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茕子

　　

　　那年冬天，我和妹妹小平回父母家过年。正月初四，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妹夫许健忙着端菜，我和小平坐在一起，中间坐着她的女儿姗姗。

　　吃到半途，火锅下面的酒精发出“嗞嗞啦啦”的响声，我告诉小平酒精快完了，小平叫许健去加。许健便拎着家里简陋的酒精壶过来，坐在边上的我帮忙端起锅仔，许健一面和我说笑一面往酒精炉里倒酒精。我们都没有看到，其实酒精炉里还有一丁点火焰！

　　就在一瞬间，“嘭”的一声火焰蹿得巨高，而后顺着桌子上滴落的酒精蹿向小平一岁半的女儿姗姗！顷刻，孩子身上的毛衣就点着了！

　　我一声惊叫，放下手里的火锅抓住她的毛衣就扯。可解扣子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下，我将烧着的毛衣像脱套头衫一样从她头上掀下来。马上我发现我错了，她本来没有烧着的脸和头发也烧了起来，而我刚才猛然放在桌上的锅盆是个尖底，火锅汤顺着桌子也全部流向了孩子。可怜的姗姗只哭了两声，便昏迷了过去……

　　姗姗被送到医院。惊魂未定的家人跟来不少，大家议论纷纷，“如果孙盈（我）别慌乱就好了。”“如果孙盈解开毛衣就不会伤到孩子的脸了”……

　　许健也抱头痛哭着问：“明明还有酒精，是谁说酒精没有了？”大家都望向我。一瞬间，我由刚才的痛彻心扉变成了恐慌——怎么在这个时候划分责任？

　　姗姗的面部烧伤面积达1/4，下巴、耳、颈、双耳廓等处表皮拉伤，水泡破裂……我站在小平身邊，看着她捧着一纸诊断书双手颤抖，只能小声安慰：“我们都会想办法的，你别急坏了身体……”

　　不料，小平崩溃般地尖叫起来：“看看！孩子被毁容了！”我手足无措，尴尬地退到走廊尽头。

　　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平和许健黑着脸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医生让去交住院费。”我很识相地去交钱，回来，看到小平还是黑着脸。她并没有因为我积极的态度而原谅我。

　　几天后，母亲的悲痛缓和一些，她偷偷指点我：“你妹条件不好，姗姗看病的钱你能出就多出点。”

　　这我都知道，哪怕倾家荡产，我也愿意。可是，我有我的委屈：酒精不是我加的。在那一瞬间，我也是用一颗母亲的心去救她，如果是一个母亲做了这样的事，会被指责吗？

　　我回到了广州。每次都是我主动给小平打电话，姗姗的情况很不好，鼻子、嘴唇、眼睑，破相得厉害，我们都知道这对于一个女孩儿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向小平承诺：等她长大做整容手术，钱我出。

　　很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姗姗去了几天就不肯去了，因为有小朋友嘲笑她。姗姗的奶奶原本一直在帮忙照看她，这样一来她坚决不肯再管孩子，扬言让我“出钱请保姆”。我只好每个月给小平寄2000元钱，于是她又回到小平家里带姗姗。

　　没过多久，小平夫妇要买房子，向我“借”钱。我拿出了自己准备买车的12万元。

　　又到过年，我回去看姗姗，小平的婆婆对我非常不待见。

　　我弯腰去抱姗姗，她推我，拒绝。出事后姗姗一直很内向，不合群，我很难过，便柔声问她：“姗姗不喜欢大姨吗？”她眼睛都不抬：“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我惊呆了，这肯定是有人教啊。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残忍地将成年人之间的仇恨强加到一个三岁孩子的身上？

　　串亲戚时，每个人见到我都要问我赔偿的细节。我一遍遍回答，听他们各抒己见，感到疲倦不堪。大年初三，我就落荒而逃。

　　回来后，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也许是感到亲情无依，我一见到沉稳憨厚的大庆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我甚至在根本还不熟悉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大庆回应说：“你的这种付出，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和解和原谅的。”一句话，令我产生了莫名的、厚重的爱和依赖。

　　我们感情甚笃，很快谈婚论嫁。结婚要买房子，我们开始辛苦存钱。就在我们看好房子准备付钱时，小平忽然一个电话打来，说要给孩子做脸颊的拉皮。电话中，她没有问半句我买房子的事。相反我得知，许健辞职了，自己在做宠物生意，他们的条件已经好起来了，准备买轿车。电话中我一直是应承。

　　那天下午我没去上班，一个人去银行给她转账，然后抱着手臂，在广州街头度过了这个萧瑟的下午。

　　经过整容，姗姗的面貌好了一些。冬天，我和小平带着孩子到北京知名整容中心去咨询。医生告诉我们，她的嘴是最难整的部分，但她肯定能恢复原貌。

　　回到老家我心情很好，去小平家里吃饭。我便和姗姗商量让她去上学，她马上尖叫得撕心裂肺。许健告诉我：“去年送去学前班，有小朋友朝她扔石头，叫她鬼。她再也不肯去学校了！”

