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辉

　　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踏上了贬黜江州之路。

　　秋雨过处，千山皆润，万木如染，人行其间，如在画里。可惜，这样的情境始终不能令白居易郁结的愁肠稍有舒展，他的心情，依旧沉浸在谪官的苦闷中……

　　唐代的交通网络较之前代，有了全面的发展。更兼数代经营，开拓、修筑甬道、山路以为完善，时人便生起了“行旅无山水之患”的感叹。但对于迁客而言，远涉数千里的行路终究是一种艰辛的穿越。据考，自长安城往江州，约略应经商州、邓州、襄州；自襄州东南往随州方向再穿越安州、沔州、鄂州、黄州、蕲州，最终方抵达江州。全程途经京畿道、山南东道、淮南道及江南西道等四道九州，约略四千里。兼之唐制对于谪官赴任的规定严苛，要求其“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所以此行的繁苦可以想见。

　　除却行路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来自精神上的压力。

　　白居易左降江州实系蒙受不平之冤，由宰相武元衡被刺一事而起。

　　唐代藩镇之患由来久之，后来“(方镇)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廿二史札记》)，以致发生了淮西吴元济之乱。于是，朝廷委任宰相武元衡负责淮西用兵诸事。面对大兵压境的形势，吴元济遂向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告急，以求党援。二人深知若淮西败陷，自己的处境亦将困顿，于是数次上表朝廷请求赦免吴元济，但宪宗一概不从。

　　淮西的胜绩，令王承宗及李师道惶惶不安，有养客再献计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二人亦以为此计甚是，遂遣刺客入京，伺机刺杀武元衡。

　　元和十年六月，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身亡。闻此噩耗，百官动容，以为朝廷之大辱。当时，身为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义愤难抑，上疏论武元衡之冤，亟请捕盗，以雪国耻。不料，上疏之后，“执政(者)恶其越职言事，(将之)贬江州刺史，追改江州司马”。

　　左赞善大夫系东官属官，先于谏官言事虽说不合体制，但罪不至贬，况且宪宗对于缉拿凶手一事，态度明朗，愤然下诏拿捕刺客，并许以能获贼者，赐钱一万贯、赏五品官，有官则超授，“敢有藏匿，全家诛戮”。

　　由此可见，白居易江州之贬，并非朝廷因苟且或欲行“姑息之政”而迁怒于他，实系他因。故而，后世学者论及此，多指为妒者构陷。

　　《新唐书》中载：“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霎时)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意思是说，因宰相以居易出位言事而不悦，素恶居易者闻此喜不自禁，迅速上章攻击。

　　关于其事，白居易尝自述本末。当时众人责问他道：“(对于宰相被杀一事)丞郎、给舍、诔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这话说得极端刻薄，未闻责人当以官阶大小、职掌近疏来排序忧国之先后的，这岂非成了忠君有罪，忧国有罪了吗?故而，闻此责问，白居易发出了“赞善大夫诚贱冗耳”的激愤之语。

　　素恶居易者虽讥其狂妄，但他们亦深知以此罗织罪名，反倒长其声名，令白居易博得忠君爱国的时誉，于是，他们便构设了一桩“不以此为罪名”的罪名，即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竟然“饶有情致”地作起《赏花》、《新井》诗来，这显然是大不孝。

　　对于此构陷，白居易百口莫辩，郁恨难平。

　　与此同时，为了取宠宪宗近臣、大宦官吐突承璀，与白居易原本交情不错的中书合人王涯继而上疏称“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再度将之追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的受黜，与其说是因谏罹祸，倒不如说是贞元、元和新旧两派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牺牲品。唐代党争与文学关系密切，当时许多著名文人如韩愈等人的仕途、荣辱都受到党争的影响。这一次打击对白居易影响深远，以至于其后思想、性情皆有所变化。

　　最终，白居易蒙受“有亏礼教”的丑名，默然离京。面对着贬谪江州的结果，他心潮起伏，昨为近臣，今作迁客，真是“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送别时，唯挚友李建一人。

