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帝国人事异动

　　大明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做了三年中书省参知政事的胡惟庸惊讶地发现—帝国人事出现了异动。皇帝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为由将右丞相汪广洋贬为广东行省参政，丞相一职暂时空缺。甚至春天已然过去，夏天也如火如荼地到来之时，朱元璋仍不明下红头文件，指定新的人选来主持中书省的工作。作为参知政事的胡惟庸一边干着中书省的实际工作，一边感慨帝国权力场的情境变得微妙起来。

　　帝国创建伊始，中书省第一届权力格局为左丞相李善长加右丞相徐达。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淮西老乡和儿女亲家，朱元璋当年起兵，自立为吴王时，就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居百官之首。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评价李善长时甚至称之为“在世萧何”，这个评价可谓盛誉。但世事变幻莫测，李善长的丞相竟只做到洪武四年，随后就戛然而止了。那一年，他以疾致仕，时年58岁。朱元璋不但没有做出什么挽留的表示，反而很快批准了他的病休报告。很显然，李善长是被弃用了。

　　李善长走后，接位之人是汪广洋。中书省进入第二届权力格局—左丞相汪广洋加右丞相杨宪。胡惟庸注意到，汪广洋是在陕西参政任上匆匆赶回京城赴任的。皇帝没有起用他这个中书省参知政事而是外调一个地方干部入京，胡惟庸也谈不上有多大失望。因为他隐隐感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的去势势必会波及于他，他和李善长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官场上的事情多是这样，什么派系什么出身远胜于工作能力。其实要论官场履历，胡惟庸觉得自己并不逊色于汪广洋，何况他还有在中书省的实践工作经验。可是偏偏是汪广洋受宠于皇帝。

　　但汪广洋拜相后，却和他的搭档杨宪形成了强烈的性格反差。杨宪是右相，如果将汪广洋比之于一国总理的话，杨宪约相当于副总理。只是这个副总理性格霸道，不甘心做一个副手。其实也难怪，要论资历，杨宪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了。他早在洪武元年就任中书参知政事，进入中书省的时间比胡惟庸还早。杨宪在中书省工作期间，罢旧吏，用亲信，做事独断专行，不把李善长放在眼里，甚至多次向朱元璋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其实這也正是他隐秘的政治野心：那就是打倒李善长，自己取而代之。当李善长还在台上时，胡惟庸就曾忧心忡忡地对他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胡惟庸之所以要着重强调“我等淮人”，那是意有所指的。杨宪虽是太原阳曲（今山西省太原）人，政治派别上却属浙东集团刘基。他要是为相，淮西集团自然要被打压下去，所以胡惟庸才有这样的担忧。

　　的确，胡惟庸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杨宪上台后，不仅打压淮人，连中间派、他的顶头上司汪广洋也没有放过。汪广洋虽然明知自己的职位在杨宪之上，却处处避其锋芒，凡事让杨宪去拿主意，自己只做一个空头宰相。但杨宪却让他连空头宰相都做不下去，随后指使他人以“奉母无状”的罪名弹劾汪广洋，指其不孝。汪广洋由是被贬到海南，而杨宪也如其所愿做了左丞相—胡惟庸最担忧的情形出现了。

　　但是，谁都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善长出招了，他向皇帝上疏称汪广洋遭弹劾是受杨宪唆使，而所谓的罪名也是莫须有。李善长称杨宪为人奸诈、任人唯亲、扰乱朝纲，此人不去，实为大明之隐患。

　　李善长的上疏应该说是个风险性很大的举动。作为已经下野的前高官，PK正在台上深得圣眷的第一丞相，胜负自是难料。而就在此时，另外一件不利于杨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外甥在科考中因为公然抄袭被抓，杨宪为了遮丑亲自审理此案，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朱元璋在接到李善长的上疏后宣布改由胡惟庸来接手这桩科考舞弊案。胡惟庸值此关键时刻，没有和稀泥，而是深刻领会到皇帝朱元璋那一丝隐秘意图和李善长呼之欲出的良苦用心，查出杨宪在审理其外甥科考案中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形，并建议皇上严惩。