　　我忽然理解了他们的贪婪，理解了他们的恨为什么会失去理智。是的，我的不当行为改变了孩子的一生。我想我不能有半句怨言，我必须拼命弥补。

　　吃完饭我回父母家。母亲问起我房子的事，一声长叹。她无意间说出：其实姗姗做眼睑可早可晚，但妹妹一家人听说我要买房子，担心我把钱都用了以后没有钱给他们了……

　　我坐在沙发上，电视里热闹缤纷，我只感到浑身冰凉。我在小平家里升腾起来的那些内疚，全部变成了绝望。母亲还在说：“你是老大，多担待点。”

　　我悲从中来，我愿意负责，一直以来我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我不希望看到这一切都变了味儿！

　　我狠了狠心，决定打电话给小平好好谈谈。我要一次性买断，从此开始自己的人生。

　　小平和许健都来了，他们准备之充分令我咋舌——合同都写好了，他们要40万元，外加父母的房子原本应该属于我的那部分。

　　母亲说：“这就有点过分了啊，我和你爸都还没死呢，你们就谈到房子了。”一句公正的话，令我当场失声痛哭。而且，40万，是我和大庆准备买房子的首付，这些他们都知道。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算计好了要我倾家荡产。

　　我说：“40万我有，但那是我和大庆两个人的钱。他也是有父母兄弟的人，你们可以想想如果我硬要把我们共同的积蓄拿给你们，这桩婚事会不会告吹。我已经33岁了……”

　　许健说：“没有房子也可以结婚嘛，我们结婚时就没有房子。”还说，“宽限可以，但你要按2分利率付给我们。”小平坐在邊上一直沉默。

　　我终于疯狂了：“这事责任并不在我一人！”一直不作声的小平猛然冒出一句：“要不然就打官司吧！”

　　“打官司”这三个字出现在亲姐妹之间，是多么的令人心寒！我脑子里一阵轰鸣，亲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霉烂的？悲剧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悲伤？我不知道。我只是心里痛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失去理智，赌气冲许健号叫：“把你们准备好的合同拿过来，我签！从此两不相欠！”

　　母亲抹着眼泪向我求证，大庆会不会真的为此和我分手？她有故意提醒小平的意思，但他们毫无愧色。我有些黯然，我觉得那答案是肯定的，生活是那么现实的事情。

　　父母还是要我当场打电话和大庆商量。电话通了，大庆没有责怪我的冲动，短暂沉默后，他让我履行自己的承诺，回头他再给我电话。

　　挂了电话，我看着翘首以待的一家人，难过极了。我说：“合同拿过来吧。”我签得很用力，合同破了，桌上有深深的痕迹。父母也当即表态，如果40万给孩子整容还不够，他们愿意卖房子：“我们老了，到乡下去租房子住也无妨。”

　　小平有些尴尬，提出先走，我努力克制着情绪：“那就先这样定吧，40万等我回到广州转给你们。”

　　没有人再说话。我和父母坐在狼藉一片的家里，疲惫而空洞。就在这时，大庆打来电话，我瞬间泪崩。大庆似乎完全明白我此刻复杂的心情，他问我：“虽然和小平他们一次性了断，可你还是会认为自己永远也无法宽恕小平吧？”

　　大庆问到了要害，我停住了抽泣，大庆说：“我觉得，在这件事开始的时候，你既然承认了自己也有责任，那么在你向他们表达歉意的时候，最好不要期待得到什么回报。其实你需要做的是‘传递好意，只要传递出去，你就已经成功了。如果被拒绝，那是因为对方觉得自己为了这件事已经受了伤，也显示出了她的脆弱。也许小平表面上不去理会你的难处，但是内心已经有所触动……”

　　母亲的电话响了，是小平打来的。母亲用的是山寨机，声音特别大。我清楚地听到小平说：“刚才大家都很激动，才说了些伤人的话……我姐也不容易，你们安慰安慰她。其实我也很为难，一是孩子确实可怜，二是我也希望对孩子、对家庭有个交代……我姐肯定恨死我了。”

　　我曾倾心弥补，殃及三代，历时6年，以为永远等不到这一声宽恕。我恳切地对母亲说：“我不恨她。”

　　是的，当我们责备别人时，内心得不到平静。命运让我在颠沛中遇见了大庆，他帮我读懂：宽恕并不是让我们认可或是忍受对方的行为，也不是让我们一边厌恶对方一边忍耐。只有摆脱过去的枷锁，让你的心获得平静，这才是真正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