　　白居易于七月下旬离京前往江州，行至望秦岭时，他回望夕阳下的长安，不觉怅惘，于是书就《初贬官过望秦岭》一诗：“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事实上，七月下旬正当暑日，然而诗中却称“无限秋风吹白须”，可见诗人的衰颓之象，其心情在迢迢的行路间，变得越发恶劣。

　　至襄州后，改行水路。舟行间，白居易的心情更加黯淡，对友人的怀念也变得浓重。他在寄元稹的信中题写“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又云“生当复相逢，死当从此别”等语，对友人的珍重及前途的惶恐尽显字底。如果说之前，他是愤忿、怨恨的，而今辗转的贬谪却令他气沮和悲观，甚至升起了此行将作永绝的念头。

　　入夜，冷冽的江风敲打着舱窗，湍急的江流叩击着船舷，令人心生惶惑。白居易辗转不能眠，复起掌灯。昏暗的灯影下，他身形飘忽，似乎随时将为这无尽的夜色所吞噬。他感觉自己如这小舟一般，被遗落在棱棱夜色间，茫茫江水中，幸得这荧荧烛火以为温暖。他叹息着，不禁思想前事，恍然如隔世。

　　唐代士人盛行干谒投献诗文之举，以期博得显贵或名重者援引、揄扬。贞元年间，白居易尚是少年时分，便工于诗文。他曾怀诗稿谒见著名文士顾况，顾况对眼前这位少年并不重视，见其名为居易，更是戏嘲道：“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然而，当他翻览居易诗卷，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不禁抚案而叹：“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唐才子传》)从次之后，白居易诗名远播。

　　作为一个文化人，“学而优则仕”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追求，白居易亦不例外，他“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其后更是“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

　　寒窗的寂苦令他“口舌生疮，用肘成胝”，甚至于既壮却赢弱，未老而齿发衰白。当然，勤励终有所酬，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应宣州乡试，中试。次年，他赴长安应试，又一举及第。在参加拜谢座师、参谒宰相及曲江宴集、慈恩寺题名等一系列仪式和活动之后，白居易辞京东归洛阳。那一刻，他的心情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觉得自己如高翔的飞鸟，有无垠的天空任由翱翥。

　　贞元十九年(803年)，白居易由吏部铨试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所司乃校勘宫内所藏典籍诸事，官秩止正九品)。他在长安常乐里租赁了故相国关播私宅的东亭子以安居，亭内有丛竹，枝叶繁茂，“日出有清荫，风来有清声”。兼之生计宽裕，“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于是自喻为“日出头未梳”的懒慢者，“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在京师名利之场，衣食俱无虞，风月时人怀，能有如此惬意的生活，白居易甚为满足。

　　由于校书郎职轻事闲，故而居易此后数年的生活，便是在“慵慢疏人事，幽栖逐野情”中

　　度过。贞元二十一年夏，居易校书郎秩禄已满，与元稹一同徙往华阳观居住。其迁居目的或有三：一是有远寓政治漩涡的想法，二系经济上的原因，居易有诗称“芸阁(代指秘书省)官微不救贫”，故而前往华阳观，有救贫之考虑，三者是华阳观环境清幽，是读书绝佳之所，可备应制举。

　　这一期间，白居易闭门累月，细致揣摩时政之利弊，提出施政之主张，构成“策目”75门，内容包括倡议朝廷顺应民意，“以百姓之欲为欲”；斥责“君上之不能节俭”，并言称百姓“衣食不充，冻馁并至”皆系“财产不均，贫富相并”所致等，最终要求遏制奢欲、禁止土地兼并、裁冗节支等。

　　就在白居易借居华阳观读书制策之际，朝廷发生了震撼当时的“永贞革新”。此系进士科第出身的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二王八司马”集团，抵制同宦官、藩镇相勾结的士族官僚集团的斗争，其目的在于“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尽归之朝廷”(《十七史商榷》)。这样的政治改良运动，自然容易引得士人，特别是怀抱政治理想士人的赞誉和支持，白居易正是如此。

