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达明

　　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政治舞台上，韩琦无疑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大星星。他不仅在政治上与富弼齐名，世称“富韩”，而且在军事成就上也堪与范仲淹比肩，世称“韩范”。尤其是在韩琦后期的政治生涯中，三朝为相的他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决策，并且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这个三朝为相、立二帝，一生执政为公，为宋王朝的稳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政治家，却在宋神宗即位后不久便主动要求引退还乡。

　　促使韩琦下决心离开朝廷的导火索，是御史中丞王陶的弹劾。从某种意义上说，韩琦还是王陶的恩人，当初如果不是韩琦把王陶推荐到太子身边工作，王陶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但现在，王陶为何把刀子对准自己的恩人呢？王陶在弹劾书中丢下狠话，说韩琦“跋扈”，老虎屁股摸不得，就像汉朝权臣霍光和梁冀一样恣意妄为。宋朝君主最忌讳的就是臣权过重这一点，韩琦当时本来就有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担忧，现在突然被王陶把自己比喻成霍光和梁冀之類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琦如果再不主动走人，岂不是提着脑袋往石头上撞，自己找死吗？

　　王陶是宋神宗即位以后才当上御史中丞的。别看他是新上任的“纪委书记”，却是个很有来头的特殊人物。他是宋神宗做太子时的府中旧人，与皇上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不过他在弹劾书中写下这么狠的话，说到底也是被韩琦一步步逼的。否则，他之前就不会拿“押班”这件小而又小的事情当试水石，反复客气地书面征求中书省和宰相本人的意见了。

　　所谓“押班”，就是官员在百官朝会时领班，并管理百官朝会位次。宋朝明文规定要由参知政事和宰相分日押班。

　　宋朝规定：百官上朝参加朝会，一般是在文德殿；皇上日常接待执政大臣商议处理政务，则在垂拱殿。参加朝会的官员礼拜后不能立即退朝，要在文德殿守候，等御史宣布退朝后，才能下殿。执政大臣呢，也有在文德殿押班，跟着百官一起守候的义务；垂拱殿要是有事，就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赶回来；事情太多，赶不回来，也就算了。然而严格说来，执政大臣不到文德殿押班就是失礼，御史台有权追究他们蔑视朝廷规则的责任。但垂拱殿到底有没有事，有事又要花多少时间处理，常常说不准；何况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执政大臣以此为借口，故意逃避押班呢。所以执政大臣分日押班这条规定，也就很难得到严格执行。可是严不严格是一回事，有没有明文规定是另一回事，既有规定，御史台不较劲则已，真要较起劲来，中书省也没脾气。

　　那么王陶为何非要跟韩琦过不去呢？

　　韩琦虽然是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上都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朝廷重臣，但正是韩琦这种遇事敢担当、处理问题能负责的勇气和作风，也使他无形中透露出某种霸气。宋英宗断气时，韩琦和曾公亮等人都守在他的床边，太子正式接班的消息也已公开发布，想不到就在这时，宋英宗的手突然动了一下，把曾公亮吓了一跳。他慌忙拉了韩琦一把，提醒说：“先帝好像还有气息，太子接班的事是不是暂缓一步？”韩琦却很沉着，对曾公亮说：“不用等了，一切都按既定方针办。就算先帝能够重新活过来，也必须退位，只能做太上皇。”在韩琦的坚持下，宋神宗顺利接替了皇位。因此，宋神宗即位之初，心里对韩琦也有点发毛，“颇不悦大臣之专”。皇帝都怕他，其他的大臣就更对这种彪悍的作风感到不爽了。

　　作为宋神宗的亲信和朝廷新贵，又身负督察百官之责的御史中丞，王陶自然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替皇上出这口气，杀杀韩琦身上的霸气和威风。

