書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史官记录黄帝之时的史实,被放置在杂家首篇,以达到观察议论、警醒时政的目的。与《盘盂》创作动机相似的还有数篇:《大禹》,杂家收录三十七篇,记治水之功,以从侧面提升上层阶级的德性。《伍子胥》八篇,班固注:“为吴将忠直,遇谗而死。”无论此目是伍子胥本人撰写,还是在既死之后时人录其行事言论而成,可以肯定的是内容都是伍子胥痛论吴政的辞论。《子晚子》三十五篇、《尉缭》二十九篇均为议论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书策,《尸子》二十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于内篇论道,外篇杂说,都是畅论时政得失之语。

  吕本中在《先秦寓言史》中试图把《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看作为一个整体,并加以审视:“《吕氏春秋》寓言重点阐明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治国,二是处世,三是养生。而且这三个方面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这个中心就是政治。也就是说,在一部《吕氏春秋》中,所有寓言故事,无论作者属于何家何派,但在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都是从政治角度来阐明道理,或者点明寓意的;文章的思想理论指向,不仅是哲学的,道德的,而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吕氏春秋》的政治性一览无余。此外,《东方朔》二十篇,是东方朔以滑稽语调借古以讽今之作。《伯象先生》为隐者痛论当朝世治事之态而作。《荆轲论》五篇通过引录荆轲刺秦一事赞扬忠义,警诫为政者。《博士臣贤对》是博士臣贤为批驳韩非子与商鞅变法法令所写的专著。《杂家言》署名王伯,颜师古云:“言伯王之道。伯读曰霸。”张舜徽进一步解释道:“此乃诵习杂家书者撮抄要言之作。所抄止于霸王之道,故为书仅一卷。”

  联系所录众书,均从正面侧面言及王霸之道,以王治为中心进行论述。此外,颜师古在小序后注云:“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所以基于此,可以得出杂家的身份主要演化于议官,而不同于直接身处于朝廷的当朝臣子,议官介于皇帝和百姓的中间,身居草野但享有参议国家政治的权利,这就说明杂家对国家政治有谏议性,能起到议于上而源于下的鉴讽沟通职能。

  综上,盖可以判定杂家学派对于治国之体的演进推动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说明,杂家文体是具有议政事得失、起到讽谏沟通上下层阶级功效的独特性质。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我国图书编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继承和开创的编排方式和原则,使其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图书集成馆。而在班固首列杂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杂家概念,并非具有后代所讹变的杂凑含义,“杂家”身份所对应的文体内涵同时具有集成性、综融性、鉴议性三重特质。杂家也正是因为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才能单成一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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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7]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江瑔.读子卮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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