　　变革之初，白居易尝上书新任宰臣韦执谊，寄望新相能把握“有其位，有其才，有其时”的际遇而“行大道，树大功”。

　　然而，“永贞革新”短短数月即遭扼杀。改革的支持者唐顺宗被迫内禅，不久遇害而亡，即位的唐宪宗本在阉寺藩臣翊戴下登基，虽然在唐诸帝中，他称得上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但于此事却是“仇视其父所用之人”，参与革新的诸人相继被远谪荒瘅之地，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更是“纵逢恩遇，不在量移之限”。

　　无论是对革新者在政治上的认同，还是对革新者在情感上的认同，都促使白居易自觉地站在了革新者的一方。有感于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居易在《寄隐者》诗中率先表达了同情。诗云：“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问，宠辱在朝暮。”其后，更有“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诸句。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应制举再度登科，入乙等，但因其对策语直，不得为谏官，故而授为周至尉。对于科场的三战三捷，白居易甚是矜负，谓“中朝无缌麻之亲，迭官无半面之旧”，然而十年之间，三登科场，称得上是睥睨当时。除了举业的成就外，几年的仕宦亦令其对政局和社会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周至位于长安西南约130里处，赴县尉之任后，白居易对于现状并不太满足，他称“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更有“我厌宦游”之句。然而，周至县尉的经历，却促使其写实、讽谕风格的形成，他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给予足够的关注也正是发端于周至尉之任，如期间所创作的《观刈麦》等诗，饱含着对农人的同情和怜悯。

　　三年后，朝廷拜授其为左拾遗、充翰林学士。二职均系天子近臣，拾遗系言官，阶卑而职重；翰林则是清贵之选，故而他自矜道“擢在翰林，身是诔官”。此间，他焕发着高涨的政治热情，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事实上，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所为有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他那锋芒尽展的直刺早为许多人非是，他的不惧自然会招来他人的不喜、不快，甚至到不容的地步。

　　“闻《秦中呤》，权豪近贵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则执权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他算是遍树政敌了。然而，虽有所虑，他却坚定地认为这正是其“擢居禁职，列在谏官”的本分。他甚至在殿上论执强鲠，与唐宪宗不休地争辩是非，且称“陛下误矣”。居然敢于逆龙鳞，这确实有初出茅庐无所畏的精神。闻此，宪宗勃然变色，谓左右道：“是子系我亲自拔擢，胆敢待我如此，实在令人不堪忍受，必将其逐出朝廷以解此恨。”幸得臣僚进言疏解，方免于难。

　　获罪并非皆由直言，但是直言定然获罪。

　　白居易的仕途在其左拾遗之任已然出现危机，故而秩满后，他既未得以优拔，亦未能循例转升，而是由内官转为外官，授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职掌州府之户籍、徭役、赋税诸项，官阶为从七品下。这较之左拾遗一职，自然是低微了许多。此间，白居易虽然一再‘自勉自励，称“浮名及虚位，皆是身之宾”、“苟免饥寒外，余物皆浮云”，然而，再度遭逢不平的失落、愤懑，却依旧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最终，他以言获罪，“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贬往江州。

　　44年来，最令其得意处，莫过于三登科第；最令其自傲处，则是在授周至尉后“志在兼济”的十年。然而，抚今追昔，执著以求的前事不过槐底之梦，那一腔济世的愿望也渐而苍白起来，无法再支撑起他脆弱的精神。

　　江风将驿船吹往湓口浦渡口时，江州双华表已人眼帘，耳中则传来喧喧人语。

　　此际，江州刺史崔能率众佐官出郭相迎，这令身心俱疲的白居易稍有些慰藉，不由地感动于刺史对自己这个左降官的优容。此后数年，二人相处欢洽，以至于白居易甚至将崔宅作为“销忧”的好去处，但言：“从此浔阳风月夜，崔公楼作庾公楼(庾公楼亦名玩月楼，位于湖北鄂城，所纪念正是庚信不拘礼数，平易近人)。”

