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在风雷激荡硝烟四起的历史关头,多少英雄豪杰长剑立马,纵横四海,建功立业,百代流芳。然而,还有另外一些功败垂成的悲剧英雄,令人扼腕长叹。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同一时代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成败得失,便如一曲悲歌,余音难尽。他们都出身寒微却胸怀大志,以霹雳雷霆之手段,开创震古烁今之伟业;他们掀起惊天狂涛,几乎倒旋乾坤,却又都在辉煌的巅峰忽如大厦之倾,功败垂成,英年早逝,死于非命。而更发人深省的是,他们都壮心填海,苦胆忧天,决然背叛了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体制,试图为国家民族踏出一条新路来,但生前身后的毁誉荣辱,却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对于洪秀全是“民族英雄”还是“邪教教主”,是“农民领袖”还是“封建暴君”,至今莫衷一是;而在日本,西乡隆盛早已从“叛军首领”被提升到“国民偶像”的位置,受到全日本的推崇爱戴。沿着这两位悲情英雄的人生轨迹,探寻中日民族背后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颇值玩味。
英雄末路悲风激烈
1864年7月19日,天京(今南京)内外,黑云压城,火光冲天,滚滚的硝烟中弥漫着强烈的人肉焦臭味儿。数万眼睛血红、狂狼暴兽般的湘军呐喊如潮,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向坍塌的城墙。太平军从各处赶来拼死封堵缺口,从城墙扔下雨点般的炸药包,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洪水般呼啸而来的湘军,天京失陷。
其实,湘军只想猎取太平军中最重要的人物——天王洪秀全。然而他们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底儿朝天,也不见洪秀全的踪影。7月30日,湘军总兵熊登武得到一个太平军官女告密,这才知道洪秀全已死十多天了。在她的指引下,曾国荃派人从天王府的大殿内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一直到死,洪秀全都保持着固有的神秘感。临死前,他命人用十几层厚布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湘军掘开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扛到城南雨花台给曾国藩当面验看。
曾国藩和洪秀全,两个苦苦搏杀了11年的对手,一直都只是相互耳闻,想不到今天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见面。曾国藩在日记中甚为详细地记述了看见这位老对手时的情形:“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
天意从来高难问。刚刚验毕洪秀全的尸首,本来晴空万里的南京城,突然狂风骤起,暴雨袭来,约半时方歇。
8月1日,曾国藩断然下达了最严厉的惩处方式:“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洪秀全的尸体再次被拖了出来,被刀斧剁得粉碎。即使这样,还不罢休,曾国藩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就是死了,也要让洪秀全灰飞烟灭,阴魂散去。
纵观洪秀全的最后时刻,死前悲惨,死后悲哀。他整个虎头蛇尾的人生,留给后人太多的遗憾与感叹。
历史似乎永远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轮回。日本的西乡隆盛比洪秀全晚生近13年,也正好比他晚死13年。然而同样是无力回天,英雄绝路,洪秀全死得荒诞不经,西乡死得荡气回肠;洪秀全的死如一幕滑稽闹剧,西乡的死却是一曲悲剧史诗,洪秀全的死是一个神话的破灭,西乡的死却是一种精神的崛起。
西乡隆盛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是在19世纪末领导推翻德川幕府旧政权,成立明治新政府。1872年西乡隆盛任近卫都督,领元帅衔,成为明治政府的主要军事领导人。
1873年初,明治天皇发布《征兵诏书》,实行征兵制的重大军制改革,取消了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意味着,明治政府将改革的利剑毫不留情地砍向了下级武士。而下级武士不久前正是推翻幕府、浴血奋战的有功阶层。新政府背叛了把自己扶上马背的武士们,他们的怒火可想而知。
明治十年(1877年),萨摩不平士族攻击鹿儿岛的政府军火药库,揭开西南战争序幕。消息传到正在打猎的西乡那里,他知道这次无法再置身事外了——以武士精神为荣的西乡,把自身和武士们的命运看作是休戚相关的。因此,他决定“出山”,向自己一手创建的日本帝国宣战,向昔日并肩倒幕的老友同僚们宣战!
