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年间,苏州有个青年作家叫孙潼。孙作家年纪轻、精力旺,很容易做出些冲动的事情。这天,江苏巡抚周忱正在办公室喝茶,冷不丁见眼前站了一个人,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看,正是孙作家,他腋下还夹着一个黄包包。
周忱客气地问:“你有啥事?”孙作家倒也直接:“请你提拔!”说完,一层层打开黄包包,露出一本薄薄的册子。周忱还在发愣的时候,孙作家说开了:“巡抚大人,这是我花几年心血写成的一本治国之策,希望大人帮我呈送朝廷,如果皇上给我机会,我定会实现富国兴邦的宏愿。”
周忱差点没晕倒,但他也理解读书人的难处,遂热情答应,将孙作家的“治国之策”送给了明成祖朱棣。朱棣看过后,下了一道圣旨:“孙潼书法粗俗,令再习小楷。”
没等来升官的好消息,反倒迎来兜头一盆冷水,的确是件很丢脸的事。但孙作家却从中发现了无限的商机——他拿着朱棣的批示,办起了书法培训班,每给人写一幅字,落款必题“钦命再习小楷孙潼”字样。
这种拿批示当招牌的事在明朝还不止一例。
江南作家吳英犯了事,被皇帝钦批流放广西。钦命流放应该比写字歪歪扭扭更丢脸,但吴作家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这段“无上荣光”的岁月。从广西回来后,他和孙作家一样,每每写字、写文后,落款必题“钦调广西人吴英”几个大字。钦命流放,就这样在吴作家的笔下成了“钦调广西”,成了光耀门楣的金字招牌。据说,打着这个不光彩的批示型招牌,吴作家的后半辈子活得很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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