　　江州带给白居易的是一种全新的景象，不仅物产丰饶，“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唐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更兼风物喜人，匡庐之胜境、陶潜之遗景；而“湓鱼颇肥，江酒极美”，花木繁盛，桂树、修竹、白莲花诸“贞劲异秀者”，虽宫囿亦不可多见。

　　然而，纵是如此，每当夜闻砧声，白居易还会起张翰之思，似乎那杵砧声声敲在了他的心头。除了对故园的怀想，更令他伤怀的，则是远逝的初恋，那曾是“使其最为痛苦者”。

　　一位名为湘灵的女子，曾带给白居易无数的感动和无限的幸福。他们的相恋或可追溯到二十余年前，在白居易的眼中，湘灵是个胜似天仙般的人物：乌鬓、黛眉、粉面；青纱、红妆、白袜，凡此皆可爱。于是，黄昏时花荫下，满月夜长亭间，二人如影随形，胶漆莫分，有琴音共谱，有玉坠互赠，有绣帕相遗，有拈香以祝。情浓处，居易祈愿“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然而，这一份长达十余年的真挚情感并未得到世俗的认同，年岁越长，二人“结终始”的希望越发地渺茫。因门第关系，“居易与其女友虽相恩爱，但不敢公诸其母”，自然也就谈不上结为连理。最终，“深笼”与“利剑”断绝了这一段维系了十余年的深情，居易痛心潜别，不得哭，不得语，只能掬一汪清泪以为作别，“彼此甘心无后期”。称“甘心”时，却是最不甘心，这一份刻骨的恋情，令他终身记挂。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居易当属风流人物，他为家中所蓄二伎作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句，至今仍为文人津津乐道。然而，当我们知道发生在诗人身上的这一刻骨铭心之苦恋时，似乎为他的一些行止找到了凭借。

　　事实上，唐代风俗文化具有开放、奢靡、胡化、务实四个时代特征，即朱熹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驰男女之防、疏贞节之念均根植于士大夫之间，因此，唐代社会对于娶妾持中和态度，并不以为是堕落

　　的象征。所以，白居易蓄伎是时代的反映，我们不必独独菲薄于他。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直到元和二年(807年)他36岁时，还是孑然一人。据考，唐代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约为26岁，更兼在以开放作为特色的时代，居易的迟婚，实在可以理解为心有牵念。而这一份牵念既无以闻于家人，又不能白之周围，只能对一两个知己倾诉。但是，知己无法终日重复地听取一段絮絮的怀想追恨，所以，最终依旧是自己来承受这蚀骨的相思之痛、潜别之疚。于是，当他每每以伤春或醉酒以遣孤寂时，我们便触及他那一缕挥散不却、剪除不尽的对初恋的相思，以及自我放任中抱以的自责。甚至有人认为，千古绝唱的《长恨歌》，在叙述李、杨爱情悲剧时，不自主地剖白了作者对于湘灵及二人情感的追逝。所以，后世有谓居易为“无行文人”的厥词，实在有悖于历史事实。

　　数年后，忆及往事，居易依旧无以释怀，低吟着“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欲忘忘不得，欲去去无由”，“我有所思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之句，诗未毕，已是满襟清泪。

　　除了思乡和念人，伴随他的，还有谪官的苦闷。

　　江州司马的职事，在白居易眼中，只是一个“无言贵，无事忧”的闲差，他自云“官舍悄无事，日西斜掩门”，以至于衙署内杂草蔓生，一派寂寥之象。枯守在堂内，但看青藤攀上院墙，嫣红卧归尘埃，最终，黄昏立在了檐角。欲言则无人，只能以老庄聊遣时日，排解孤独。