　　朱元璋也果然严厉处置，不仅罢了杨宪的职，还抄了他的家，甚至亲自下令处决杨宪，同时宣布召回汪广洋。中书省权力格局由此大变，汪广洋重新上位为丞相，主持中书省的全面工作。

　　但这个汪广洋从地处荒僻的海南回来后一直战战兢兢，凡事不敢做主，其懦弱程度比杨宪在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朱元璋不得不在洪武六年正月下文将汪广洋贬为广东行省参政。这样在中书省里，老资格的官员就剩下胡惟庸一人了。

　　在从正月到七月那漫长的六个月时间里，朱元璋“久不置相”，冷眼旁观胡惟庸的所作所为。胡惟庸暗夜里也无数次地回顾自己的人生履历：说起来也是从基层一步步爬到正部级岗位上的，离位极人臣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胡惟庸大约是期待那个相位的，又似乎有些恐惧。因为丞相这个位置说到底祸福相依。在它上头，从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到杨宪，没有一个人可以久居此位。有人为它颠沛流离，有人甚至为它掉了脑袋。可真要绝了念想，胡惟庸又有些不甘心。毕竟是凡人，于名利多有追求。

　　洪武六年七月，朱元璋下文，任命胡惟庸为右丞相，左丞相一职暂时空缺。胡惟庸自此开始全面主持中书省的日常工作。一切尘埃落定，胡惟庸长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了。

　　被 疑

　　胡惟庸任相之后，走的第一步错棋就是向刘基开刀。

　　洪武四年，61岁的刘基致仕归里—他向皇帝打离休报告请求告老还乡。这一年是朱元璋问计于刘基的第二年，在该年李善长去职，汪广洋被提拔为丞相。没有史料证明刘基对朱元璋如此这般的人事安排有什么异议，事实上他归心似箭，并很快隐居青田故里，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这当是一个智者的选择吧。不仅急流勇退，而且韬光养晦。

　　但是，史载，洪武三年，朱元璋在撤换李善长、任命新相之前，曾经问计于刘基。朱元璋相继提出一个个新的人选，刘基一一否定，他认为，杨宪虽有才干，但气度不行，不是宰相的合适人选；汪广洋还不如杨宪；而对胡惟庸，刘基对此人不仅完全持否定态度，而且用语尖刻—他说胡惟庸就好比一匹劣马，如果叫它驾车的话，肯定会翻车坏事的。

　　刘基因为自己一时的口无遮拦，实际上将胡惟庸等都一一得罪了。胡惟庸上台后，并没有对已作归老之计的刘基等闲视之，而是要除之而后快。这里头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报复；二是谨防他东山再起。毕竟刘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都在那里，皇帝朱元璋又对他毕恭毕敬。就仕途而言，胡惟庸或许感觉这样的人对自己还是很有威胁的。

　　洪武五年对刘基来说还是个吉年。他“韬光敛迹，屏居山中”，胜败荣辱已恍如隔世。只是在这年下半年的时候，刘基无意间做了一件事后看起来颇有些不智的事情—奏请朝廷在他家乡附近一个叫谈洋（今浙闽交界处附近）的地方设立巡检司，以加强管辖。因为该地在元末时曾被元末农民起义军所占，后又成为许多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人隐匿地。刘基建议设谈洋巡检司，目的当是出于公心，体现了一个退休官员的桑榆晚情，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就处世谋略而言，刘基此举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大忌，因为退而问政很容易授人以柄；并且在奏请程序上，刘基也犯了一个错误—他让自己的长子直接将奏请书上呈朱元璋，既没有通过地方政府，也没有经过中书省转呈。胡惟庸见此，立刻就将这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了。他没有在刘基的奏请程序上做文章，毕竟这文章再怎么做也做不大。胡惟庸直接切中要害，让刑部尚书出面上疏，称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基选择在此地修墓，导致百姓群起反对；为能成事，刘基才请朝廷设立巡检司以驱逐那些反对他的百姓，其居心不言而喻。

