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伟勋

　　一

　　越王勾践死里逃生，艰辛备尝终成霸主；周幽王沉湎酒色，国破家亡，成了遗臭千古的著名昏君。从刘汉、李唐到元、明、清，哪一个开国君主不是生于忧患?哪一个亡国之君不是毁于安乐?事迹凿凿，示意昭昭。所以，有识之士无不把盂老夫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至理名言，不时提醒自己。安乐之所以能致人死，用一句俗话讲，因为它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能让人在没有痛苦没有畏惧，而且是在心荡神怡的舒服心态中，“自觉自愿”地奔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安逸享乐离不开酒色财气。财是基础，气是权势，酒是饮欲，色是情欲。其中尤以色欲为甚，它常常是抓权捞财的潜在动因。在安乐日久而又没有有效制约，以及“食色本性”的本能驱动下，一朝权势在手，日日盛宴夜夜歌，看不够的秀色，饮不完的美酒，听不尽的阿谀逢迎，收不完的礼——在这种高温腐蚀缸里日复一日地泡着，泡久了，多硬的骨头也泡酥了，再坚强的意志也泡成汤了!

　　安乐是如此厉害，所以用“安乐”为手段致敌死者，不绝于书。史载，孔子在鲁国当了大司寇兼丞相后，很快便把鲁国治理得路不拾遗，人们安居乐业，文明经商；男女分行，礼让成风。齐国见鲁国崛起，十分紧张，怕首先遭兼并。有人主张献地求安，大夫黎锄说不忙，先设法阻遏其发展看看，不行的话再献地不迟。他劝齐王选出80名美女，让她们穿上极其艳丽华美的服装，教她们学会令人心荡神怡的“康乐舞”，外加30匹文马，送给鲁君。

　　此计果然见效，鲁君一看就迷上了。孔子见此情状，道：“女人厉害呀!她们的嘴能离间君臣，能败坏国政。我这个官不能当了，走吧!再呆下去就危险了!”于是，他挂印下岗，雇了车，带上徒弟，饥一顿饱一顿地周游列国另谋高就去了，而鲁国则很快便衰败了。

　　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一向把邻国饱经患难、自强不息而居尊位的人，视为可怕的对手。楚国大将子玉力主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楚王说：“晋侯因遭骊姬谗害，在外逃难19年，什么艰难险阻他没遇到过?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见识过?他遭受那么多挫折，受了那么多罪，已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能很好地对待他的子民。这样的人，老天都会帮助他!我们与这样的人为敌，是要失败的!”子玉不听，结果惨败。

　　勾践卧薪尝胆，亲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人，其夫人也自己织布做衣服，伍子胥听说后大为震惊，寝食难安。他一再对只重视齐国而轻视越国的吴王发出严重警告：“此人不死，必为国患。”认为齐国是疥癣，勾践才是心腹大患，并力劝吴王趁勾践还没有强大，赶快彻底灭掉他。吴王不听，结果终于被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彻底打败，落了个被俘自杀身亡的可悲下场。

　　忧患是灾难是坏事，但若正确对待，它会成为砥砺人才的极其可贵的宝石。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们全都是惨遭迫害、屡罹忧患后，成为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光辉人物。司马迁自己不也是在遭受了屈辱的宫刑后，才发愤写出了光耀千古的巨篇《史记》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确是富有哲理的结论!

　　二

　　忧患能造就人才，但绝非人人经历过忧患都能成材，只有那些有理想有抱负而又自强不息的人才能成材。安乐会致人于死地，但安乐也绝非可以致所有身处安乐的人于死地，能防患于未然的明智之士也还是有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的全句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可见，安乐会不会导致灭亡，是有前提的，即：国内没有深明法度以法治国的士子，对外敌不防患于未然而松懈麻痹、苟且偷安，不肯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才是一定要灭亡的!如果有“法家拂士”治国，又能发奋图强力戒安逸，自然就不会灭亡了。

　　孟老夫子的这些话是就国家说的，对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生于安乐而又避免安乐之害不是命定的、不可改变的，事在人为。

　　《国策》中载，战国时期，秦国来打赵国，赵向齐国求救，齐要赵以长安君为质。当时是赵太后当政，长安君是她老人家最疼爱的儿子，她哪里舍得?于是，她怒斥众人道：“谁再想来说服我，我就唾谁!”最后，老态龙钟的触龙慢腾腾地来了。他先从彼此的健康、吃饭怎么样说起，后来谈到，老了之后唯一不放心的是小儿子，想死前在宫里为小儿子谋个差事。赵太后很好奇，问他：“男人也爱小儿子?”“嘿，比女人还厉害呢!”触龙接着说：“我看您爱燕后比爱长安君深多了。”赵太后不解，触龙解释说：“爱谁不爱谁，要看是不是为他做长远打算。燕后出嫁的时候，直到她上了车，您还抓住她的脚哭。祭祀时还祈求她不要回来，让她在那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世世为王，不是吗?”赵太后点头称是。

　　触龙又说：“三世以前，赵王子孙没有为侯的，不光赵国，其他国也没有传及三代的。这叫近者祸及自身，远者祸及子孙。并不是君主、诸侯的儿子都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位尊而无功，俸禄优厚却不做工作，还让他们身居要职而挟重器的结果。像长安君，您给他那么高的地位，又封以最富饶的土地，还让他管那么多要害部门，而不让他为国建功立业，一旦您不在了，长安君还能在赵国呆得下去吗?所以我认为您爱燕后胜过爱长安君!”赵太后恍然大悟，立即决定派车百乘送长安君去做人质。

　　孟老的法家拂士治国与居安思危的主张，以及触龙对如何正确对待君主子弟的主张，都抓住了封建时代防止因安乐而致亡的重大的、根本的问题。然而，孟子和触龙所处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那时的经济结构简单，主要的农业附有少量的手工业、商业。孟子与触龙的办法，遇到能听得进去的君主，可以管一阵子，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毕竟是个人专制的时代，人在政在，人去政息，因此，由忧患崛起到安乐亡国的循环往复现象，就成了难以摆脱的血腥怪圈。

　　三

　　“死于安乐”这一警告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当然有，尤其对于脱胎于旧制度、旧体制不是很久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样的国家，总是难免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旧意识与旧体制的残余与影响。而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影响之一就是特权意识，以及由于体制的缺陷，由这种意识导致的特权阶层实际上的存在。

　　所谓特权，主要表现为用人权以及对财与物的支配权。当个人享有超越体制的个人专断权力的时候，特权就出现了，腐败也就会跟踪而来。这如同蝇趋腐肉、蛆拱败鱼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在有特权存在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与公正，所谓群众监督之类，往往就成了纸上谈兵的表面文章。

　　防止安乐恶性演变的关键在于消除任何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特权，在于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在于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切实为民所用，为民所享，唯其如此才是釜底抽薪、塞源断根的治本之策。为此就需要通过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新经济所呼吁的新的管理体制，以完成历史所赋予的这一使命。

　　编辑／石用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