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

　　1918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轮流编辑之一，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便婉拒钱的约稿：“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署名鲁迅，并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为人之刚猛，雷厉风行，由此可见一斑。

　　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他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竟愤言道：“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对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与好友刘半农商议，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文章，罗织新文化运动的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其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得体无完肤。这场论战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但猛士钱玄同却是一个病夫。从早年留日时的失眠、多汗、发寒热之症，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年届40的錢玄同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并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的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他的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最早的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千疮百孔”，“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他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他最大的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方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悼文，称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斗争精神，几乎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