　　洪武六年，“刘基因谈洋事遭胡惟庸、吴云沐构陷，朱元璋夺刘基俸禄，基惧，入京谢罪，不敢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大明律》颁布。朱元璋一方面强调要按律法办事，另一方面却仅凭刑部尚书的一面之词就让刘基陷入晚节不保的境地，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胡惟庸的心计与进攻欲望。

　　历史在这里变得云山雾罩起来，很多细节开始含糊不清。刘基养老金被夺，不得不入京谢罪，又不敢归乡。这让胡惟庸在进一步罗织刘基其他罪名方面无计可施。洪武七年，64岁的刘基羁留京师，体弱病衰，赋诗叹老。博弈者胡惟庸在等待一个彻底失衡的时刻或者说由头—终于，刘基感染风寒，胡惟庸趁机带了御医前去诊治。刘基服药后，病情恶化，“有物积腹中如拳石”。这里究竟是御医医术不良还是胡惟庸在其中做了手脚，历史没有给出很清晰的答案。总之洪武八年，刘基居京病笃，归里而卒。

　　刘基之死对胡惟庸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世上事往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刘基的博弈过程或者说结果最终还是被朱元璋利用了。首先是五年之后，也就是洪武十三年正月，有人告胡惟庸谋逆，同时揭发他毒死刘基一事。虽然没有具体证据表明胡惟庸是如何毒死刘基的，当年参与诊治刘基的御医们也不站出来做个佐证，但很显然，朱元璋采信了毒死之说。

　　发生在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中，谋逆是关键词，而毒死刘基则是为了证明胡惟庸品行不良的一个独立事件，具有附带意义罢了。其实对帝王来说，解释权就是裁判权。胡惟庸谋逆也罢，毒死刘基也罢，个中真有合乎情理的逻辑链条在吗？一切都在朱元璋的机心里。说你谋逆你就是谋逆，说是你毒死的就是你毒死的。现在，朱元璋的机心从云山雾罩开始慢慢走向清晰，毫无疑问，胡惟庸已经招致这个帝王怀疑了。

　　制度牺牲品

　　胡惟庸却毫无察觉。在刘基之外，他又将进攻的矛头对准徐达。徐达是朱元璋的发小，很早就跟着朱元璋打天下了。洪武三年，朱元璋授予徐达右丞相之职，封魏国公，食禄5000石。在明初任职丞相的几人当中，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最后都“见罪”被杀，只有徐达善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徐达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对于徐达这样一个深得圣眷的人物，胡惟庸是一度想与他交好的。但徐达却不给胡惟庸面子，对他不理不睬。本来事情到了这里，胡惟庸也没什么损失，反正已经做了宰相，徐达不愿意结成战略同盟也就罢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偏偏胡惟庸恼羞成怒，竟然贿赂徐家的守门人来加害徐达，所幸被守门人揭发，事情才未遂。由是徐达对胡惟庸的人品更加鄙视，虽然他没有借此向胡惟庸发难，却还是屡屡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种人不适合当丞相。应该说胡惟庸在与徐达的关系处理上，颇有失策之处，这给朱元璋留下了很差的印象分。从刘基到徐达，胡惟庸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昏招迭出，导致朱元璋疑心渐增。

　　更要命的是胡惟庸行事无所顾忌。刘基死后，他凡事先斩后奏，甚至百官上呈的奏疏，也要自己先看了之后再定取舍；并且受贿“不可胜数”。由此，胡惟庸由此前同僚间人际关系处理问题转化为君臣间的权力失衡问题，朱元璋对他的疑心更大了。胡惟庸案的生发至此有了更大的助推力和更顺理成章的逻辑基础。