2月中旬,西乡起兵,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西南战争爆发。3月,政府军攻占了鹿儿岛,开始掌握县政,此时百姓才知道西乡已经成为叛军,不愿意支持政府军。8月,在延冈北方长井村的决战中,西乡军被击败,西乡率领一小队残军退到鹿儿岛的城山。
追剿军总指挥山县有朋给他写了一封信劝降,但是西乡拒不回答。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即发动了向城山的总攻。七万虎狼大军对三百余残败之师,结果可想而知。不久,各战线的西乡军就成瓦解之势。
西乡隆盛和战友们从藏身的洞窖中走出,挥舞着士刀向政府军发起最后的冲锋。其实他们并非真要冲入敌阵,而是想冲到离对手更近的地方,完成这悲壮的自杀。
西乡隆盛虽以失败告终,但他的死却如落英缤纷般壮美。西乡和他的将领们本来身居高位,富贵无忧,但却为了大多数下层武士的利益而慷慨举兵,甘愿置自己于危亡之境,确系英雄所为。
更有意思的一幕,却发生在洪秀全和西乡隆盛辞世之后。
毁誉荣辱盖棺难定
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日本的西南战争,几乎同时发生于19世纪中期。将这两场运动进行比较,无疑是科学的、可行的。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太平天国运动无论从动机、规模或持续时间上讲,其正面影响和意义都要远远大于西南战争。然而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进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反动的西南战争,得到的评价却南辕北辙。
人们对于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是非争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一直沸沸扬扬,中国史学界近年来对洪秀全重新评价的声音更是日益高涨,太平天国政权的“先进性”也不断受到质疑。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西乡隆盛却得到了日本人的宽容与尊敬。西乡隆盛死后仅仅12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明治政府就为他恢复了名誉,赦其“逆罪”,除其“贼名”,追赠其被剥夺的正三位官衔。1898年12月18日,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人们为西乡竖了一座巍峨耸立的铜像。1977年西南战争100周年纪念时,在鹿儿岛建立了“西乡南洲显彰馆”。人们对他的评价从“贼人”转变为“伟人”,把他发动西南战争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
历史深处有玄机,充满了神秘的反讽与吊诡。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社论,深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大胆断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不久,恩格斯也兴奋地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
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然而仅仅过了12年,1862年夏,当太平天国的诸多真相被披露以后,马克思非常失望,在《中国纪事》一文中,他毫不留情地以严厉的语气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
从同情赞许变为批评指责,从兴高采烈改为痛斥诅咒,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前后不同的态度,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过程,揭示出其日益蜕化的本质。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浓厚的封建意识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一针见血地得出结论:“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
1919年梁启超求学欧洲时,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天条书》、《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五种稀有的太平天国印书,从中可以了解到洪秀全及天王府内的真相,他不禁感慨:“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则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建国后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冯友兰教授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所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中世纪。”
洪秀全的真实面目,就这样一步步由模糊而清晰。他由盛而衰、速兴骤亡的悲剧,昭示着任何假美好名义施行的暴政,都将化作画饼充饥的徒劳。洪秀全、杨秀清等自命为救星、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推导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却忽略了一点,“天国”遥远,其命也短;天道无常,谁人可替?
