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元明

　　公元22年，刘秀与哥哥刘演在老家南阳郡舂陵（今湖北枣阳）起兵，打出了“复高祖伟业”的旗号。起兵之初，刘家军是清一色刘氏宗族子弟。经过小长安一战，宗室子弟死伤惨重，兄弟俩用类似传销的方式，动员宗族子弟利用各自的人际关系，劝说、利诱甚至忽悠到了七八千人。这种兄弟连加亲友团的军队有巨大的凝聚力，屡屡在异常不利的情况下扭转局势，并一步步走向辉煌。

　　不久，绿林军的两个分支为躲避瘟疫转战到南阳，濒临散伙边缘。刘秀兄弟主动联络他们，通过“平分财物”的方式与其结成了坚固的同盟。之后，另外一支绿林军的部队也来到南阳，其统帅很讲义气，威望很高。刘家兄弟再次主动前往，以个人魅力感染他，又“说以合从之利”，使其愉快地答应合作。几支部队从此被称作“汉军”。刘演大宴三军，继而订立盟约，一时军心大振，不久就开始围攻战略要地宛城。

　　公元23年，刘秀兄弟率汉军拥立了更始帝。表面上看似乎是将汉军的领导权交给了别人，实则一石三鸟：可以联合更多的反政府势力，壮大“反莽统一战线”，毕竟更始帝手里也有多支武装；可以利用更始帝吸引更多“思汉势力”加盟；可以在更始帝的保护伞下，更自由地发展真正依附于自己的势力。不久，刘演攻下宛城，更始帝迁都进驻。刘秀也侥幸在昆阳取胜，基本歼灭了王莽的主力军。更始帝考虑到刘演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便令人将其击杀。刘秀虽然极端不满，但考虑到自身安危，也只得强装笑脸。

　　不久，经过极力争取，刘秀取得了巡视河北的资格。他决心像当初起家时一样，继续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去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这是刘秀事业真正腾飞的开始。经过周密准备，刘秀高调进入河北，开始了大规模巡视。他每到一地，名义上是安抚群众、整顿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与当地政府官员或豪强搞好关系：对服从更始政权的，就以“考察官员政绩”为名，充分提拔拉拢；对效忠王莽的，就通过谈判达成契约；对独立行动的，就以现实物质刺激和未来政治承诺解决。从一片喜庆的结果上看，刘秀的政治支票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中很受用，信用度也比较高。刘秀于公元26年宣布了“宗室列侯可以复国”。这是给旧利益集团的绝对优厚的福利，特别针对刘氏皇族，也很契合刘秀的发家理念。利益开道，自然省去了许多抵触，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支持，为刘秀日后接掌帝国最高权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28将主动投诚、百万流民积极加盟也就成为必然。

　　刘秀的江山与其说是打下来的，倒不如说是谈出来的。真正令他走向帝位的核心力量不是武力，而是和平談判和相互妥协。正是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旧帝国官僚及其背后利益集团，将刘秀推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刘秀不仅是军人，更是一位优秀的政客和谈判专家。

　　尽管受到诸多拥戴，但刘秀仍不能在政治决策中占绝对主动，只能“以柔治天下”。他的执政手段稍微强烈一点，就会遭到利益集团激烈的反抗。其实施的度田制就是因为损害了各地的利益集团而最终不了了之。毕竟，东汉帝国建立的基础源于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妥协，而不是靠刘秀一己之力缔造的产物。

　　刘秀走的是家族企业、联合经营的道路，不是真正实力的彰显，而是取决于他人的支持。刘秀的事业路上存在着诸多誓约，亲朋、组织、集团、势力间都有，这些约定虽然保证了事业的步步做大，但也有不小的制约，使刘秀不能建立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帝国。这种发展模式上的先天不足，对东汉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编 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