　　从洪武九年到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做了两件事：一是“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外他下令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只对六部和皇帝负责，由此割断中书省与诸司的联系，限制其权力的行施。中书省被架空了，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而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初十，朱元璋诏令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有事直接奏报皇帝。史料记载“上于是始疑胡惟庸”。

　　而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令胡惟庸深切地感受到，皇帝已经对他另眼相看了。一件事情是他的家人因为殴打关吏，被人上奏后，朱元璋勃然大怒，下旨诛杀他的家人，同时对胡惟庸严词问责。另一件事是朱元璋几次批评中书省办事违慢，工作作风官僚，并且“诘问所由”。这实际上也是对胡惟庸领导的中书省工作实绩的不满。由此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看法从疑到怨，不满的程度步步升级。

　　那么胡惟庸又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暗中交结吉安侯、平凉侯，常在家中喝酒聊天，抱怨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此时的胡惟庸虽然隐隐感到朱元璋对自己越来越不信任，甚至也做好了被罢相的心理准备，但实事求是地说，谋逆的想法，他还是没有的。虽然胡惟庸一度让他的心腹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但离成事还差十万八千里。这其实是一个欲望宰相本能的躁动或者说盲动，却到底于事无补，反而更加招致朱元璋的疑心，令他进一步采取行动以结束目前危险的对峙状态。

　　洪武十二年是一个微妙的年头。这一年九月，朱元璋因为占城（今越南南部）派人来大明进贡，胡惟庸却不向他报告此事而勃然大怒。在朱元璋看来，这是相权对君权的进一步掠夺。虽然胡惟庸事后向他顿首谢罪，朱元璋却余怒未消。这也直接导致了胡惟庸的儿子在这一年毙命。《明史》记载，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皇帝朱元璋是如此的震怒，以至于不给丞相一点面子，在一起交通肇事事故中一定要胡惟庸的儿子以命抵命，这充分说明他对胡惟庸的忍耐已到了极限。同年十二月，中丞实名举报刘基当年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闻报后先是拿汪广洋开刀，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此事却隐匿不报，是为不忠，将其贬到海南；后又以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罪行为由，将其赐死。正所谓敲山震虎、杀鸡儆猴，胡惟庸大祸临头了。

　　其实，有人举报胡惟庸当年毒死刘基，朱元璋采信此说之后，胡惟庸就哀叹：“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但哀叹归哀叹，权力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的胡惟庸并没有能力策反兵部。举报还在继续，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又有人向皇帝举报了胡惟庸谋逆之事。这当然是查无实据之事，但朱元璋此时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置胡惟庸于死地的罪名。正月初六，朱元璋下令诛杀胡惟庸。从举报到诛杀，中间只相隔四天时间！调查审讯其实都是走过场，君臣间的怨恨到了如此程度，胡惟庸之死当是汪广洋之死的延续而已。他当然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因为围绕胡惟庸案，朱元璋先后让三万人成为他的殉葬品。甚至在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也因胡惟庸案被赐死。这期间还有诸多高官受到株连，朱元璋还为此专门下旨编《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以为警戒。

　　不过，我们要是从制度背景层面看胡惟庸案，或许还可以发现其中有深意藏焉。胡惟庸死后第五天，朱元璋宣布—罢除中书省不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唯存中书舍人，以政归六部。

　　由此，胡惟庸终于以他的身败名裂换取了一种制度的嬗变：君权彻底打倒相权，大明从此无丞相，皇帝独揽大权。在这个背景下看胡惟庸的仕途起落，他曾经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在朱元璋眼里，他和汪广洋、李善长等所谓的丞相一样，都是一颗任其搬动的棋子。处在什么位置上不是自己说了算，全看皇帝的机心，而胡惟庸之所以会成为那颗最有分量的棋子，一切都是时势使然。他在合适的时间干了一些出格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被皇帝朱元璋有目的地加以利用了，仅此而已。

　　只是胡惟庸自己到死也没明白朱元璋的机心。对他个人来说，这大约才是悲剧之所在。

　　编 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