相反,西乡隆盛的死后哀荣,则可谓空前绝后,无人比肩。人们对他的态度,先贬后褒,颇值玩味。正是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精神的不同。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在西乡举兵那一年(1877年),中国派出了第一任驻日大臣何如璋。他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寇首西乡隆蛊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
在这位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钦差大臣眼里,西乡隆盛无异就是洪、杨之流的“寇首”,招致不法之徒公然犯上作乱,实乃不可饶恕的乱匪贼人。何大使还在《使东杂咏》中不屑一顾地嘲弄西乡:“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也许他也困惑了:何以此等“贼人”,竟然也讲“忠义”,尽管拿鸡蛋碰石头,居然还“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那时的东京,“西乡隆盛”是个热门话题。初踏东瀛的中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西乡隆盛复杂而暧昧的态度,甚至有的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比如游历东京的大名士王韬就认为西乡是因为恨“功高赏薄”才冲冠一怒,而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黄遵宪也断言:“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直到有一天,王韬应谷干城中将之邀,读其诗,听其言,才略有所思。谷干城在当年征讨西乡隆盛的政府军中担任主将。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恨不能将对方食肉寝皮,没想到谷干城言谈之间,对西乡不但没有辱骂轻慢,反而颇多敬畏。
来自敌人的尊敬是最大的荣耀。也许正是这种对西乡颇多同情的“民心”,才促使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平反。随着对西乡事迹的深入了解,黄遵宪也一改正邪黑白之高调,不再囿于“忠臣逆子”的道德评判,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满纸风云之气长歌当哭,直接为西乡招魂:“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如果以为日本人仅因“追念前功”而对西乡隆盛“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那是大错特错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大厦,建筑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实雄厚。
西村茂树是日本明治初年启蒙团体“明六社”的重要成员,在启蒙运动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西乡“谋反”的前两年,他就发表了著名的《贼说》。西村论述道,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后世因为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贼”之诬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害一方者才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视“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这对于一直奉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生动的一课,也为西乡的举兵造反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理论依据。
而更能代表当时日本知识分子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撰写的《丁丑公论》,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不应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而应以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福泽尖锐地批评今日之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福泽深深佩服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的角度,他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精神境界万里之遥
历史有玄机,一切非偶然。洪秀全比西乡隆盛逊色的关键就在于“权力人格”。
洪秀全打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漂亮旗号,干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套。在嗜权如命、腐化享乐这一点上,这位起自草泽的农民领袖,甚至比很多腐化堕落、声名狼藉的封建帝王更加离谱。早在进军湖南长沙的途中,他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制造玉玺,并让人称他为“万岁”。太平军刚刚攻占小城永安,他就不顾四方蜂拥而来的敌军,大建天王府,忙着制定一系列等级森严的规章制度。其自私狭隘、贪图享乐、无法无天的一面令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
而西乡隆盛却胸怀大局、淡泊名利。明治维新初期,由于地域成见,朝廷官员分成对立的两派,互相牵制,效率低下。西乡隆盛见此情景公然站出来,支持对手一派的木户孝允担任领袖“参议”。木户孝允坚辞不就,他要西乡隆盛也担任参议,否则就辞职不干。众人好不容易才说服西乡隆盛,在两人的共同筹划下,影响日本进程
的废藩置县终于顺利完成。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正在于以西乡隆盛为中心的一班志士仁人能秉持高尚的人格,摒除私念,奋不顾身地为国尽忠。
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首先会以自己的人格影响当时的社会。在新旧嬗递的时代里,没有坚强的人格力量支撑,负重者是难以走远的。洪秀全理政无能,又驭众无方,他手下未必没有明于英断之辈,然而被信念和信义感召而来的人并不多。洪秀全没有能力向这些人提供赖以维系的真正精神力量,在虚幻的“天国”梦想之下,他只能以利禄驱众。他滥封王爵之多之滥之乱,简直匪夷所思。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当王爷们多得无法以字面区别时,洪秀全干脆来个数字编号,以示区分。故而出现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类数字化的官爵,写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官制史上的奇观!他所开创的事业越来越大,而身边群聚的人却越来越小。这些草头大王拥兵自重,各霸一方,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不少文官武将只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动以升迁为荣”。其中有些暗藏的敌对分子,还在太平军中挑拨离间,煽动叛变,甚至与敌军暗通消息,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大的危害。他依靠这些利禄小人来办大事,岂有不败之理?
