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国

　　曹雪芹若地下有知,看到240多年后的作家出手之快—大部头小说恨不能一年生产几部,年纪不大即著作等身,当不胜愧汗。因为他那几册总共六七十万字的《石头记》,不算酝酿时间,仅成稿后修改润色,就“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方敢问世。

　　曹氏之所以这样耐得住,大概一是不指望写作致富,不追求轰动效应,“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二是期以足够的火候,使色、香、味、营共臻化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尤其“醒同人之目”、“不更去谋虚逐妄”的意蕴,有药膳之功,非可草率;三是为身后计,志在不朽,“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三条于当今某些作家的眼中,是典型的“死脑筋”和迂夫子。他们不同于曹氏的“创作”法宝,是策划、水煮和“拿来”。

　　笔者对策划本无菲薄之意,且认为一种巨眼慧心的运筹和谋划不可或缺。只是某些策划者的眼力唯“市场”是瞻,所见只是写什么、出什么能更赚钱且赚钱更快,把文化事业导向物欲横流的投机产业。有位著名编剧近日放言:“资本要指挥指导创作者,谁有钱谁有话语权。”早些时候报纸上披露一位心眼活泛的“国学大师”策划一部“为中华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的《四部文明》,被人揭出只是扫描、复印若干古籍而已。他们盯住的是每部高达八万多元的售价。

　　不朽的东西无需策划,无论是《红楼梦》、《资本论》,还是李白、普希金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

　　“水煮”是策划者最常用、最省劲,也最见效的运作方式。水煮的始作俑者意欲通过水煮从历代名著中“提取所需”,把高雅的文学庸俗化和功利化。更甚者竟超量兑水,仅凭借所煮之物寻求一个名分和卖点。张爱玲1943年所作2.8万字的小说《倾城之恋》,被今人抻到40多万字,演绎成30多集连续剧,即为水煮之显例,作品中最稀罕的味道被稀释殆尽。笔者为之找一比喻,即央视“焦点访谈”披露的“某某鳖精”,其产品中的鳖精含量只是一个不大的老鳖在他们的储水缸里曾经洗过一次澡。

　　水煮的反例是浓缩精华。上世纪50年代周振甫把汗牛充栋的历代诗话词话去伪存真,精加编著,浓缩成410页的口袋书《诗词例话》,满足读者渴求。后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亦为普及历代经典,先后推出“中华活叶文选”,每期只有十数页,却一纸风行,是真正的“超薄阅读”。原汁原味,非常受用。

　　连水煮功夫都不愿下的作家,更喜欢直接拿来。他们并非遵循鲁迅的“拿来主义”,而是绝不脸红的剽窃。以“生吞活剥”成名的唐人张怀庆见李义府诗“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每句添上两字—“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遂充为己作,是“见猎心喜”、“夺人之美”心态作怪;“我把你的稿寄给别人家,只把稿费留下”的雅贼是为生活计。而当今剽窃者已屡屡暴出作协主席、著名编剧、大学教授等身份,竟被视为“市场行为”引入精神文化产业的一种“生产模式”。

　　而上述文坛种种,却并非最可怕者。那些靠策划而水煮,或直接拿来的东西,谁也没把它们当经典,虽不养人,其“底线”据说“毒不死人”。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添了“三聚氰胺”的精神文化产品,把历史上的阴谋和暗算、权术和利害、卑鄙和奸诈、勾结和背叛等当美谈津津乐道,已非“开卷无益”,而是“毁人不倦”了。

　　编辑/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