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真相早已被掩埋进那一堆堆废墟瓦砾之下，而曾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在悄无声中渐行渐远。只是孰好孰歹，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然而，最近历史学界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这就是大刮“翻案之风”：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刚刚为商纣王翻案，王立群教授就出来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脱责任，紧接着于丹师兄张志君教授又为秦二世喊冤……面对此番“怪象”，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是我们以前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出了问题，还是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有了新的变化?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呢?
三千年后看纣王
方方
中国人喜欢讲究一个“盖棺论定”，习惯于给人一个好或者坏的人生评价。而谈起历史上的暴君、独夫，恐怕第一个被想到的就是商纣王了——这几乎变成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了。从周武王公布讨伐纣王的檄文开始，直到现在，历史的时空变换了三千年，我们中国人就这么一代一代地沿袭着纣王就是纯粹的坏人的观点。而一旦有人对这样的观点提出哪怕是～丁点儿的质疑，就会有人跳出来说是为纣王翻案。
其实，说起为纣王翻案，钱文忠老师并不是第一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贤徒子贡就曾说：“纣之不善，不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而近代的学者顾颉刚更是撰写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指出纣王所谓的罪恶是历史流传过程中层累堆叠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传统下，我们现在人所看到的纣王的形象是经过了精心包装的，而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远望群山不见峰，朦胧只在雾云中。毕竟三千年过去了，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朦胧的身形而已。
翻案要翻成铁案
简超
对经典别出心裁的解释，对历史人物的新观点，一味视为颠覆和翻案，这种看法并不客观。我们应该肯定当代人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使用更加科学的认识方法，对古典和古人进行再认识，进行“立体扫描”，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如果不加区别地认定这些新元素新认识就是颠覆、就是翻案，那反倒是直指一代不如一代，直指社会退步。
翻案不怕，颠覆也不怕，颠覆要颠覆得有理，翻案要翻成铁案，要用科学的认识方法和严肃的认识态度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单纯为了名利的考虑，以读史一得之见抛出一个噱头论断，以断章取义的手法收哗众取宠的效果，那就会令人鄙视。而一些象牙塔里都不被公认的论断，小众里讨论一下也就罢了，却拿给媒体作噱头式的宣传，这就不是做学问，而是卖狗皮膏药了。
不妨多一些宽容
毕厚奎
对同一历史人物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是由于研究者身处时代、服务对象、占有史料、个人立场和认知程度等诸方面的不同造成的，动辄扣上翻案的帽子未免有点小题大做。对于大胆新奇的观点，不必忙于下定语，还是先检视一下其是否言之有据、有序、有理。只要是严谨地摆事实、讲道理，而非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邀名作秀，就不妨作为一家之言，姑且听之存之。那些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不正是因为有了众多异于官修史书的一家之言，才变得鲜活丰满起来吗?
对传统评价的颠覆，至少表明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氛围是自由的。学者能够保持独立的思维方式和鲜明的学术个性，深入地思考问题，认真地做学问，敢于怀疑一切，挑战权威，不人云亦云，更令人惊喜。
我国有漫长的专制史，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曾屡见不鲜。因此对今天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应倍加珍惜，对不同的观点甚至刺耳的声音要多一些宽容，不要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一副卫道士的样子。理应如西哲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翻案之风”可休矣
张维
今人刻意对有争议的古人进行开脱和翻案的做法可以休矣!今人即使拥有非凡的洞察力或思辨力，也不可能完全抹去历史厚重的尘埃，让千百年前的古人重新还原到当时的真实面孔。再说，历代附庸在帝王专制周围的一些儒生，他们毕生虔诚奉行的“为尊者讳”的信条，使他们为后人记载的历史早已丧失了应有的客观与公正。我们假设，若能考据历史真伪并求证到古人的本来面目，试问：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与思考?它又有多大的社会现实意义?我们不得不质疑，当前如此这般地为纣王翻案，替“焚书坑儒”开脱或给秦二世喊冤，是否成了某些人肆意猎奇和炒作的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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