而西乡隆盛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魅力”。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为人当学司马温公(司马光),无一事不可与他人道。”努力要求自己大公无私,胸怀坦荡。他们都是领着一帮穷哥们起来造反,洪秀全登上宝座后,就与穷兄弟们渐行渐远,高高在上;而西乡隆盛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为了让穷哥们儿一起分享富贵,他宁愿自己放弃,起兵失败后从容自戕,无怨无悔。他将自己的俸禄用于抚恤武士家属,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行军作战,他坚持与战士们生死相依,不离不弃。所以,在中、下层人民的心目中形象尤其崇高。尽管他失败了,但后世的人们依然把他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象征加以推崇膜拜。
然而,洪秀全接受的传统教育及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土壤,决定了他骨子里不可能产生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他参加科举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这一目的一旦达到,他昔日严重压抑扭曲的心理瞬间得到释放、张扬,恨不能一夜享尽人间所有的荣华富贵。
南橘北枳发人深省
政治权威,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依据正义或伟大人格的感召力,产生具有高度稳定性、可靠性的政治影响力。权力与权威不同,权力使人顺从,权威使人服从;领导者需要权力,领导力更需要权威。它是领导者人望、感召、威信的综合反映。
很显然,洪秀全首先在人格信誉方面就远远不如西乡隆盛。西乡隆盛的传奇始于1858年与月照和尚的生死经历。月照和尚由于勤王活动为幕府所不容,避难于萨摩藩,为主张倒幕的西乡隆盛所收容。1858年兴起的“安政大狱”,新的萨摩藩藩主改变立场,悍然翻脸,命令西乡逮捕并流放月照。西乡屡次与新藩主争辩未果,无计可施。月照不愿连累西乡,乃伸头给西乡示意其砍下,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无怨无悔。西乡哪里肯在紧要关头卖友求荣。他从容无事,某夜与月照泛舟于锦江湾,对饮高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蹈海自尽。西乡被幸运地救起,月照被淹死。大难未死的西乡继续为维新事业而奔波,数年后,他逐渐成为萨摩藩最具实权的人物,并完成了月照生前未能实现的倒幕维新大业。
任何国家的道德思想理论,都是其民族自身专有的遗产。在日本历史上,对武士道精神和“忠义”思想一直称颂不绝,武士道精神与“忠义”思想也根植于日本国民土壤之中。因此,日本历史上的武士,作为政治权威,在武国理念的指导下治理国家近700年;作为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影响日本文化的构成及走向;作为理想形象,直到现代依然是日本国民效法和崇拜的对象。西乡隆盛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所以无论成败与否,他都得到日本人的由衷敬畏。
鲁迅先生曾不无愤慨地揭示出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一面:“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器叛徒的吊客;观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事实上,洪秀全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而且每到革命事业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动摇退缩,逃之夭夭。
刚刚进入广西传教之时,事业开展得很不顺利,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回广东老家继续当他的私塾老师去了。三年之后,当得知冯云山没有离开广西,而是继续在那里传教,并且已经发展了3000多名教徒,他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捣毁当地香火很旺的甘王庙,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云山,又跑回老家待了一年半。等冯云山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又回到广西。
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说都是误打误撞,他的投机心理与农民式的狡黠在起义之初随处可见:“从创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参与繁杂艰苦的具体事务,而是沉醉于制定规矩、讲究排场、编造神话、神化自己。所有政务,先是委之冯云山,后是委之杨秀清。他既没有操作具体事务的才能,也没有那种耐心和毅力。”洪秀全固然有其非凡的一面,但他始终缺乏一种企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这是他执迷不悟的缘起,也是其最终失败的根由。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不同人格,反映了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诸多方面。其间折射着各自国家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近代以前,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入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历史学家雷海宗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为“无兵文化”,就是指中国文化中“尚武”精神和“武德”的消失。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文武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偏熏文德使人文弱、柔佞、阴险,只知使用心计、欺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两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都是文德畸形发展的产物。也许我们可以说,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差距,某种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家文明输给了刚健的武士道精神。
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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