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

　　中国古代，君臣怕“夷”是一种传统。政府官员在“恐夷症”方面，也是世界闻名的。然而，民间对“夷”却往往恨大于怕，尤其是民间武装，他们并不恐夷，甚至最喜欢与夷敌叫阵。

　　历史上内忧外患时期，民间武装不时跳出来向“夷”挑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这些中国农民起义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现象：义军一旦有政府撑腰，就什么都敢干，什么敌人都敢打。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 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义和团之英勇，与他们的滥杀无辜一样，令西方军队惊骇。然而，如此英勇的义和团，却怕政府官员。

　　那些不怕死的義和团首领，到了清政府官员面前，立刻就矮了半截。义和团山西首领在山西巡抚毓贤面前毕恭毕敬，赞其是“大清官”。义和团河北首领李来中向清朝大员刚毅表忠心—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

　　当慈禧太后肯定了义和团的“爱国行为”，奖励了攻打使馆的义和团几车瓜果梨桃后，这些义和团成员们奋勇前进，不惜以生命代价报答慈禧太后的“天恩”。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西逃之际，义和团首领范云恭还痴心不改，带领着上千拳民，在平遥县城要求朝见慈禧，信誓旦旦、誓死保卫“太后”。但可叹，热脸贴了冷屁股，换来的结果却是“就地抓捕”。

　　义军的勇敢，为什么在本国君主面前就荡然无存了呢？

　　义和团这类义军的“胆量”，有些匪夷所思，但这恰恰就是中国内忧外患时期民间武装爱犯的通病—典型的羊群造反。

　　宋江造反，犯于一个“义”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暗藏一个“忠”字，之后“聚义厅”改成“忠义堂”明摆出来—忠义是他们的胆，而忠是头等大事，这是他们最大的胆—要“替皇帝做事”。义和团与宋江大同小异。他们以“装神弄鬼”起家，但是最大的胆子却不是虚拟的“莲花圣母”给予的，而是现实中的“老佛爷”给予的。他们的第一愿望和动力，均是获得太后的认可、清政府的承认。

　　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可见，义和团的最初自我定位是做大清国君主的好奴才，义和团的死敌不是政府，而是外国军队。“扶清灭洋”与“替天行道”的中心思想差不多。后来因为太后不买账了，对他们动了手，“扶清灭洋”犹如热脸贴了冷屁股，才恨恨地变为“扫清灭洋”。

　　翻看义和团历史的后一页，即便与政府翻脸、打出“扫清”旗号，主要矛盾也不是对着政府，二次起义之后的“新义和团”干了些什么呢？不进攻官府，而依然走“老义和团”老路—逢洋便烧。他们最辉煌的战果还是瞄准教堂—焚烧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天主教神父。他们这样做，不排除抱有这样的幻想—希望自己“良好的反帝表现”再次获得政府的“承认”。

　　“狼与羊—官吏与农民的国家”形态随着岁月的推移及传统文化的养成，变得越来越“适合国情”，成为固态生存方式，所以周而复始，往复循环，千年不变。在这种传统与惯性下，对于这种状态，狼甚至羊都是迷恋的，当外来狼群打破这种生态圈时，羊群还要为保住圈中狼的利益拼命。骨子里刻入“忠臣”字样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一群不可救药的羊。

　　编 辑/惜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