　　从他在江州任上所创作的诗歌来看，他总是自许为倦鸟、涸鱼，这令其心绪如秋，两鬓若雪，渴望着万缘摆落，寄身茂树、清源间，作幽人、野夫、沉冥子。

　　在自编诗集之时，白居易既对诗文表现得自矜有余，却也留下“世间富贵应无分”的自伤之句；在寻迹陶潜旧宅之中，思想前贤的抛弃荣利、老死丘园表达出拳拳追随之念；在登临西楼之际，对一轮夕照，则抱以“家书何处传”的凄楚之感；在过访元十八溪居之后，对主人隐居的生活，甚至款客的酒食都心生艳羡，自叹弗如。

　　凡此种种，都纠结着他谪官失意的情结……

　　在江州的次年，白居易题下《琵琶行》一诗，这首诗名动千古，历来粗通文墨者俱能歌咏数句，最著名者不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句。对于琵琶女是否真实存在，后世多有分歧，但终究承认此诗的寄托遥深，“乐天之意，直欲抒写天涯沦落之恨尔”(《容斋随笔》)。

　　然而，诗的主旋律——同是天涯沦落人，除了抒发迁谪失路之感慨，白居易是否在诗中赋予了更多的寄托呢?

　　与居易同时代的女乐人刘采春，曾作《啰嗊曲》：“莫作商人妇，金钱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采春以“莫作商人妇”铺陈其说，居易《琵琶行》亦借商人妇之遭遇以抒怀，是否表明他是以商人妇自况昵?是诗有“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之句，实是对其少年名振、三登科第的追溯；而“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之句，则是比拟君恩不再，远黜江州；“去年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之句，更是影射仕途辛酸，愁苦百结；至于“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系孜孜不忘功名荣利的一种反省自诘，其后之“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则是对前路的新认识。

　　另外，元人马致远依此诗创作了杂剧《青衫泪》，谓白居易、裴兴奴(即琵琶女)江州相遇。《青衫泪》一剧虽谓小说家言，但亦可知后世眼中，多以为《琵琶行》本系居易托言坎坷的情事。这并非毫无根由，赋此诗的两年前，居易在往贬所途中，尝有《逢旧》一诗，其诗云：“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

　　据今人考，此系与飘零异地的湘灵重逢而作。当时湘灵年已四旬，依然未嫁。枯涩黯削的泪笔道不尽千言万语，终只书一“恨”字。然而，逢旧不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序曲吗?由此，我们可否以为《琵琶行》中纠结着白居易对湘灵的一份相思、一种愧疚的怀抱呢?

　　当黄昏时节，伫立高楼，浔阳的冷风吹皱了江水，吹扬了荻花，也渐而吹散了白居易阴霾的心绪。面对东去的不尽江水，他不禁思想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不仅谩留华表语，更负秦楼约，余下的路呢，该何去何从?又要做怎样的进退取舍?

　　冷风中，他追寻着答案。

　　一直以来，后世学者对于白居易思想由“兼济”转为“独善”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时间概念，或谓早在元和六年(811年)卸去拾遗一职，退居渭上之时；或由出佐江州而起；或至长庆二年(822年)，居易自请外任为界。其中又以始于江州之论从者甚众。

　　然而，如果称这种转变自江州而始的话，那么探察其生平，我们发现，白居易除却书写冤愤难抑的迁谪之情，他“兼济”的思想并未就此烟消云散。他一直关注着时政，关怀着庶民，在《放旅雁》、《大水》诸诗中，俱示其迹。前诗表达了对淮西叛乱未平的忧虑；后者则痛愤地批判了在“万人灾”的境地里，只知谋求“锥刀利”的船夫们，并以此引申为那些不恤人民困苦而乘机渔利的官吏。

　　窃以为，白居易“兼济”期间并不失“闲适”的咏叹。仕路的滋味断非一二定语便能概括，得意与失志总能令人焕发斗志或萌生退意。所以，在贬往江州前，他对唐王朝存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的感恩，故而略不顾恤一己的荣辱勇往直前，但也有“身虽世界住，心随虚无游”的人生理想，或者“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心”的落寞。同样，“独善”之中亦不乏“讽喻”的关怀。无论是俟罪，还是远黜，他并非甘于沉寂，政治理想也不曾泯灭，士风依旧挺立。

