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杨

　　他曾经是充满理想的韩国民主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和领导者，而现在，他却成了布满陷阱的韩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牺牲品。

　　半个月来，平民出身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围绕他自杀成因的文章和说法也是铺天盖地。在这当中，有论者认为，是儒家文化害了卢武铉，因为卢武铉深受儒家文化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他是用生命来阐释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表面看来，这种从文化层面分析事件成因的理性态度值得我们尊重，但仔细推敲，其观点也不无商榷之处。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德治”，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经世致用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东方世界的精神支柱。然而，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儒家的思想文化显然解决不了此起彼伏的贪腐问题。卢武铉的自杀，固然昭示其个人在道德上的一种自省，但这对于反腐和法制而言，即便不能说是一种失败，可至少也彰显了制度本身的缺陷。

　　况且，能够像卢武铉那样进行自我反省的贪官毕竟是凤毛麟角，儒家文化对他们来说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同样因贪腐问题遭羁押审查的陈水扁在获悉卢武铉自杀后，毫不掩饰地叫嚷，不会像卢武铉，要好好活着出去，看着害他的人得到报应。很明显，这是阿扁的一厢情愿，但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和传统道德对像他这样的贪官已毫无制约作用，而我们目前唯一能相信和依赖的只有法制这一现代社会基本准则。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强调的道德，不在于律己，而在于示人，而过高的道德要求，又会令人望而却步，导致言行不一的伪君子遍地皆是。

　　近日，一篇名为《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的帖子现身网络，发帖者自称是于丹伦敦行的翻译，说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英文版欧洲首发的行程中“不断换房耍大牌”、“呵斥助理”、“辱骂翻译”等“恶行”。消息经网络热传，四下哗然。虽然于丹随后进行了解释，但还是有不少网友认为，“学了《论语》的教授，不能理解与包容一个学生翻译，或者说她不能得到一个学生翻译的理解与包容(在该生智力正常并且与之无怨无仇的情况下)，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论语》的耻辱”。尽管此帖作者所称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但在实际生活中，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并不鲜见，而且这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礼崩乐坏的现代社会，儒家文化以及更为广泛的传统道德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回头再看卢武铉的贪腐案件，其合理的解决途径应是交由司法系统完成调查和最终的审判，然而我们在卢武铉的遗书中，显然没有看到他对问题的这种尊重感，短短几百字的遗书，以“历史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作结尾。但是历史将给卢武铉一个怎样的评价呢?

　　今天我们看到了卢武铉自杀背后的悲情，却因此而忽略了对法律和制度本身的关注。寄希望于陈水扁和其他贪官学习卢武铉的“耻感”，然后良心发现，道德自省，这无疑是一种幻想，也无益于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那相当于在目前甲型H1N1流感横行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甲型H1N1病毒自己灭绝一样，井非不可能，但是显然非常不可靠。