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4年,吴梅村的心头响起了一个千古诘问:仕,还是不仕?
10年前的吴梅村是没有这种矛盾挣扎的,再往前推10年,不但没有,而且还春风得意、风光无限——22岁中举,23岁会试第一,继而又在殿试上成为榜眼,祟祯皇帝还朱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以示褒扬。得知他还没有成婚后,崇祯又特地恩准他回家成亲。
因为有崇祯皇帝的青睐,吴梅村的仕途好像是坐直升机一样一路飙升,刚刚30岁便由九品小官戴上了四品的乌纱帽,天下人莫不艳羡。但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幸运都交给一个人享用,用现代的话说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1644年三月,吴梅村的人生和他所处的朝代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崇祯自缢于煤山,存在了270多年的明王朝大厦,在满族人的铁蹄和李自成的刀剑中轰然坍塌。一个朝代结束了,而这个受惠于浩荡皇恩的才子,又该何去何从?
其实,世人已经给他指出了三条路:一是像投身虎丘后溪的徐汧、绝食的文震亨一样自杀殉国,这条路可以说比金光大道还“溜光”,因为吴梅村身受的皇恩太浩荡了,几乎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二是像陈子龙一样拉起一干人马啸聚山林,反清复明;最后一条路比较温柔一些,就是像顾炎武一样归隐山林,终身不仕,最起码不去“仕”满族人的朝廷。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吴才子在经过10年深刻的思想斗争后,做出了决定:做一个不耻于世人的贰臣。
1653年秋天,在顺治“诏起遗逸”和两江总督马国柱的荐举下,吴才子羞答答地来到北京,授秘书院侍讲之职,也就是充修太祖、太宗圣训,做做教育和文字整理工作,最后做了个国子监祭酒,也就是大学校长,从四品,比他在南明小朝廷的职位还低了半级!
四年之后,吴梅村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和贰臣名声带来的巨大痛苦,于顺治十四年(1656年)二月,以亲人生病为由辞官南归。
这一年他48岁。他本以为辞去庙堂,回归乡野可以让心灵宁静下来,但“一失足成千古恨”,沾染了污泥就再也无法洗刷干净,贰臣之印已深深烙在了他脸上。从此,吴梅村的灵魂就在水深火热之中打滚。
《丹午笔记》中载,复社生童五百人于虎阜千人石上会课,请吴梅村执牛耳。次日清晨,吴欲览游,步至千人石,见有诗题壁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不仕清兮不仕明。只有娄东吴太史,一朝天子两朝臣。”吴见之,废然而返。这件事对于敏感而良知未泯的吴才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与嘲讽。
顺治十八年年初,顺治皇帝驾崩,吴梅村无意中卷入了“哭庙案”。清廷将金圣叹等18人问斩,江南大地笼罩着一片血腥之气。吴梅村花了大把银子疏通赎买,才得以摆脱干系。这期间,他的母亲和女儿相继去世,亲家因贿结内监,被籍没家产,流徙盛京,后来死于他乡。这一连串的变故,让他觉得“万事忧危”、“心力俱枯”,以至于临死都在哀叹“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
其实即使吴梅村当时没有以死殉国,国人对他还是理解和宽容的,毕竟他是难得的大才子。在他沉寂的10年中,在“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的日子里,他冷眼旁观吴三桂,写下的“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圆圆曲》)等千古名句,至今让人吟诵。在去清廷应仕之前的那年春天,他还被推举为复社宗主,当时有千余人前来赴会,可见吴梅村的威望之高。但是,在应仕清廷之后,他的威望和人格一落千丈,萎地成泥。
史载,吴梅村自幼体质不佳,“素有咯血之证,每一发举,呕辄数升,药饵支持,仅延残喘”。身体的赢弱决定了他性格的懦弱,人格的缺陷又导致了他生命的缺憾——患得患失,举棋不定,就这样一步步深陷命运的泥淖。
这种性格在他的恋情中也有深刻的体现。
1643年,吴梅村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但他没有立即赴任,而是浪迹江湖,出入青楼。就在这个时候,“善诗文、工书画”的卞玉京走进了吴梅村的视野。
卞玉京勇敢地向吴梅村抛出了爱情绣球,然而,吴梅村却没有勇气承接,因为是奉旨成婚,他只能“长叹凝睇”,“固若弗解者”。7年之后,吴梅村在常熟钱谦益家得知卞玉京也在尚湖寓居,急欲求见。卞玉京姗姗而来,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又称“旧疾骤发,请以异日造访”。咫尺天涯,吴梅村黯然神伤,挥笔写下了四首著名的《琴河感旧》诗篇,其中“春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怜卿。记得秋夜横塘好,玉钗恩重视前生”,写出了无尽的思念和怅惘。
他们再度相逢是在1651年的初春。那时卞玉京已遁入空门。两人在一叶小舟上互诉衷情,娓娓诉说南明灭亡之后的飘零身世和悲惨遭遇。在卞玉京如泣如诉的琴声中,吴梅村写下了《听女道人卞玉京弹琴歌》的长诗,其中的伤感和悲怆,让人不忍卒读。
自此两人星散,再未谋面。纠缠了近半世纪的恋情,终因吴梅村的畏首畏尾无疾而终。
在政治上,他心猿意马,进退失据,耐不了寂寞,又受不了挫折;在爱情上,他爱不敢爱,恨不敢恨,来的时候不敢接,走了之后又频频回首;在生活中,他体弱多病,又自视甚高,在选择时犹犹豫豫,在该决断时患得患失。所以,他只能在现实风雨中苟延残喘,在精神世界里首鼠两端,在永无了结的追悔中悲叹,失去了尊严,蚀尽了风骨。以至于他评介自己的一生时,发出了凉入骨髓的叹息:“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
康熙十年(167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63岁的吴梅村永远告别了这个苦难深重的人世。王士稹《池北偶谈》中载,吴梅村在病重时曾写书自述说:“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最后,他叮嘱家人,死后将他敛以僧装,葬于邓尉、灵岩附近,墓前立一圆石,日:“诗人吴梅村之墓”。他觉得自己死后或许会再见到崇祯和顺治两个皇帝,穿明朝或清朝官服都不合适,只有僧装才能避开“贰臣”的嫌疑。
即使死,吴梅村都是那样首鼠两端——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所有的荣耀或罪孽,所有的恩怨或情仇,所有的快乐与苦难,才可以一笔勾销。
编辑/石用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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