　　虽然左降江州之初，白居易每以屈原、贾谊自况，愤恨难遣，深以为自己运势“蹇剥”。然而，他对于屈原的精神与苦志，止于敬仰与认可的叹息，他表示：“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呤。”

　　既然他以为醒者苦，醉者欢，是否意味着他倾向于遗落世事、绝尘隐逸，以庄子、陶潜之放达作为人生选择呢?事实并非如此。

　　或许他曾于郁怨难平之时，动以引妻子入林壑，甘心老死云泉的念头，但他终究抱定“输赢须等局终头”的信念，以三日试玉、七年辨材相勉励。所以，对于庄、陶，也只是心羡之罢了，他又是将其作为信念冲突中，慰藉心灵的一方良剂、一席避所。他所寻求的，终将是糅合两种思想的一条新路，所谓兼具庄、屈两种成分的人生观。

　　他曾为自己的人生作过如是定义：“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并始终于此间徘徊与探索，以期能将二者调和施行。这便是“中隐”——走在仕与隐夹缝中间的一条道，最终在他身上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他不曾抛弃兼济的理想，也并未泯灭独善的心思，而它们的消长、取合全由环境所决定，所以，他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鲜活表现。他对于自己的诗文亦以此标准来进行界定和划分，最得意者，莫过于讽喻之作，而诸如闲适、感伤的篇章，他甚以为轻，在他看来，其功用只是“知足保和，吟玩情性”。

　　“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是对现实，对人生认识的另一种境界，又或者说是他对兼济与独善、仕与隐的自我诠释。

　　天将佳景与闲人，冥冥间将他与江州、与庐山联系在了一起。

　　庐山在江州治内，相传殷周之际，有“匡俗先生”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后羽化登仙，唯庐独存，故世人谓其为庐山，亦名匡庐。

　　白居易在江州的次年始游庐山，见山姿奇秀，以为甲于天下。更兼云水泉石，绝胜第一，便爱不能合，遂置草堂，并自题《草堂记》。迁入草堂后，他便于庐山交友访道，寻幽觅胜。庐山山高地深，时节绝晚，到孟夏，梨、桃始开，令人恍然如身处别一世界。这不禁令他深喜之，题笔书就《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监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此中”所蕴涵的，除却又揽春色的喜悦，是否还意味着收获一种渴慕久远的别样生活?如果说之前，他表现的种种泰然有掩饰成分的话，那么，而今之喜色，着实源于心底。

　　这一份从容，或者说是他认为的可以终老之地，恰恰是庐山赋予他的。正由此，他自得地称：“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何其优哉?

　　于此间，他还在对生命作着一种新的探寻，“但悲东郭千家冢，欲乞西山五色丹”。或许是身体的原因，他每每称自己方人壮年便显衰隳之色；或许是心态之故，“若不坐禅销妄想，既须行醉放狂歌”，他开始自觉地养气与炼丹，“深火炉前一盏灯”恰是其身心融于问道的体现。后世概括他“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乐其志”，可谓一语中的。

　　白居易自草堂建成后，山居多于城居，直至元和十三年(818年)春，在刺史崔融的催促下，他方离开庐山。岁末，朝廷诏令白居易为忠州刺史。忆及迁往江州时所作的“死当从此别”之句，这一刻，他则喜称：“生还应有份，西笑问长安。”

　　他整顿行箧赴忠州之任那一日，浔阳漫天的飞雪，庐山以别样之姿送他远行。而他，则对庐山，对草堂许以了“三年官满却归来”之诺。

　　也许正是在江州，在经历挫折磨砺后，白居易才渐而由激烈转变为“顺适所遇”，人生亦翻启了新的一页。而这一页，断然不是遍纸的颓唐，亦非无望的怯懦，而是中和。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