　　然而韩琦毕竟不是寻常之人。要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必须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否则很有可能引火上身，到时候韩琦毫发无损，王陶自己反而被烧得面目全非。这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买卖，王陶自然不会做。所以从一开始，王陶就表现得非常小心谨慎，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情、太露骨。这从他选择“押班”这件事作为“发难”的切入点和攻击点，就可略见一斑。在王陶的设想里，用这件事敲打敲打韩琦，既不伤筋动骨，又能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御史台于是给中书省上了份劄子，用十分谦虚的语气征求对方的意见：“根据有关规定，常朝日必须每天轮流安排一位执政大臣到文德殿押班。但据引赞官反映，近来执政大臣常常不到文德殿押班，不知道为什么？执政大臣押班，可是真宗祥符年间就有了的明文规定，现在或许是朝廷另有新的条例规定，也未可知？如果有的话，请中书省正式下文说明一下，我们御史台也好掌握执行。”

　　收到御史台的劄子后，中书省却没有理这个茬儿。作为两个不相隶属的部门，一方来了文，另一方束之高阁，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失礼行为。在中书省那里，他们可能觉得御史台这班官员吃饱了撑的，明显是在无事找事、明知故问甚至故意刁难，有些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意味，所以懒得搭理他们。但这种做法却极大地挫伤了御史台官员的自尊心，他们觉得中书省官大压人，应该找他们把话讲清楚，否则没完。

　　王陶是御史台的头儿，此事又是他带头搞起来的，所以不能不出头，否则太没面子了。于是他亲笔给宰相韩琦和曾公亮写了一份劄子，请他们解释中书省不复函的原因。

　　自然，劄子的语气和用词还是十分谦虚客气的，因为韩琦和曾公亮毕竟是宰相，又是老前辈，再怎么着也不能在他俩面前盛气凌人，指手画脚。

　　完全意想不到的是，两位宰相还是不买王陶的账！这也在意料之中，依韩琦的一贯作风，对这种纯属没事找事，找到的又是芝麻大的屁事，他去管才是吃饱了撑的。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一方谦虚得接近卑微地给你面子，一方却始终如一地耍大牌。

　　宋朝的御史台犹如今天的中纪委。如今的官员，据说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中纪委找谈话”，宋朝的御史台，虽然不具有如今中纪委的权威，但作为一个整肃风纪、监察百官的部门，还是使许多官员谈虎色变，轻易不敢得罪的。韩琦和曾公亮倒好，老子天下第一，根本不把御史台放在眼里。韩琦的目中无人和傲慢无礼，真的把王陶激怒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当即写了一份弹劾书，弹劾宰相韩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并且义愤填膺地指责首相韩琦倨傲无礼，飞扬跋扈，是一个类似汉朝权臣霍光和梁冀的人物！

　　很显然，王陶的弹劾目标主要是韩琦，曾公亮不过是一起捎带上的。中书省的大小事情都是韩琦说了算，曾公亮只是在文书上押字而已，类似于“伴食宰相”，这样的人自然称不上“跋扈”。

　　宋朝政坛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官员一旦受到攻击，不论攻击得对还是错，受攻击者多半会主动待在家里等候处理或引咎辞职，以表明自己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韩琦这回被指责为飞扬跋扈，更是非同小可，除了主动提出辞职，别无其他选择。不过，必要的解释工作还是要做的，他特意上奏宋神宗，说：“王陶说臣飞扬跋扈，臣哪是这样的人！皇上只要派一个小黄门（宦官）来，一根绳子就能将臣绑起来带走。”神宗看后为之动容。

　　为了慰留韩琦，宋神宗甚至很不情愿地将王陶黜为陈州太守，但王陶的“跋扈”两字，犹如当头一棒，早已把韩琦打趴下了。心灰意冷的韩琦去意已决，坚决不回中书省上班。僵持了一段时间，宋神宗也只好同意。

　　韩琦因生活中的小细节处理失当而丢掉宰相的高位，归根结底，都是“跋扈”的处事风格惹的祸。因此，不管是谁，做事认真而不较真，才是职场的不二法则。

　　编 辑/惜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